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55年12月16日 (乙未年冬月初九)安史之亂爆發
在1260年前的今天，0755年12月16日 (農曆冬月初九)，安史之亂爆發。
唐朝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距今1260年)星期二)，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突厥等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天寶十五年佔領長安、洛陽，進入安史之亂的最高峯。
經過
(一)范陽叛變—— 楊國忠與安祿山不和，安祿山恐楊國忠對己不利，遂以討楊國忠爲藉口，在范陽叛變，安祿山一路南下，不足兩月，已攻陷洛陽，自立爲燕帝，國號燕。
(二)肅宗即位—— 安祿山破潼關，活捉守將哥舒翰，直入長安。玄宗倉惶入蜀，行至馬嵬驛，軍士譁變，楊貴妃被逼自縊，太子李亨即位靈武，是爲肅宗。
(三)祿山被殺—— 不久，安祿山被長子安慶緒所殺。郭子儀得回紇之助，收復長安和洛陽。
(四)思明叛變—— 史思明降唐，受封爲范陽節度使。唐室恐怕史思明再反，欲將之消滅，究泄，史思明遂反叛。
(五)思明稱帝—— 郭子儀、李光弼進擊安慶緒，包圍鄴郡，史思明帶兵援助安慶緒，合併其兵，回范陽，稱大燕皇帝。
(六)平定亂事—— 史思明與李光弼相持年餘後被養子史朝義所殺。李光弼再借回紇兵，大破史朝義。史朝義部下田承嗣、李懷仙降唐，史明義被殺，安史之亂遂告平定。
影響
安史之亂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其影響大致可以分爲下列幾點
第一，戰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浩劫。《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爲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幾乎包括整個黃河中下游，一片荒涼。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裏百餘家，世亂各東西”。這說明經過戰亂，廣大人民皆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態中。
第二，安史之亂，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後實際上統一的中央王朝已經無力再控制地方，安史餘黨在北方形成藩鎮割據，各自爲政，後來這種狀況遍及全國。安史亂起，唐王朝分崩離析，已經沒有力量鎮壓這次叛亂，只好求救於回紇以及由少數民族出身的大將。當史思明之子史朝義從鄴城敗退時，唐遣鐵勒族將領僕固懷恩追擊，僕固與唐王朝有矛盾，爲了私結黨羽，有意將安史舊部力量保存下來，讓他們繼續控制河北地區，使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後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賦不入於朝遷”，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於一身，“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以後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不服朝廷管理。這些方鎮或“自補官吏，不輸王賦”，或“貢獻不入於朝廷”，甚至驕橫稱王稱帝，與唐王朝分庭抗禮直到唐亡，這種現象沒有終止。
第三，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後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起義，形成唐中葉農民起義的高潮。安史之亂後，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裏內，僅有“編戶千餘”，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餘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所謂“靡室靡農，皆籍其谷，無衣無褐，亦調其庸”。唐憲宗元和年間，江南八道一百四十萬戶農民，要負擔唐朝八十三萬軍隊的全部糧餉，所以“率以兩戶資一兵，其它水旱所損，徵科妄斂，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魏博鎮“重加稅率”，李質在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爲之損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徵暴斂，終於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起義，代宗一朝，“羣盜蜂軼，連陷縣邑”，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於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起義，同年的浙西方清起義，以及同期的蘇常一帶的張度起義，舒州楊昭起義，永泰年間(公元765年)邠州起義等等。這些起義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兵一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鎮隨之全部喪失。此後，吐蕃進一步深入，唐政權連長安城也保不穩了。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705年12月16日 (乙巳年冬月廿六)一代女皇武則天逝世
