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熾是明成祖朱棣的長子，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永樂二十二年登基，年號洪熙。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實際上，自從朱棣成功登上皇帝寶座開始，這一對父子就已經開始了互相之間的猜忌、防範和衝突，當然，在壓制和妥協下，雙方最終是走向了合作，直到一方不在人世。永樂朝時，朱棣負責軍國大事以及親自主持對外開拓，在後方就需要一個能配合他執行最高戰略且能完美處理日常政務的幫手。
朱高熾就是朱棣經過不斷懷疑和考驗後選出來的副手，兩人之間的平衡是經過複雜的政治鬥爭和不斷的妥協後產生的，朱棣在位的二十二年中，其中相當長一段時間都在北京組織親征蒙古和修建新首都的事宜，而朱高熾就在南京予以配合。
朱棣毫無疑問是位比較強勢的帝王，但再強勢的帝王要實現自己設想中的功績，也需要朝局的穩定和配合者，朱高熾是唯一有能力實現這一配合需求的人。兩人在永樂朝的中後期已經形成了一種二元政治的格局，在這種格局下，朱棣是皇帝，也是主導者，朱高熾是監國太子，是輔助者。
朱高熾在位時間不到一年，實際上大部分理政時間都在永樂朝，不管他心中是怎麼想的，是否對父親朱棣制定的國策予以贊同，都被迫要跟着朱棣的指揮棒前進，即便他不那麼贊同的“永樂盛世”也是他們父子倆聯合打造出來的。
朱棣和朱高熾在永樂朝的最終合作，並非一開始就形成的，前期因爲皇權天然的警惕心和儲位之爭有過不少互相之間的戒備和爭鬥，只不過朱高熾的政治能力和背後的支持者讓朱棣不得不選擇他爲最終的配合者，這個過程中，朱棣是在矛盾中反覆，而朱高熾或許是在怨恨中忍耐。
朱棣偏愛次子朱高煦，有意識配合他對朱高熾進行打壓
朱棣和朱高熾的合作早在“靖難之役”中就出現了，朱棣在外征戰，朱高熾在老巢北京守衛，主持後勤工作，當時朱棣因爲跟隨在身邊的次子朱高煦和三子朱高燧的挑撥，一度差點殺掉朱高熾，根據《明史》中的記載：
先是，郡王高煦、高燧俱以慧黠有寵於成祖。而高煦從軍有功，宦寺黃儼等復黨高燧，陰謀奪嫡，譖世子。會朝廷賜世子書，爲離間。世子不啓緘，馳上之。而儼先潛報成祖曰：“世子與朝廷通，使者至矣。”無何，世子所遣使亦至。成祖發書視之，乃嘆曰：“幾殺吾子。”
在此期間，朱棣身上對權力的警惕性超過了父子之情，而且朱棣本來就更喜歡次子和三子，在“靖難之役”中，因爲次子朱高煦勇猛作戰，屢立大功，朱棣還曾親口對朱高煦許諾，將來立他爲繼承人，可以說是親自滋長了朱高煦的野心。
朱棣登基後，也因此並沒有馬上確定皇太子的人選，考慮時間接近兩年，期間文官集團四次上書要求冊立皇太子，但朱棣一直在猶豫，心中傾向於次子朱高煦，但來自文官集團的阻力又太強大，朱棣已經用暴力的方式打破了朱元璋制定的傳承禮法，也不好在地位還不穩固的情況下再做一次。
好在，朱棣除了偏愛次子朱高煦外，還極其喜愛朱高熾的長子朱瞻基，或許在朱瞻基身上看到了未來，朱棣最終還是同意了羣臣的建議，冊封朱高熾爲皇太子。對於朱高熾來說，冊封皇儲一事的結果是好的，但過程卻肯定會讓他對父親有怨言。
不過，朱棣在冊封皇儲過程中的猶豫也讓朱高煦堅定了爭奪儲位的決心，把朱棣在皇儲之位塵埃落定後，因感覺到對朱高煦的愧疚而給予的厚待和縱容當成了朱棣依舊有意讓自己做皇儲的象徵，不斷對朱高熾及其支持者發動進攻。
整個永樂朝期間，支持和輔佐朱高熾監國理政的官員中不斷有人被朱棣逮捕下獄，如陳壽、馬京、許思溫、王汝玉、解縉、蹇義、楊士奇、楊溥等，其中包括解縉在內的內閣首輔甚至被迫害致死，起因大多就因爲四個字：“以漢王譖”。
