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與周王室抗衡數百年，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入主中原，今天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春秋時期有這樣一個諸侯國：它的封爵位僅僅是子爵，卻自僭爲王;它是周分封的諸侯，卻以蠻夷之居。這就是楚國。
在戰國後期，楚國屢屢受欺於秦國，讓我們以爲楚國很弱。然而，如果你知道西周和春秋早年的楚國敢於抗衡周王、連齊桓晉文也如臨大敵，就不會這樣覺得了。楚武王的那句“我蠻夷也”，不僅僅是一句自嘲的話，更是對中原的挑戰。楚的野心，遠非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
傳說周文王有百子，這是周的自我美化和後人的美好揣測。實際情況應當是，姬昌暗懷代殷的野心，暗地裏培植黨羽。爲了維繫他們的忠誠，得到他們的幫助，姬昌以子視之，就如同後世皇帝和梟雄們的義子。
鬻熊是其中的一個，但運氣不好的是，鬻熊早死(鬻熊子事文王，蚤卒)。鬻熊的軍功並不十分顯著，從《鬻子》(漢書·藝文志)來看，鬻熊的主要功勞是在“教化”“刑德”等內政方面。因此，周建國之初，鬻熊及其後代未得封爲諸侯。
鬻熊的先祖是南方火神祝融的後代，本是“祝融八姓”之一，雖在商周時衰弱，但在南方並不是毫無根基。周成王初年，“三監”及東夷叛亂。叛亂平定後，周成王在岐陽召開會盟。熊繹不僅沒有參加此次叛亂，還在會盟之上對周十分恭敬。因此，這次會盟後，周王將熊繹封爲諸侯，承認了他在南方的地位。
熊繹當週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史記·楚世家》
實際上，這並不算是特別恩典。關於周的封國，《史記》記載達數百之多，荀子說有71個，《左傳》也多有記載，到了春秋初年可考證的有140餘國(《春秋史》顧德融、朱順龍著)。分封最多的是姬姓，其次是姜姓，而江漢間的封國有谷(嬴姓)、鄧(曼姓)、盧(嬀姓)、權(子姓)等。從姓氏來看，江漢間的諸侯全是異姓，還有一個是殷的後代-子姓。從爵位來看，子爵在公、侯、伯之下，並不算特別顯貴。鬻熊家族在周王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另外，這次會盟上還發生了一件事，楚國被作爲荊蠻對待，連參加盟誓的資格都沒有(《國語·晉語八》：楚爲荊蠻···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周王對楚的態度，爲後來楚國後來叛周埋下了伏筆。
周王朝在武王、成王時期完成了對中原大地的征服。周王分封了很多諸侯國，設置了“周禮”，這些共同構成了周的中原秩序。周王室希望通過這一秩序，建立他們在華夏大地上至高無上的權威。
而同時在南方的楚國，雖然爵低位偏，卻並不妨礙楚國的先祖們“篳路藍縷”。從此，楚國開啓了它的野蠻生長模式。
楚國的反抗
楚國是周的諸侯中最獨特的一個：雖然名以上，楚是周分封的諸侯國，但是隨着楚的強大，越來越不滿於做周的諸侯國。這引起了周的警覺，周王和楚發生了多次大戰，楚時叛時服，但總體來說，楚與周始終處於一種抗衡的局面。
周昭王晚年，曾多次親率大軍伐楚。最後一次伐楚之時，楚軍避其鋒芒，昭王無功而返。當昭王回軍到達漢水時，楚軍搗毀了漢水上的浮橋，並對周軍發動了突然襲擊。周軍全軍覆沒，昭王溺於漢水而死。
周昭王親將徵荊···還返，涉漢，樑敗。王及蔡公抎(隕)於漢中。-《呂氏春秋·音初》
昭王伐楚，敗死漢水，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楚與中原的融合，此事變得越來越諱莫如深。但是從周昭王起，楚不甘於做一個周的子爵諸侯這件事已經公開化了。
周昭王損失了天子六軍，周王的力量被削弱。周夷王時，諸侯們已經不是百分之百的受控了。楚君熊渠發出了“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的口號，在江漢間征討庸、楊越、鄂等國，擴大領地，“甚得江漢間民和”。熊渠爲了表示對周王室的反抗，還在江漢楚蠻之地封三子爲王。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熊渠自稱蠻夷，卻還是靠討伐蠻夷擴大領地，並不敢動周分封的諸侯國。
周厲王時，楚畏周伐，取消王號。周宣王動用3000乘大軍伐楚，才取得了對楚的再一次壓制(《詩經·小雅·采芑》)。
周的分封，本意是要讓諸侯們融入中原文化、抵禦戎狄入侵、教化四周蠻夷，讓更多人的土地和人口服從周建立的中原秩序。
然而，楚不僅沒有融入和傳播周的中原秩序，還建立了自己的荊楚文化-南方的另外一種不同於周的秩序。這一點在《詩經》和《楚辭》中也可以得到證明：《詩經》不僅是文學作品，周時代的許多軍政大事在詩經中也有所體現，大多中原諸侯都收錄其中，卻沒有楚的篇章。與此同時，楚地卻衍生出了獨立的《楚辭》。
