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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爲何坐視努爾哈赤在遼東崛起?探索明朝經略遼東的策略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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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1368年―1644年),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人建立的大一統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初期建都南京,明成祖時期遷都北京。傳十六帝,共計276年。明朝時期君主專制空前加強,多民族國家也進一步統一和鞏固。明初廢丞相、設立廠衛特務機構,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但同時也爲中後期宦官專政埋下伏筆。下面本站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明朝雖然最終是被李自成的農民軍所滅,但崛起於遼東的滿清對於大明的威脅和牽制同樣極爲致命。那麼,僅憑父祖遺甲十三副、將士數十人起兵的努爾哈赤,到底爲什麼能夠崛起,進而一統女真各部,而當時的明朝到底在做什麼,竟然坐視努爾哈赤於臥榻之旁崛起?

01.明朝經略遼東的策略變化

明末努爾哈赤的崛起其實並非偶然事件,從根本上來說算是明朝經略遼東的失敗,努爾哈赤之所以能夠崛起,其實就是明朝在長達兩年多年的時間裏,針對遼東女真部落一系列政策釀成的苦果。

明朝爲何坐視努爾哈赤在遼東崛起?探索明朝經略遼東的策略變化

明朝之所以將遼東納入統治,其實最初乃是軍事目的,乃是明初時爲了從東北對北元形成包圍態勢。

爲了鞏固對遼東的控制,改變當地少數民族居多、漢人較少的局面,洪武、永樂兩朝曾多次向遼東遷徙百姓,然而由於當時的遼東尚未全面開發,生存條件極爲惡劣,哪怕清朝時也長期作爲流放之地,因此少有百姓能夠真正紮根於此,移民政策收效甚微。

實際上,站在明朝政府的角度來看,對遼東實行內地一樣的統治其實並不合算,由於當地基礎條件太差,整個遼東也無法給明朝帶來多少稅收收入,但統治成本卻極高。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明朝對於遼東除了軍事層面的重視外,在民政方面的重視程度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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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民治成本太高,因此從明朝將遼東納入統治開始,便始終沒有在此設立管理民政的各級官府,而是全面實行軍管制度,即以軍事衙門統管民政。

最初,鑑於奴兒干都司的軍事作用,明朝對於遼東還算上心。但到了仁宣年間,隨着洪武、永樂年間的多次北伐,北元已經徹底崩潰,韃靼和瓦剌忙着爭奪草原統治權,已經很難再對明朝構成威脅,奴兒干都司的戰略作用開始下降。

由於當地少數民族人數衆多的原因,上至朝廷官員,下至黎民百姓,其實始終沒有將遼東百姓當成自己人來看待。因此從仁宣年間開始,明朝便放鬆對遼東的經略,開始推行“以夷制夷”策略,導致除了少數高級官員之外,很多遼東官員皆由少數民族的貴族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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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洪武、永樂年間的連年征戰,導致明朝國力損耗極爲嚴重,國家急需休養生息一段時間,因此從仁宣年間開始,明朝開始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對外呈戰略收縮態勢。

與此同時,由於朵顏三衛的時叛時附,導致奴兒干都司西部屏障盡失,再加上宣德五年(1430年)時右都督薛祿建議將邊境防務集中於開平一帶,放棄開平的前沿戍區,導致明朝對遼東的控制急速降低。

如上所述,明朝雖然一度將奴兒干都司納入了統治,但實際控制力極弱,再加上明宣宗以來的戰略收縮,導致明中期以後朝廷已經逐步喪失了對遼東的掌控,這給努爾哈赤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02.統治粗暴以致遼東人心盡喪

在古代,中原百姓和官員對於少數民族,總帶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因此正如前文所說,明朝上下對於以少數民族爲主的遼東,從未真正予以接納和認同。在這種心理作用下,明朝對於遼東的統治,可以說極爲簡單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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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以夷制夷”,在以少數民族官員統治當地百姓的前提下,明朝又對居於遼東的女真部落實行分化瓦解的策略,即所謂的“分其枝,離其勢,互另爭長仇殺”,以各種手段促使女真各部之間發生矛盾和摩擦,從而避免女真各部完成統一,對明朝構成威脅。

在這種大策略下,明朝對女真各部實行拉攏一部、打壓一部的策略,導致居於遼東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部之間時常爆發衝突摩擦,而即便是這三支女真內部的各部落間,也是矛盾叢生,造成“各部蜂起,皆稱王爭長,互相殘殺,甚且骨肉相殘,強凌弱,衆暴寡”。例如努爾哈赤的六世祖、建州左衛右都督蒙哥帖木兒,便是被阿速江等衛“野人女真”殺死。

在這種羈縻策略下,明朝基本確保了遼東女真各部落間的勢力平衡,從而使得自己的統治得以延續。那麼,如果女真某部出現了崛起的跡象呢?明朝的處理方式同樣極爲簡單粗暴,那便是以絕對實力對其予以清剿。