朱高熾在永樂朝的大部分時間內是面臨着父親和兄弟的聯合針對和打擊，處境是相當困難，好在朱高煦自己作死，積極準備武力奪權被朱棣發覺，一度差點被廢爲庶人，後雖然逃過一劫，但終於在永樂十五年被遣送到山東就藩，少了朱高煦在京城的煽動，朱高熾才稍微好過了點。
皇權天然的警惕性讓朱棣不放心朱高熾，不斷予以警告和打壓
朱棣既然是皇帝，對皇權的看重自然超過親情，他又因爲要親征蒙古長期在外，政務需要全部委託給監國太子朱高熾，對於太子是否會威脅到自己的皇權就更加警惕。朱棣每次出征前都要賦予朱高熾相應的理政權力：“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啓聞”。
但朱棣又不斷給予限制，規定：“凡百官朝謁東宮，偕進偕退，不許獨留私見 ”，防止百官和朱高熾私下勾結，見面必須在大庭廣衆之下公開進行，需要有專門的記錄人員，內閣首輔解縉就是因爲違反了這一條，被漢王朱高煦告發後被捕：
永樂八年，縉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縉謁皇太子而還。漢王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逮縉下詔獄，拷掠備至。
朱棣在賦予朱高熾監國大權的同時，依舊把包括對功臣犯罪的處理權限、高級官員的任免權限、軍隊的調遣權限在內的人事權和軍事權牢牢地抓在手中，不允許朱高熾越雷池一步，並命令六科官員要將朱高熾處理政務的情況按月記錄，每件事都要註明前因後果，然後向他上報。
永樂七年，朱高熾因爲看不慣朱棣寵臣刑部尚書劉觀的貪婪性格，僅僅是對劉觀予以斥責，就遭受到在外征戰的朱棣的嚴厲批評：“文武羣臣皆聯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亦不可偏聽以爲好惡”。絕不允許朱高熾隨意動自己提拔看重的大臣。
在朱棣的嚴密防備和打壓下，朱高熾既要妥當的處理國家大小政務，又要給朱棣的親征做好後勤輔助，還要小心謹慎的按照朱棣規定的框架來理政，擔心越權引起朱棣的不滿，朱高熾只能小心隱藏自己的想法，和朱棣見解不同時也只能妥協，一度還因爲朱棣的批評：“憂懼成疾，面無人色”。
但朱棣和朱高熾父子既然做了一定的政治分工，朱高熾又是法定的下一任皇帝，也就不可避免的會有追隨者聚集在身邊，即便朱棣有意的清除掉一部分，也還是阻止不了朱高熾勢力的加大，而且朱高熾爲了保護自己的擁護者的安全，有時也會被迫和朱棣對上。
如朱棣寵臣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因彈劾勳貴、大臣數十人成爲朱棣手中的一把刀，凡是朱棣看不順眼的官員，都是由陳瑛站出來發動攻擊，朱高熾對陳瑛就極其厭惡，爲保護自己的支持者不被陳瑛所害，不惜在朱棣面前表現出這種情緒，或許是陳瑛公憤太大，也或許是要安撫朱高熾，朱棣最後放棄了陳瑛：
時太子深惡瑛，以帝方寵任，無如何。久之，帝亦浸疏瑛。九年春，瑛得罪下獄死。
朱棣和朱高熾父子就是在這種互相需要又互相防備的氛圍中分工合作，朱棣手握皇權大棒佔據絕對優勢，朱高熾在合理的範圍內予以一定的反擊，支持者也越來越多，好在朱高熾的理政能力遠遠超過兩個弟弟：“東宮監國，朝無廢事”，朱棣找不到合適的替代者，也只能在更加嚴密的監視中聽之任之。
朱高熾無可替代，朱棣既矛盾，又必須妥協
朱棣執政時期想幹完的大事實在太多，親征蒙古、經略安南、修建新都、疏通運河、下西洋等等，要辦好這麼多事，涉及到大量的關於後勤、營建、漕運、水利、人員調配等方面的協調、管理和組織，一個執政能力強的監國和文官集團的配合是少不了的。
特別是在永樂十五年後，朱棣看出來次子朱高煦除了崇尚武力之外，文治上面的能力實在太差，三子朱高燧只擅長陰謀，連次子朱高煦都不如，朱棣打造盛世的最合適配合者只有長子朱高熾，可又擔心監國太子的權力對自己產生威脅，因此，在永樂朝後期，朱棣一直是在矛盾中反覆。一方面要繼續打壓朱高熾，一方面又要被迫放權。
