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土地來說，匈奴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如河套、陰山、河西等，接連爲漢軍所佔領，並徙民實邊，使之徹底漢化。而這些地方水草豐美，是最適於遊牧之所在，失去之後，匈奴只能遠遁漠北，但漠北苦寒，環境極爲嚴苛，在這種自然環境的約束之下，匈奴生存都已經成爲了問題，所以纔有“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的哀鳴。
其次，從人口上來說，中行說曾謂單于“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史記·匈奴列傳》)，則可知匈奴即使最盛之時，人口亦不超過二百萬，而在武帝數十年不間斷地打擊之下，其人口的損失可想而知。河南之戰，漢軍斬、俘匈奴三萬餘人;河西之戰，匈奴被斬殺及降者，近九萬人;漠北之戰，漢軍斬殺匈奴亦近九萬;西域之戰，漢軍殲敵亦起碼在三萬之上，如此算來，在元朔2年至徵和三年的37年間，匈奴被直接殲滅至少二十四萬以上，對於僅僅一百餘萬人口的匈奴來說，這種打擊不可謂不沉重。
再者，從財產上來說，由於匈奴以遊牧爲生，牲畜是他們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財產。而在武帝數十年的撻伐之下，匈奴牲畜的損失也是驚人的，譬如衛青收取朔方，逐白羊、樓煩二部，“得牛羊百餘萬”，襲右賢王，又得“畜數千百萬”。除了這種直接的掠取之外，在戰爭期間，匈奴往往將其民衆徙往北方以避刀兵，如天漢四年李廣利出朔方擊匈奴時，匈奴“悉遠其累重於餘吾水北”，徵和三年李廣利最後一次出擊，“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餘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以上皆《漢書·匈奴傳》)，在這種遠程遷徙的過程中，牲畜必然也會因爲長途奔走、擠壓、碰撞而大量死亡，如果在牲畜繁育季節，還會導致母畜的流產。如此巨大的損失，恐非匈奴那種脆弱的經濟可以承受。
由此看來，武帝的對匈作戰，給匈奴帶來的打擊是沉重的，《漢書·匈奴傳》說“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惰殰，罷極苦之”，的確不是虛言。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武帝一朝對匈作戰中，漢軍的確取得了極大戰果，對匈奴造成了沉重打擊，連得河南、河西等地，逼迫匈奴遠遁，從此漠南無王庭，使得匈奴由盛轉衰，爲日後匈奴的徹底覆滅奠定了基礎。但是，武帝的征伐，對漢匈雙方都造成了損失，就漢朝而言，四十餘年的對匈作戰，嚴重消耗了漢朝國力，造成了極爲嚴重的社會問題，幾乎使亡秦之事復現，所幸的是匈奴綜合國力遠遜於漢。
然而此一勝利是短暫，漢匈真正的戰事一直延續三百年之久，直到東漢永元三年(91年)大將軍竇憲、耿秉深入瀚海沙漠，出擊鹿塞(內蒙古磴口縣西北七十公里)三千華里，大破匈奴於金微山(今阿爾泰山)，徹底解決漢朝歷時三百年之久的匈奴之患。東漢雖徹底擊敗北匈奴，但始終無法佔領漠北之地，對領土擴張並無助益。
另一方面，東漢擊破北匈奴，使得鮮卑擺脫匈奴的威脅而壯大，鮮卑取代匈奴成爲中國的邊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