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歷史的發展，我們會發現，最高統治者的權力是在不斷加強，而官僚集團特別是勳貴的權力是被逐步削弱的。那麼爲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中國古代歷史上，有哪些改變普通人命運的發明呢?
一、從龜甲到竹簡
我們知道，商朝的文字是甲骨文，就是用刀在龜殼上刻字;周朝的文字是金文，即在青銅器上鑄就的銘文;春秋戰國時期逐漸出現了竹簡，篆書也便應運而生;漢朝時造紙術逐漸發展，終於可以用毛筆蘸墨在紙上書寫了。但直到此時，信息的傳遞還是隻能靠一份份地謄抄。等到隋唐時出現了雕版印刷、宋時升級爲活字印刷後，紙上的信息纔有了被批量化複製的可能。
那麼，一份信息是靠刻烏龜殼、燒大鼎還是手寫甚至印刷，對古代中國的制度變革有什麼影響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複製一份信息消耗的資源會直接影響到信息的傳播性，從而決定了到底什麼人、有多少人能掌握信息。
商朝的甲骨文的書寫和解讀權是被嚴格控制在統治階級手中的，只有國君和巫師纔有權力使用;而周人的金文就更比烏龜更加昂貴了——畢竟不是誰都能富裕到隨手拿出幾百斤青銅只爲寫幾行字出來。這個時候，文字的功能基本上被嚴格限定在祭祀等國家重要場合，能掌握它們的人也就可想而知——貴族，並且是比較高級的貴族。
到了東周，竹簡的發明爲文字和信息的傳播提供了巨大助力(起碼砍竹子比挖銅礦要簡單多了)，文字也終於能在重大官方場合之外一顯身手。所謂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很大程度上都要感謝竹簡的發明，畢竟你很難想象把五千字的《道德經》刻在鼎上需要多少人力物力財力，《論語》、《韓非》這種大部頭就更不用說了。
然而即使是竹簡也不是誰能用得起的，畢竟要把竹子砍掉然後劈開、削平、曬乾、烤透都不是簡單的工作;而一片竹簡上能寫下的字也有限，若按一片簡上寫20字計算，那麼一本《道德經》就要寫250根竹簡，這個工作量，也無怪老子當年要如此言簡意賅了。
因此，在竹簡作爲書寫工具的年代，文字還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裏，只不過範圍稍微廣了一些——從高級貴族擴展到了低級貴族，也就是士。戰國時期的遊士，號稱“學富五車”，那就是因爲車裏裝的都是竹簡。此外，由於書寫的便捷化，還爲文字帶來了一個新的功能——記錄知識。
現存的各類經典，基本上最古老也就只能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再往前所出土的青銅器或龜甲上的文字即使被破譯也是難以稱之爲“知識”的。而在春秋戰國，記錄言行的《論語》、記錄歷史的《春秋》、記錄典章制度的《尚書》甚至記錄詩歌的《詩經》都出現了，這正是因爲竹簡的使用大大簡化了知識傳播的門檻，通過文字記錄知識終於成爲可能。
二、紙的革命
而當紙被髮明後，它迅速就對竹簡產生了降維打擊——竹簡不僅難以製作，而且非常笨重，一本書可能就需要幾十斤竹簡;而原料便宜易得的紙既輕巧又易於攜帶，書寫起來也更加隨意，它取代竹簡幾乎是必然的。
當然，這個“必然”的過程也持續了數百年。西漢時就已經出現了紙，東漢時又經過了蔡倫的改良，但直到漢末紙仍沒有完全取代竹簡。直到魏晉時期，紙張才基本徹底代替竹簡，成爲了書寫的工具。
那麼，這又和統治階級以及制度的變遷有什麼關係呢?關係就在於，知識就是力量，或者說，知識就是權力。
這世上的技巧、文化、學識，其學習不僅要靠口傳心授，也需要通過抽象的方式傳授，這就是文字等信息載體的作用。在古代，當然不可能有錄音錄像，全靠抽象的語言和文字來進行信息傳輸(繪畫又比寫字複雜多了，不提)。那麼，如果信息和知識越難以傳播，掌握它的人是權貴的可能性就越大。畢竟，無論是龜甲還是金鼎，哪怕是竹簡，都不是普通人輕易可以掌握的。
這也能部分解釋一個問題：爲什麼西漢末年的耕讀世家會在東漢逐漸成爲經學家族(學閥)，最後成爲門閥。這其實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因爲有錢，所以讀得起書;因爲讀得起書，所以更容易做官有錢，從而更容易把自己的子弟送去讀書，周而復始，最終成爲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士族。(還有一個現象可能也與此有關，即這些經學家族大多主精一部經典，原因恐怕也是因爲多了經濟上負擔不起吧)
而在那個時代，普通人想要做官實在是很艱難的：要做官，你總得認字吧?可是你有什麼機會去學認字呢?就算認字，你總得懂一兩本經書吧?可是你買得起書嗎?如果你不通文墨，朝廷又憑什麼用你做官呢?(當武官是另一碼事，而且當武將的身體素質要求更高，在此不提)因此，這也部分解釋了爲什麼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普通人難以出頭，畢竟他們甚至連做官的硬件設施都沒有。
而在紙張出現後，儘管讀書學習的門檻還是不低(畢竟想要複製一本書只能靠手抄)，但是畢竟還是比竹簡時代要經濟多了。因此，在南朝就多了一羣被稱之爲“佞幸”的寒門子弟，他們門第不高甚至十分貧寒，但是通曉典章，經常做一些品級不高但是權力較重的官。當然，他們被時人和史官們鄙視，又是另一回事了。
三、印刷術與科舉
當南朝的士族門閥們還沉迷於紙醉金迷的金陵浮華時，在北朝，此時正流行另外一種書寫材料——石碑。通過在石頭上刻寫銘文，北朝的達官顯貴們希望能借此名垂青史。然而，當年刻碑人的事蹟如今還能爲人熟知的不多，刻碑這件事卻啓發了很多能工巧匠——如果把笨重的石料換成木料呢?
雕版印刷到底何時被髮明，目前已無可考。但是最遲到了中唐時期，也就是安史之亂以後，雕版印刷在中國就已經比較普遍了。相比於石碑，雕版印刷耗時更少，工序更簡單，對運輸、銷售等來說也更加方便。因此，傳播知識的難度相比於手抄時代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畢竟，相比於一字一句地抄錄(還有可能抄錯)，只要保證原版沒有問題，雕版印刷就可以很快地印刷出大量字跡一模一樣的複製品。
因此，儘管隋朝時科舉就已經出現，但是直到中唐甚至宋朝，科舉才成爲選官的主要途徑，在其中脫穎而出的也才大量出現了寒門子弟的身影。畢竟，儘管國家把人才選拔制度從赤裸裸地根據家族和門第選官改成根據考試結果選官，如果能讀得起書的只有高門望族，那麼是考試還是直接選人又有什麼分別呢?
所以，唐以後的宋、遼、金、元、明、清，“讀書人”的羣體進一步擴大，知識的獲悉權和解釋權終於從那些士族門閥手裏逐漸擴充到了平民羣體。一個農家子，也能通過苦讀四書五經後參加考試，只要他的文章夠好，那麼就有機會做官，甚至入閣拜相也不是不可能。這就是所謂“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還要多說一句的是：儘管北宋就已經出現了泥活字印刷，後來又逐漸出現了木活字、銅活字等，但佔主流的依然是雕版印刷。因爲當時最熱銷的書基本就是儒家經典，屬於數千年都不易一字(也不好更改)的東西。這些書刻好一版就能用好久，何必又重新排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