當時,由於建州女真距離明朝最近,受中原影響最大,因此在女真三部中一直比較強大,而爲了避免其凌駕於另外兩支女真之上,在宣德八年(1433年)、正統二年(1437年)、成化三年(1467年)、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五年(1479年)等年份,明朝曾對其進行過大規模征伐,且皆採取“可屠者屠之......盡滅乃已”的手段,以致建州女真“流離四散,其餘存者無幾”。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爲了解決遼東嚴重的財政赤字,朝廷下旨復徵山海關的商稅,《明實錄》有載,“詔復徵山海關稅,自中土出者,山海關收六分,遼東四分。自遼東入關者,遼東收六分,山海四分。每季委文官一員,督同守備官收稅”。

雖說官方的徵稅並不算多,然而以明朝當時的官場風氣,實際上徵收的數目卻遠遠不止如此。如果是在中原腹地,官員們恐怕還會擔心激起民變,而在遼東,官員們可就沒有那些顧忌了,因此當時徵稅份額之多,稅點關卡之密,是要遠遠多於朝廷所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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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在明朝的如此統治之下,可以說讓遼東人心盡失,不僅是女真各部,哪怕是遼東的漢人,對於明朝也是怨恨多於牽絆。正因如此,當努爾哈赤起兵並逐漸征服女真各部後,明朝在遼東的統治纔會迅速崩潰。

當時,熊廷弼便曾表示,“賊殺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則怨不絕口。賊遣爲奸細,輸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雖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動”。可見當時明朝對遼東控制之弱,以及遼東百姓對於明朝的怨恨。

03.明朝對努爾哈赤起兵的態度

萬曆二年(1574年),由於努爾哈赤的外祖父、建州右衛指揮使王杲由於頻繁襲擊明軍,被遼東總兵李成樑出兵剿滅。之後,王杲的兒子阿臺章京爲了替父報酬,又屢襲明軍,李成樑遂於萬曆十一年(1583年)圍攻阿臺章京於古勒城,結果因尼堪外蘭的叛變,不僅阿臺身死,就連努爾哈赤的父祖亦死於戰火。

前文說過,明朝對遼東實行羈縻政策,而尼堪外蘭便是明朝在女真中扶持的“自己人”。父祖被殺之後,努爾哈赤當即起兵,以爲父祖報仇爲名攻打尼堪外蘭,對於這種女真內部的廝殺之事,乃是明朝樂見其成的,對此自然不會插手,誰知尼堪外蘭在與努爾哈赤的交戰中卻是屢戰屢敗,最終部衆盡失逃入關內。

努爾哈赤此時的勢力極弱,當然不敢直接與明朝交戰,因此便嚮明朝索要殺父仇人尼堪外蘭。明朝最初並未答允,但眼見努爾哈赤已經逐漸起勢,而尼堪外蘭已毫無利用價值,遂不再對其進行庇護,以致其最終被殺。

明朝不僅交出了殺害努爾哈赤父祖的兇手,而且爲了對努爾哈赤予以籠絡,還於萬曆十四年(1586年)讓其承襲了指揮使職位。

努爾哈赤雖然與明朝邊軍有血海深仇,但他也明白此時不是明廷對手,因此立即便接過了明朝伸出的橄欖枝,而且表現的極爲恭順,對於明朝的吩咐那是絕對照辦,例如萬曆十六年(1588年)時動擒獲並交出了襲擊柴河堡的賊寇克五十。

即便是努爾哈赤在攻掠女真各部之時,對於明朝也是恭順有加,僅從現有史料來看,從萬曆十八年(1590年)至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的二十一年間,努爾哈赤便曾前後八次親自入京朝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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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是不是說,因爲努爾哈赤表現的恭順,明朝便對其肆意擴張充耳不聞呢?實際上並非如此。隨着努爾哈赤不斷擴張,勢力越來越強橫,他其實已經引起了明朝的注意,不過明朝此時仍然沒有直接插手的想法,而是繼續讓他們相互撕咬。

一方面,明朝大力扶持海西女真哈達部,用以牽制努爾哈赤,即使在哈達部領袖王臺死後,哈達部陷入內亂,進而被葉赫部趁機奪取海西女真大權的情況下,仍然沒有放棄這一既定策略,繼續扶持着哈達部領袖王臺的子孫。

另一方面,憑藉強大的實力,插手遼東事務,避免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例如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努爾哈赤攻打葉赫部,明朝派遊擊馬時楠、周大歧領兵千人進駐葉赫,努爾哈赤被迫退兵。又如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努爾哈赤打算一舉蕩平葉赫,結果再度因明朝的干涉而罷手。

實際上,讓女真各部火拼廝殺,本就是明朝的既定戰略。爲此,在努爾哈赤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的“古勒山之戰”中大敗葉赫九部聯軍後,明朝還以努爾哈赤保塞有功而特升龍虎將軍,賜印信、龍虎將軍劍。