周宣王以後，周王室日益衰落，然而楚在歷代楚君的帶領下，更加強大起來。強大起來的楚國，逐漸有了代周的野心。楚想要替代周的中原秩序，建立自己的荊楚秩序。
公元前706年，周桓王14年，楚君熊通35年，熊通率軍伐隨，引發了一件大事。
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我有敝甲，欲已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加以尊號。···王室不聽···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室不加位，我自尊耳。”-《史記·楚世家》
周王不願加尊，熊通自僭爲王。這件事並不簡單是一個王號的問題。在戰國之前，僅僅是周王室可以加王號，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周王室的王號代表的是周的中原秩序，是周王室至高權威的象徵。
熊通怒而稱王，並且在死後諡號爲“武王”。口上說着“我蠻夷也”，卻行着“中原之號諡”。“蠻夷”二字實際上是對周的中原秩序的不滿和不遵循。這可以看出楚國的野心，不僅僅是想要半獨立於周之外，更是想要建立一套自己的“荊楚秩序”，與周的中原體系相抗衡，像周代殷一樣，成爲中原和華夏的主宰。
楚武王和楚文王爲了實現這一野心，在江漢間再次掀起了腥風血雨。楚武王“開濮地而有之”，楚文王伐申、伐蔡、伐鄧，開啓了對周在江漢間諸侯的討伐和征服。這些充分說明，楚與周已經完全決裂，並試圖在江漢間逐漸推廣自己的“荊楚秩序”(臣服江漢間的小國)。
經過武王和文王的整合，到了文王之子楚成王熊惲即位的時候，楚國開始了對中原秩序發起了挑戰，但是在這個挑戰的過程中，有些東西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當楚國整合江漢的時候，周王室正面臨着嚴峻的挑戰：鄭國正在挑戰周王室的權威。因此，周王室沒有精力來管控楚國的擴張。
當楚武王和文王初步完成對江漢整合的時候，中原的亂象也逐漸告一段落。齊桓公尊王攘夷，合法從周王手裏接過了權杖，成爲中原諸侯的保護者。楚國暫時無隙可趁。
因此，初即位的楚成王“使人獻天子”，此時的周王已經權威黯然，當然樂於這個臺階，於是“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看起來，好像是楚服了軟，周王再次臣服了楚，而實際上，周王的要求“無侵中國”，已經從要求楚臣服於周王的中原秩序變成了互不侵擾。雖然周王的要求降低了，但楚國還是耐不住寂寞，數年後，屢次侵略鄭國，這引起了齊桓公的重視。召陵之盟中，齊桓公並不敢深入楚國與之作戰，也不敢說周昭王之事，只是代表中原諸侯簽訂了和平條約，要求入貢包茅而已。
這樣不痛不癢的盟約說明，楚國已經實際上獨立於中原體系，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召陵之盟同樣說明，楚國的挑戰對手從周王室變成了周王室的代理人-霸主。
周王室的衰弱，讓楚國意識到這是入主中原的絕佳機會。因此楚國在齊桓公之後，數次挑戰中原秩序，其中離成功最近的有兩次：
第一次是楚成王晚年(約前647年-633年)：
齊桓公晚年，已經無力阻止楚國的北進。前645年，楚國成功打敗徐國。前643年，齊桓公死。中原混亂，楚國趁機擴大它的影響力。楚成王先後滅黃、江、英等國。
前642年，經過多次的捱打，眼看齊國已經指望不上，鄭文公朝見楚國。前638年，鄭國勞軍，楚成王除了在鄭夫人面前耀武揚威以外，還帶走鄭二侍妾，鄭國不敢有絲毫不滿。
前639年，楚成王在盂地會盟之上拘捕宋襄公，又在第二年敗宋軍於泓水。宋襄公傷重羞憤而死，即位的宋成公朝見楚王。
這樣阻隔在楚國北部的宋、鄭都已臣服，北向的大門已經敞開，形勢一片大好。然而，晉文公的出現挫敗了楚國的第一次對中原秩序的挑戰。公元前633-632年，楚國在城濮之戰中敗北，中原在晉文公的主導下建立了新的中原秩序，楚國第一次對中原秩序的挑戰以失敗告終。
第二次是楚莊王時期：
楚莊王時期，經過晉國的衰敗和楚國的發展，此時的楚國在江淮地區的勢力已經極其穩固，莊王便積極的要北向挑戰中原秩序。楚莊王滅庸，不久又敗晉於北林，服鄭。
公元前606年，楚莊王伐陸渾戎，陳兵周境。周定王派王孫滿勞軍。楚莊王十分不敬的問周王九鼎的輕重。九鼎是傳說大禹定九州時所鑄，鼎爲神聖的祭祀禮器。因此，此問和楚武王“欲觀中國之政”有異曲同工之妙。只見王孫滿回答道：
“嗚呼!君王其忘之乎?···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奸回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於郟鄏···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史記·楚世家》
楚莊王聽了之後，便退兵回國了。此時的周王室已經沒有軍事力量與之抗衡，那麼這番話爲何能讓楚莊王黯然退兵呢?
