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啓確實有在黨爭中中立超然、全身而退的智慧，但這並非簡單的一句精明可以涵括，其實他之所以全身而退，和他遭到誣衊時候的獨持異見、據理力爭和清介廉潔、克己奉公的爲官之道都有着很大的關聯。
泛讀《明史·徐光啓傳》，滿眼都是“志不得展”、“不聽”、“既而以疾歸”、“議不合”、“複稱疾歸”、“落職閒住”、“不能有所建白”，可見他並不是一個左右逢源的人，而至於興利除弊、深謀遠慮、拼死苦諫、摯情吟唱這些，徐光啓其實一個都沒有落下。
徐光啓在數學、天文曆法、農政等等方面的建樹衆所周知，無須多說，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軍事上的貢獻。
徐光啓是我國最早提倡引進紅夷大炮用以作戰的先驅之一。他面對危如累卵的時局，一直關注軍事，在萬曆年間就披肝瀝膽，上疏言“正兵”，同時也參與實務運作，在北京城郊的通州、昌平地區訓練新兵，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他又曾爲保衛京城出謀劃策，而其中最爲引入矚目的就是引進和仿製紅夷大炮。
紅夷大炮，又稱西洋大炮(清朝避諱夷字，改稱紅衣大炮)，即英制前裝重型滑膛加農炮，在當時，是一種革命性的新生事物，明朝自制的火銃與之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徐光啓認識到：“今時務獨有火器爲第一義”，“可以克敵制勝者，獨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在他的大力倡導下，明廷先後四次向澳門葡萄牙商人購炮四十餘門。這些紅夷大炮中的11門被轉運到山海關和寧遠，在寧遠大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寧遠大捷是後金發動戰爭以來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薊遼經略高第奏報和張岱《石匱書後集》等文獻記載證實後金一重要人物在此役被大炮炸傷，傳言即清太祖努爾哈赤，並因此而不治。袁崇煥的軍功章上也有徐光啓這個上海男人的一半。紅夷大炮從此威名遠揚，明朝廷隨之大規模組織人員，對紅夷大炮進行仿製，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半年間，徐光啓本人就共主持仿製了紅夷大炮四百餘門。
徐光啓的這項工作在當時遭到朝中許多重臣的極力反對和攻擊，保守官僚指責他“一味迂腐”，不應“以詞臣而出典兵”，選拔兵士是“騷動海內”，練兵購炮的目的“無非騙官盜餉之謀”，“以朝廷數萬之金錢，供一己逍遙之兒戲，越俎代庖事小，而誤國欺君其罪大”。倘若他是個精明而不高明、和光同塵、左右逢源的上海男人，估計早已嚇尿歇擱。
徐光啓晚年的痛心事也與紅夷大炮有關。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八月，西洋火炮專家、徐光啓的弟子登萊巡撫孫元化(他也是上海川沙高橋鎮人)，急令孔有德率軍趕赴遼東前線增援被皇太極圍困的明軍。孔有德抵達吳橋時，因部隊給養不足，又受奸人煽動，發動叛變，史稱“吳橋兵變”。叛軍攻陷登州，擄獲士兵七千人、馬三千匹、餉銀十萬兩、紅夷大炮二十門。孫元化自殺未成，但堅持不向叛軍妥協，城中輔佐孫元化的葡萄牙人12人死亡，15人重傷。崇禎六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從鎮江堡(臨鴨綠江出海口)降後金，如獲至寶的皇太極出郊十里迎接，孔有德等降軍日後成爲滿清漢軍旗的主力和攻明的急先鋒，明清火炮戰力配比也自此逆轉。孫元化放回後被崇禎帝處以大辟極刑，含冤而死。
徐光啓痛失愛徒，而且自己苦心籌謀的戰略佈局出現逆轉，他的晚年心境應該是無比傷感的。崇禎六年十月初七日(公元1633年11月8日)，也就是吳橋兵變的第二年，徐光啓病逝於北京，享年七十二歲。
徐光啓臨終四道奏疏，談論的都是關於修訂曆法的事情，無一言及於自身的功利封蔭，也無一言論及兵事，“說出來蠻傻的，就不講了”，但關於錢糧一項，四年共領戶部、禮部、工部銀八百七十餘兩，他都一一親自料理記錄封存，即使貧病交加，也未動用過一分一文--上海男人賬目總是清清爽爽。而他也有路明老師舅舅那樣的一把剔骨刀，架在朽爛的制度、傳統的陋見和自身靈魂品格的脖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