努爾哈赤作爲後起之秀,在女真各部的爭鬥中原本並不佔據優勢,誰也沒想到努爾哈赤竟然能夠迅速幹掉烏拉部,而實力最爲強橫的葉赫部,竟然也被努爾哈赤迅速擊敗。恐怕就算是明朝自己也沒料到,自己玩了兩百年的策略,竟然失靈了。

04.彼時的時明朝到底在幹什麼

雖說努爾哈赤的崛起,與明朝對遼東的既定政策有關,但當努爾哈赤已經逐漸展現出一統女真各部,大有打破明朝在遼東佈局的情況下,明朝爲何仍然始終沒有做出反應,當時的明朝到底在幹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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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對於努爾哈赤崛起的關注程度不夠,的確有當時明朝自身的原因在。總的來說,明朝當時主要在做以下三件事。

1.明末黨爭。如果要追究起明朝滅亡的原因,黨爭絕對是最爲重要的原因之一,而明朝黨爭最爲嚴重的時期,正是從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開始的,在吏部尚書孫鑨、左都御史李世達和考功司郎中趙南星主持京察時,臣僚乘機徇私譭譽,結援同黨,導致大批大臣被罷免。

從這一時期開始,南黨和北黨之爭極爲激烈,時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說,“東林所至,傾動一時,能使南北交攻,角勝黨附”,之後在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又爆發了“僞楚王案”,結果一度導致內閣只剩下了朱賡一人。

在當時,大臣們忙着坑人,哪裏還有人顧得上遼東那片鳥不拉屎的地方,最爲可笑的是,李成樑罪證一大堆,最終竟然是因爲黨爭而遭到罷免,結果之後十年間,由於黨爭的關係,主政遼東者竟然先後換了八位,以致明朝對遼東的掌控是越來越弱。

而明朝的這種黨爭,從萬曆時期開始,一直延續到了崇禎時期,期間不僅東林黨、浙黨等各派大臣相互攻訐,更有閹黨充斥其中,以致朝廷烏煙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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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萬曆三大徵。從萬曆二十年(1592年)的寧夏之役開始,一直到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止,在短短的八年之間,明朝先後在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了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即平定蒙古人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抗擊日本入侵朝鮮的朝鮮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

在此期間,從萬曆十一年(1583年)至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明朝和緬甸之間也是衝突不斷。

要知道,從明朝中期開始,衛所制便已經逐漸走向了崩潰,導致每次大規模的戰爭,明朝都要抽調各地乃至土兵參與,在戰爭如此頻繁的情況下,明朝也的確沒有經歷再對遼東給予過多關注。

甚至由於萬曆朝鮮戰爭,明朝的薊江總督張國彥、遼東巡撫顧養謙等還上奏稱,努爾哈赤原系都指揮,祖父嚮導有功,本人忠於朝廷,且“勢最強,能制東夷”。應準其請,以便“制東夷”,帝從其奏,命授爲都督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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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淮亂遼。由於連年戰爭等原因,明朝當時的財政極爲緊張,爲了彌補國庫虧空,萬曆皇帝便派了很多太監去各地徵收礦稅,原本出發點是好的,但派往各地的太監卻以天子特使自居,無視地方行政機構,進而藉機中飽私囊、大肆斂財,以致各地民不聊生怨聲載道,而高淮便是其中之一。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尚膳監高淮到遼東開礦、徵稅,後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而高淮誣陷諸生數十人爲民變頭領,將之關入監獄。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前屯衛軍因爲高淮剋扣月糧、鞭打凌辱下級軍官和士兵起事,並宣稱“誓食淮肉”,後經一參將勸告方纔回營。到了同年六月,錦州、松山軍也發生譁變,高淮害怕被殺而逃回關內。

明代宦官劉若愚在《酌中志》中記載道,遼東“少壯強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

此外,根據《明世宗實錄》的記載,早在嘉靖朝時期,“各邊軍士卒,因官軍剝削,往往逃竄”、“遼東二十五年開原額軍士一十五萬陸仟九百餘名,今役止六萬餘名,其間,且多老弱”、“開原額沒兵馬五千,逃之大半”,也就是說明朝在遼東的駐軍,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原本的作用,即便想要遏制努爾哈赤,也根本沒有那個能力。

綜上,由於明朝經略遼東兩百年以來的策略,給了努爾哈赤起兵壯大的機會,再加上明朝當時內部的各種問題,以及明朝對遼東的既定政策和努爾哈赤前期表現出的恭順,導致對於遼東的關注度並不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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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僅憑父祖遺甲十三副起兵的努爾哈赤,最終一統女真各部,等到努爾哈赤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稱汗建國,並在兩年後以“七大恨”爲由起兵反明,明朝這才反應過來,然而此時的努爾哈赤已經從貓咪變成了猛虎,結果便是明朝在“薩爾滸之戰”後徹底喪失在遼東的主動權,再也武力壓制努爾哈赤的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