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唐太宗就算再厲害也是個人，是人就有不足，不能因爲他的功績而忽視它的不足。同樣，不能因爲貞觀之治很厲害就全盤肯定，也要發現其中不足，而這些不足才能使我們更加完善的去看待事物。
貞觀時期的初唐處於帝國的上升階段，貞觀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現在唐太宗本人施政的問題上。
按照儒家經典教義來改造皇帝，自王莽死於亂刃之中以後，就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們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這種理想的產物。這種改造與被改造，其實是從玄武門事變後開始的。事變後的太宗急於獲得社會輿論的認可，自然就和懷有“內聖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識分子們一拍即合。這種結合，一開始就有着形式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特徵。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遊戲中，唐太宗與他的臣僚們正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慾，將他納入“內聖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麼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後，想去遊獵仍然會去;想修築新的別宮仍然會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動，最終演變成了單純的進諫和納諫活動，而且完全流於形式主義。
貞觀八年，一個小官僚皇甫德參進諫說：“陛下往日修築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裏學的。”太宗聽後大怒：“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徵用一個勞動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後朕的宮女們都剃着光頭，他才滿意?”
至於他對着長孫皇后說要找機會殺了魏徵這個“田舍漢”，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這一年，魏徵敏感地覺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他直言不諱地說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同樣是在這段時間，魏徵開始以自己的“目疾”爲藉口，屢屢“求爲散官”。
貞觀十三年(639年)，魏徵有一篇系統批評貞觀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後人題爲《十漸不克終疏》，其中說道：“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還揭露唐太宗說過“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在用人方面，“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遠之……”
魏徵所說是貞觀中期的情況，魏徵之後，這樣正直的聲音就少多了。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評時政：“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等等。這些批評的存在，是全面瞭解貞觀時代的重要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