王孫滿賊提出了“天命”“德”兩個概念，來證明周王室雖然衰弱了，但是“天命”還在。不管是誰，還沒有到能夠“問鼎”的時候。
這是周的自我辯白，但也從一方面說明了周能在春秋戰國存在數百年的原因：周所建立的中原秩序雖然千瘡百孔，但在大家都沒有找到更好的秩序以前，這個中原秩序還可以也必須維持下去。周王“天子”的身份和公侯們諸侯的身份雖然實際上已經不具備約束力，但是一旦有人要挑戰這個名義上的君臣地位，還有人願意站出來說話，比如齊桓公、晉文公等。
大約楚莊王意識到了這一點。楚國與周王爭鬥了數百年，周王倒下了，代理人霸主又出來阻攔楚國，這條路始終走不通。
然而，在楚國的歷史記載中，這是最後一次楚國對周的中原秩序語出不敬。莊王以後的楚國，顯示出了不一樣的一面。
公元前598年，楚滅陳。申叔時說：大王因爲陳的混亂而率領諸侯以道義討伐陳國，現在卻要貪圖陳國的土地而設爲楚國的縣，以後如何號令天下呢(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楚莊王聽從了建議，遂立陳靈公之子立陳成公。這件事受到中原諸侯的普遍稱讚。
公元前594年，莊王圍宋，城中糧盡，易子而食。宋華元告以實情，莊王曰：“君子哉”。而後退兵。
這幾件事都被後世如孔子等的讚譽。從楚莊王起，楚國討伐別國時已經不像原來“我蠻夷也”那樣的策略，開始注重“道義”“君子”等讓諸侯服從的策略。
莊王以士宴爲太子傅。士宴推辭，楚王強烈要求，士宴說，“善在太子”。士宴還說，蠻夷戎狄等少數民族，向來不順服，中原也不能讓他們順從(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國語·楚語上》)。莊王還是用士宴爲太子傅。這裏的太子即是楚莊王之子楚共王。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莊王君臣已經以“中原”自居，還以中原的倫理來教導太子，可見莊王是要大力吸收和效仿中原。
這說明莊王已經從一箇中原秩序的挑戰者變成了一箇中原秩序的仰慕者。
那麼，中原秩序的挑戰者，何時轉變了策略，成了中原秩序的擁護者呢?
實際上，早在楚成王時期，楚國就顯示出逐漸融入中原的跡象。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重耳過境，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
陳國復國後，楚國得到了中原諸侯的認同。或許中原諸侯的服從讓楚國嚐到了甜頭，也或許是對中原秩序數百年的挑戰讓莊王看到了這是一條走不通的路。總之，從楚莊王開始，楚國身上的“蠻夷”標籤逐漸淡化，楚國從文化、官制等各方面全面向中原靠攏，最終與中原諸侯無異。
而那個在周強盛時敢於挑戰中原秩序、擅自稱王分庭抗禮的楚國，逐漸成爲了與中原無異、與諸侯爭奪霸主的楚國。
公元前597年，楚莊王在邲之戰中打敗晉軍，成爲諸侯公認的中原霸主。楚國與周抗爭了幾百年之後，終於以另外一種想不到的方式主宰了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