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開國諸臣，絕大多數起自布衣。“布衣”，原指穿麻布衣服的人，後來成爲一般平民的代稱，其中包括農民、手工業者及沒有官爵的地主。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總結漢初政治結構，稱之爲“布衣將相之局”。“漢初諸臣，惟張良出身最貴，韓相之子也。其次則張蒼，秦御史。叔孫通，秦待詔博士。次則蕭何，沛主吏掾。曹參，獄掾。任敖，獄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寬，魏騎將。申屠嘉，材官。其餘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皆白徒。樊噲則屠狗者。周勃則織薄曲吹簫給喪事者。灌嬰則販繒者。婁敬則鞔車者，一時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將相，前此所未有也。蓋秦、漢間爲天地一大變局。”(《廿二史札記》卷二)
“漢初布衣將相之局”――天地一大變局，用現代辯證眼光來看，不乏偶然中有必然、偶然與必然相互作用的結果，趙翼對此有過精闢的論斷。他認爲，“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爲固然。其後積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無有底止，強臣大族又篡弒相仍，禍亂不已。再並而爲七國，務益戰爭，肝腦塗地，其勢不得不變，而數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時亦難遽變。於是先從在下者起。遊說則範睢、蔡澤、蘇秦、張儀等，徒步而爲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王翦等，自身而爲將。此已開後世布衣將相之例。”(《廿二史札記》卷二)戰國晚期，貴族政治體系實際上已經動搖，秦開一統之局後，雖然在任用大臣上已經打破完全世祿的傳統，但是高級統治者依然是王侯世襲。直到漢初，新的政治體制得以開創，新興貴族權位不再一勞永逸，只要皇帝一句話，隨時可以取消，“天之變局，至是始定……三代世侯世卿之遺法，始蕩然淨盡，而成後世徵辟、選舉、科目、雜流之天下矣，豈非天哉!”(《廿二史札記》卷二)由此可見，“布衣將相之局”的出現，是自春秋戰國以來社會變化的必然趨勢。
漢高祖以平民爲天子，蕭曹以布衣爲卿相，古代貴族世襲的局面被破壞無遺，這對漢初政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首先，由於劉邦及其左右將領絕大多數出身草莽，識字不多，在制度建設方面毫無認識，因而機構設置一承秦制，中央政府沿襲三公九卿制，地方政權亦實行郡縣制，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制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從而使中國兩千多年的統一局面得以延續下來，“西漢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得以持續發展的統一王朝，它以王朝重建的形式保存了秦朝首次統一的歷史成果，從而使大一統成爲中國社會的主流結構。”(曉紅《試論西漢前期治國方略的兩次轉變》，《山西師大學報》2001年第4期)漢承秦制還表現在方方面面。漢初，蕭何爲相，“攥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漢書》卷二十三);叔孫通定漢諸儀法，“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史記》卷二十三)。又張蒼定章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史記》卷九十六)。錢穆先生認爲：“要之漢初政局，大體因襲秦舊，未能多所改革。此由漢廷君臣，多起草野，於貴族生活，初無染習，遂亦不識朝廷政治體制。又未經文學詩書之陶冶，設施無所主張，而遽握政權，急切間惟有一仍秦舊，粗定規模。”(《秦漢史》)其分析可謂至纖至誠。這樣，秦代各項典章制度得以保存下來，對以後歷代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其次，由於漢廷君臣都生長於民間，具有樸實的本色和平民化的精神，再加上他們都親眼目睹了秦的暴政並經歷秦末戰火的洗禮，因此政權建立之初，他們較能接近社會下層，對農民的壓榨、剝削有一定程度的減輕，對勞動人民實行有限度的妥協和讓步。漢高祖劉邦在這方面做得較好。劉邦出身相對貧寒，當政前的時光是在民間度過的，因此，他能體察民情，瞭解民間疾苦。同時，他又是秦末農民起義的直接參與者與領導者，親眼看到了農民起義軍摧枯拉朽的偉大力量，這使他對農民起義心有餘悸，對秦王朝的滅亡銘記於心，力圖從各個方面總結經驗教訓，以資借鑑。他當政後，悉去秦的各種苛法，採取安撫的辦法，穩定整個社會，“無爲而治”被確立爲新的治國方略，並採取一系列措施，如下令士兵復員回鄉，免除若干年徭役，釋放奴婢，調整秦王朝的高稅政策，減輕賦稅等。有其君即有其將相。漢初官僚階層多崛起草野，粗樸之風未脫，謹厚之氣尚在，因此作風較寬仁，崇尚恭儉無爲。蕭何以丞相之尊，置辦田宅時，僅挑選窮僻之處，經營宅第，也不大興土木，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史記》卷五十三)“斯則漢祖之大度，蕭相之恭謹，所由以創開國弘遠之模也。”(《秦漢史》)漢承秦而不類秦，“漢初之規模法度，雖全襲秦制，而政令施行之疏密緩急，則是若處於相反之兩極焉。其一動一靜，一寬一密之間，秦政乃戰國緊張局面之掉尾，而漢治則爲以後元氣恢復之開端。此中分界，並不在法規制度之相襲，而惟在心情意態之有異也。”(《秦漢史》)布衣將相的出身和經歷，對他們的政治決策產生了重大影響，爲“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礎。
