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1019—1086)被很多現代學者視爲君主專制的極力擁護者。
如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說“光尊君之極”，甚至謂孟子“民爲貴”之古義已非司馬光輩所能曉。
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蕭氏所倚仗的最重要的論據莫過於《資治通鑑》第一篇“臣光曰”。
在這篇被命名爲“三家爲諸侯論”的評論中，司馬光強調了政治的關鍵體現在君臣名分的秩序上。
司馬光在其中說道：“文王序卦，以乾坤爲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不可易也。”
在現有的通論性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中，蕭公權的作品最有影響力。
以蕭公權的論證模式及其結論爲例，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三個問題。
首先，如何理解司馬光本人和君權之間的緊張?雖然無法作出精確的統計，但熟悉司馬光文字的讀者應該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是奏疏時政，還是評述歷史，君主恰恰是司馬光筆下被批評得最多的人物類型之一。況且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中，司馬光直接挑戰了君主意志。
其次，對於如何定義“專制政體”，蕭公權含糊其辭，沒有明確的說法。在上舉《中國政治思想史》談論司馬光的章節中，“專制”一詞凡三見：“司馬氏生宋代專制政體發展近於完成之時”;“凡此種種，用意無不在推尊君主，爲專制政體張目”;“甚至以專制天下集權之眼光解釋封建天下分權之政治”。
但蕭氏始終沒有嚴格界定何謂“專制政體”，君主體制與集權體制、專制體制之間又是什麼關係?筆者認爲，觀察皇帝制度成立以後的中國古代政體時，必須嚴格區分“中央集權”與“君主專制”兩個概念，兩者最重要的差別在於，是否存在宰相制度。
“中央集權”與“地方分封”相對而言，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兩種政體模式。“中央集權”與“君主專制”可以成爲配套使用的政體模式，但並不意味着採取“中央集權”模式時，一定同時體現“君主專制”。
蕭公權(1897年11月29日-1981年11月4日)，原名篤平，自號跡園，筆名君衡，江西泰和人。著名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臺灣中研院首屆院士。
1918年考入清華高等科，1926年從美國留學歸國後至1948年，歷任或兼任燕京、清華、光華、華西等名校教授。1949年離臺赴美，長期執教於華盛頓大學遠東和蘇聯研究所客座教授，1968年退休。
其主要著作有《政治多元論》《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鄉村》《憲政與民主》《康有爲思想研究》《翁同龢與戊戌變法》等。
余英時先生在《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指出，在明清兩代高度君主專制壓迫下，儒學的核心行動路線已從宋儒推崇的“得君行道”轉向了“移風易俗”，亦即注意力從朝廷轉向社會。
其原因是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之後，抗衡君權的力量不復存在，儒家學者行道無由。筆者對餘先生的這一判斷非常贊同。
但餘先生仍未對宋代與明清的政體作區分，認爲宋代也是“君主專制”時代。
對於這一點，筆者有不同的看法。在有完善的宰相制度的帝制時代，雖然也體現“中央集權”，但並非“君主專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