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想知道明朝末期的時候極力維護官方的史學話語權，效果如何?這麼說吧，從萬曆晚期到天啓崇禎時期，明代的私史生態較前一階段又有新的變化。在出版業發達和市民閱讀需求的背景下，一些諸生和草野之士加入到私史羣體中，其中還包括一些書商，他們推動了明代史學向底層社會的發展，也帶來了一批良莠不齊的史作。
從萬曆三十年(1602)李贄因書入獄至崇禎時期，明人因私撰當代史而獲罪的情況漸多，明廷在極力維護官方的史學話語權，這就爲私史發展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抄撮成書或轉錄因襲之作較多。就此時期明當代史的撰述情況來看，雖然延續了嘉隆萬以來的發展勢頭，但整體上稍有遜色。本節擬從史禁與私史主題變化兩個方面對此時期的私史生態進行簡要分析。
明廷的史禁
萬曆三十年(1602)，禮科給事中張問達上疏劾李贄，稱《藏書》《焚書》等書，惑亂人心，神宗以李贄“惑世誣民”將其投入大獄。這次史禁的結果不僅將李贄之書盡行燒燬，而且使得李贄本人死於獄中。至天啓年間，由於國家鬥爭的複雜與激烈，史禁活動愈加頻繁，規模愈大。
天啓五年(1625)，楊所修等請改正“三案”，私史之禁逐漸展開。隨後，在《三朝要典》即將纂修之際，熹宗頒佈諭旨，凡與“三案”相連事件，禁止私家撰著，“其傳記、小說便着禮部與各撫按嚴加禁止”。如此，未經官方許可的編刻行爲即被定爲妖言惑衆之罪，則是“自用自專”之外又添史禁之罪名。
天啓六年(1626)四月，以《三朝要典》完成，依給事中虞廷陛所請，明朝又禁行《天鑑錄》《點將錄》《初終錄》《同志錄》等私修史書，並嚴諭：“今後凡系此等私書一見即爲焚燬，毋得抄傳談說，涵亂是非，有不遵的著輯事衙門訪拿治罪。”八月，廣西副使曹學儉私撰《野史紀略》被毀版，本人削籍，曾舉薦過他的廣西巡按御史也受其牽連，被貶爲閒職。
天啓五年(1625)，時爲河北保定推官的江西豐城人楊維休直書挺擊、紅丸、移宮事，成《泰昌日錄》二卷，此書立刻引起了閹黨的憤恨。霍維華上疏稱：“草莽一介，何從記注朝廷起居，且刺及宮廷之隱微，中間語意閃爍，稱述舛錯，非潛授意指以欺人，則揣合嘲笑而獻媚耳，真無忌憚之小人。豈非聖世衣寇之玷哉。”熹宗下令提問，並毀其書，楊維休獲悉後喝藥自殺。
同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上疏：“奉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門焚燬，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天啓時期的一系列史禁可見明朝對私修國史問題的態度已經大爲收緊，加上鬥爭的激烈，私修國史的風險大爲增加。
崇禎時，太學生許崇熙私撰《五朝注略》，以其與倪元璐相交，被溫體仁利用參劾，無端捲入上層權力鬥爭，許氏被革去衣巾，書板追毀。如楊豔秋所言：“相對於清代的秋茶密網，明代的這些史禁似乎還屬寬容，但是這種現象已經說明政權對史學的控制的極端強化。”天啓、崇禎時期的一系列史禁極大地壓縮了私家史學的生存發展環境，使這時期的史學面貌與隆萬時期相比遜色許多。
私史主題的變化
嘉靖時期，明人修撰當代史主要是開國史與九朝史，開國史如吳樸的《龍飛紀略》、陳建《皇明啓運錄》等，九朝史即洪武至正德朝，如陳建《皇明資治通紀》、高岱《皇明鴻猷錄》等。到萬曆時期，撰寫嘉靖、隆慶兩朝史書成爲私史創作的重點，如範守己《肅皇外史》、支大綸《世穆兩朝編年》等。
可以說，書寫前一朝的歷史是明人當代史書寫的一大特點。待到天崇時期，主要是書寫萬曆以來的當代史，而這段時期朝中黨爭漸興，加上泰昌至崇禎時“三案”反覆，故而此時期關於黨爭與“三案”成爲私家著述的重要主題。
天啓時期，隨着閹黨掌權，出現了一批打擊東林黨的黨錄書目。據各類史書記載，當時流傳的“黨錄”大致有二十餘種。而到崇禎時，由於官僚隊伍的思維定勢慣性，黨爭仍在繼續，關於東林黨等萬曆以來有關事實的辯白仍是重要題材，如楊坤等輯《東林同難錄》、吳應箕《熹朝忠節死臣列傳》、吳應冥《東林本末》等。
除了鬥爭的激烈所帶來的私史撰述的變化，還有一個更爲深刻的社會思潮原因，即經世致用思潮的濃重，私史著作開始了經世轉向。明代的經世致用思潮，興起於嘉靖時代，晚明之時愈加勃發。萬曆中期以來，由於神宗貪財好貨，朝中黨爭不斷，邊地戰爭連連。
一部分知識分子已敏銳地察覺到了時局之迫，修史便成爲了他們重要的經世方式。萬曆中期以來，馮應京《經世實用編》、張燧《經世挈要》等書相繼問世。講求經濟的陳仁錫著《皇明經濟文輯》、《皇明世法錄》以求於國有益。茅瑞徵著《東夷考略》闡述邊防策略。明末陳子龍等人編輯出版《明經世文編》，則把實學經世的思潮推到了高潮。
在這種社會背景與私史撰述變化中，楊廷和已然是書中的前朝人物，不再是時人關注的重點，激烈的鬥爭與國家存亡之秋是時人更爲關心的問題。即使提及議禮之事，不過略及諸臣犯顏直諫的士氣，如朱國禎《皇明史概》言：“三楊(楊最、楊爵、楊繼盛)烈矣，然又有編修楊名、給事中楊允繩、楊言乎，六楊之疏皆可傳誦，而蜀居其二，蓋新都父子之所倡也。”
又如黃道周《救錢龍錫疏》中言：“舊史稱臺省諸臣自劉瑾摧折，而後不敢言事者一十四年，然而大禮議起，百僚廷爭，不避鼎鑊，雖人無灼見，而梗頓挫各自可觀，未有一往莫違，大小收聲，共託默容，至於今日者也。”顯然，在當時的形勢下，楊氏功過與議禮是非已沒有再議的必要，時人不過是出於當時士風不振而略稱議禮直言之氣節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