再次，布衣將相之局還影響統治集團的內部關係，使其保持某種布衣的樸素作風，表現在漢初君臣之間的等級關係還不那麼森嚴。由於布衣將相文化程度有限，不熟悉朝廷各項繁瑣的政治體制，因此漢初禮儀儉省，秦的各種儀法悉被去除，一切務在簡易。史書記載，“漢王已並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漢書》卷四十三)後來叔孫通定漢諸儀法，“竟朝置酒，無敢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日：‘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漢書》卷四十三)錢穆先生評曰：“叔孫朝儀無足論，然此等處，正可映見漢廷君臣之樸真。以平民爲政府，而尤能保留其平民樸真之面目者，此在中國史上歷朝君臣，惟漢初有之耳。”(《秦漢史》)
最後，漢初政治格局中，統治者注意納諫和選用人才，任賢舉能，惟善是用。“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資治通鑑》卷三十一)。“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資治通鑑》卷四十一)。其求才之心時有流露，當他回到故鄉時，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記》卷八)究其原因，除高祖自身因素外，還主要得力於君臣之間尚未形成森嚴的等級關係，門第觀念淡薄，內部關係相對融洽。這種作風，是漢初布衣政治的一個重要方面，它保證了漢初各項政策、措施的貫徹實施，是漢初治天下的一條成功經驗。由於有功即可授封，這又極大地激發了當時人們的積極進取精神，這種精神一直影響到後世，直到漢武帝時還出現許多“自街鬻者”，即“毛遂自薦”式 的人物，其中不少人由平民百姓而登遷。
此外，漢初朝廷財計較儉簡，雖然受當時經濟狀況的制約，但同時也應看成是布衣將相之局的一個積極方面。
漢初實行“無爲而治”，政治寬簡，是漢初布衣將相之局的一種治國特色，其積極效果反映在後來的“文景之治”中，在當時的環境下，是一種較理想的治國方略。但是，若一任社會世態自爲流變，就不免帶來一些弊患。首先表現在經濟方面。漢初雖也採取一些抑制商人的措施，如“重稅租以困辱之”(《漢書》卷二十四)，但並沒阻止新商人階級崛起，因而導致資產集中不均，社會奢侈風氣盛行，賈誼及晁錯諸人的奏議可作證明。文帝時，賈誼說上日：“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晁錯亦言之：“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漢書》卷二十四)其次，布衣將相之局對士人階層產生極大的影響，禁錮了這一階層的發展。“漢初統治階層的主流均出身於社會下層，少文而多質，缺乏廣闊的精神視野和文化關懷”(夏增民《漢初士人的精神歷程》，《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這就決定他們對士人及知識不甚尊重。這種風俗的流行，影響了漢初以至文景諸帝時的政壇風氣，形成了漢初質樸務實、輕賤士人的政治風格，在這種風氣下，士人階層自然難有進身之梯，備受冷落。如“商山四皓”等人選擇隱居生活，以逃避政治，形成新的逸民階層，其數量並不在少數，使國家喪失了一大批可以致力於新政權建設的有用人才，對漢初文化的發展也造成一定的損失。另外，漢初諸將相，雖出身低下，但都是國家功臣，在外則爲王侯，在內則爲卿宰。由於他們多是武夫，以軍功嗣侯躋高位，這又形成了他們桀驁不馴、不服約束的性格。各種利益衝突和矛盾鬥爭的結果，使一些大功臣走上了謀反這條不歸路。剛剛結束楚漢戰爭的劉邦，又把極大的精力投入到剷除滋事叛變的功臣身上。韓信、彭越、韓王信、英布等人，謀反後要麼逃亡，要麼淪爲階下囚，最終難逃一死。這種下場既是他們自身的悲哀，也是布衣將相之局這一開創性政治格局的悲哀。平定這些叛亂，無疑又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同時也使人民承受了更多的生死離別和顛沛流離。
綜上所述，“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是在秦末漢初戰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他們均是跟隨劉邦打天下的功臣。他們成分很雜，大部分出身低下，劉邦本人也包括在內。布衣將相之局的形成，顛覆了世侯世卿之局的傳統格局，是一個歷史的進步，對漢初政治決策產生了重大影響，有值得我們充分肯定的地方。但不可否認，布衣將相之局並不是完美無缺的執政模式，它也帶來一系列弊端。而且，隨着社會地位的變化，“布衣”皇帝將相逐漸變成新的封建貴族，不再代表人民的意願，而是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上，其腐敗傾向也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長起來。漢武帝時統治政策和指導思想開始發生變化，這是“布衣”君臣貴族化的產物，它同時標誌着漢初“布衣”政治的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