比如永樂七年時朱棣規定朱高熾監國的權限：“內外文武大小官員有犯，所司具啓準問者問之”，到永樂十五年，次子朱高煦被趕出京城後，沒有了牽制朱高熾的人選，朱棣馬上加大限制，改爲：“內外文職官員有犯，五品以下方準太子收問，四品以上須向朱棣奏聞”，不但去掉了朱高熾管轄武臣的權力，還限定了管轄文臣的品級。
並且，朱棣還安排最信任的密探胡濙(專司調查建文帝朱允炆下落)調查朱高熾是否有不軌之舉，好在胡濙心屬朱高熾，只報告朱高熾做的好事，朱棣才逐漸對朱高熾放心。在不斷的限制、監視、試探後，隨着年紀的增大，疾病的增多，長期在北京顧不上朝中之事的朱棣開始放大給朱高熾的權限。
永樂十八年，朱棣給朱高熾表示：“中外庶務悉付爾處決，軍機重務則令五府六部商議至當，啓汝而行，不必奏來”。但轉頭又把朱高熾的主要支持者楊士奇、蹇義、呂震等高級官員下獄，雖然只關押了十天就釋放出來，可朱棣的矛盾心態也展露無疑，國事已經離不開朱高熾，皇帝的疑心病也還繼續存在。
永樂二十一年，同樣覬覦皇位的朱棣三子趙王朱高燧試圖毒死父親奪位的陰謀被揭發，朱棣極度憤怒之下，也只能無奈的認可了繼承人只能是朱高熾的事實，在第五次親征蒙古的途中，甚至表示出了準備退休的想法：“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遊暮年，享安和之福矣”。
不管朱棣所說是否真心，實際上在這時，因爲漢王朱高煦和趙王朱高燧先後退出了明面上的儲位爭奪，朱高熾又長期代表朱棣在朝中處理國政，大小官員都認同了朱高熾這個監國，即使是朱棣的心腹也因爲朱棣的身體，不太樂意再做限制朱高熾的刀，監國太子已經無可替代，永樂二十二年，朱棣病逝於北征歸途，朱高熾順利繼位。
縱觀朱棣和朱高熾父子兩人之間的合作和鬥爭，除了皇權天然的防備一切外，兩人的性格和執政思路的不同也是矛盾主因，朱棣的皇位是篡奪而來，得不到天下大多數讀書人的認可，急切需要做出政績，偏偏他的四處出擊的國策也是讀書人深惡痛絕的，爲了打擊他們的抵制心理，朱棣在對待臣下的態度上是以嚴苛爲主。
而朱高熾既然在去世後被官員們將諡號定爲“仁宗”，可見性格上是比較和諧的，在對待臣下的態度上主張以寬仁爲主，從前文說講的左都御史陳瑛的事件上就能看得出來父子之間的矛盾，朱棣崇信陳瑛，利用他的彈劾能力打擊不服，朱高熾卻對陳瑛厭惡無比，甚至公開指責陳瑛是“無異蛇蠍”。
朱棣要開創遠超前朝的功績來證明自己，朱高熾卻更傾向於在有限的財力下儘量守成，特別是到永樂朝後期，隨着漢王朱高煦和趙王朱高燧的沒落，支持他們的武勳集團也隨着沒落，支持朱高熾且也贊同守成的文官集團崛起，朱棣已經無法徹底壓制朱高熾和他的想法了，除了利用皇帝的權力時不時把朱高熾身邊的臣子給抓起來關上幾天，什麼事都做不了。
朱棣死後，朱高熾把朱棣制定的國策幾乎全面停止，讓長城邊和在安南的軍隊全線採取防守態勢，停止下西洋，給“靖難之役”後受迫害的建文帝支持者平反，甚至準備還都南京：“將還都南京，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都已經開始安排皇太子朱瞻基去南京居住，要不是朱高熾死得早，朱棣耗費巨大的遷都估計要給顛覆。
朱高熾在執政期間的短短九個月內，絲毫不顧忌“子改父”的不孝做法，迅速的把朱棣執政時期沒做完的事全給推翻，除了他的執政思路確實和朱棣有矛盾外，長達二十年被監視和打壓的皇太子生涯中產生的怨恨恐怕也是主要原因，不過，因爲朱高熾做皇帝時間太短，做監國太子的時間卻很長，長期配合和輔佐朱棣執政，雖然打下了“仁宣之治”的基礎，可也洗脫不掉他和朱棣共同打造的“永樂盛世”之中的痕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