在1310年前的今天，0705年12月16日 (農曆冬月廿六)，一代女皇武則天逝世。
武則天(624年2月17日(距今1391年)-705年12月16日，農曆十一月二十六日)，通稱武曌或武后，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高宗時爲皇后(655年—683年)、唐中宗、唐睿宗時爲皇太后(683年12月27日—690年10月16日)，後自立爲武周皇帝(690年10月16日-705年2月22日在位)，705年退位以後，成爲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女性太上皇。
我能制之(桀驁不馴的烈馬)，然需三物，一鐵鞭，二鐵撾，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撾撾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野有遺賢，宰相之過也——武則天
在中國歷史上稱帝的人有數百，稱王的則數以千計。在這個龐大的羣體中，最特殊的莫過於武則天了，她不但是唯一的女性，而且登上最高寶座歷程的艱險曲折令人歎爲觀止，她無論爲政還是爲人都有着衆多讓後人說不清，道不盡的地方。
武則天本名武照，曾被唐太宗賜名媚娘，稱帝后改名武曌，“則天”來自於她晚年上的尊號“則天大聖皇帝”。其父武士鑊原爲大木材商人，因在唐朝開國中立功，官至工部尚書。憑藉此出身，武則天14歲被選入宮，成爲唐太宗的才人。儘管地位卑微，但她以出衆的美貌，過人的才氣和運氣，得到了唐太宗及其太子李治的垂青。649年太宗死，武則天被迫削髮爲尼，到感業寺忍受青燈黃卷的生活。
但武則天不甘寂寞的性格決定了她必然尋求結束這種生活，而命運的眷愛也給了她東山再起的機遇。李治即位爲高宗後不久，便將她召入宮，晉升爲昭儀。此後幾年武則天投入到了驚心動魄的爭寵鬥爭之中，先聯合王皇后一起鬥倒了蕭淑妃，後又以掐死一個女兒的代價來誣陷王皇后，使之被打入冷宮。655年，武則天終於登上了人生第一個高峯——皇后。
在此過程中，武則天深深感受到以長孫無忌爲首的守舊派對自己的敵視。當上皇后之後，她罷黜了20多位反對自己的官員，長孫無忌等也被迫自殺，同時開始培植自己的勢力，擢用了李義府、許敬宗等親信。
660年，高宗的“風眩病”發作，頭痛且目不能視，武則天開始名正言順地參決政事。664年，高宗因對武則天不滿，與上官儀謀劃廢后，武則天先發制人，控制了高宗，處死了上官儀，從此真正掌握了大權。
剩下可能阻擋武則天攀上政壇頂峯的只有她幾個日漸長大的兒子。長子李弘曾立爲太子並代父理政，33歲時死去，時人傳說是被武則天毒死。次子李賢繼立，後因對武則天不滿而被廢，第三子李顯繼立。683年高宗死，李顯即位爲中宗，但很快因一句戲言被武則天所廢。武則天立第四子李旦爲傀儡，自己臨朝稱制，獨攬大權。
684年，徐敬業等在揚州以匡復李唐爲名起兵，很快就被鎮壓下去，同時裴炎等重臣因乘機要挾武則天歸政李旦而被殺。隨後，武則天爲清剿朝內外的反對派，大興告密之風，並委任崇元禮、周興、來俊臣等酷吏進行刑訊逼供，此後15年間，包括李氏宗室在內的大臣以謀反等罪名被殺的不計其數，官場一時成爲恐怖世界。武則天在清除完反對派，做好充分準備之後，於690年正式登上帝位，改唐爲周。
武則天當政時代，影響最大的舉措莫過於對科舉制度的改革和對人才的搜求。在科舉制方面，武則天首創的有殿試、自舉、武舉和制科等。殿試，即由皇帝親自對筆試通過者(稱貢士)進行面試，武則天不但注重才學，而且注重相貌口才。武舉的內容包括騎射、馬槍、舉重等，通過者由兵部錄用，這兩項都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科舉制度。自舉即可以毛遂自薦申請做官，這一項爲武則天時代所獨有。制科是皇帝根據臨時需要開設的考試，名目也根據需要而定，如賢良方正科、博學宏詞科等。
除了科舉制之外，武則天還通過其他各種辦法蒐羅人才，多次敦促各級官員舉薦人才，甚至派招撫使到各地巡行以招攬人才。就搜求人才的熱心而言，武則天確實爲中國歷史所罕見。這些措施確實也受到效果，狄仁傑、魏元忠、張柬之等均爲當時名臣，而姚崇、宋璟等則爲開元名相，開元盛世的人才基礎，正是武則天時期打下的。
此外，武則天對盛唐詩賦的繁榮也有貢獻。她本人愛好文學，不但作詩，還創造出一些漢字，如她的名字“曌”等。在她的積極倡導下，宴會賦詩、應制賦詩十分盛行，吟詩作對成爲獲取功名的一個捷徑。在武則天時代，唐詩開始進入繁榮期，格式、內容等方面也漸趨成熟。
作爲一個曾體驗過民間生活的帝王，武則天也比較重視農田水利的建設。她在位期間，清查非法佔田、搜刮隱戶、興修水利，提出“重農桑、薄賦徭”的主張，還主持編撰了一部農書《兆人本業》。在她掌政時期，戶口數由380萬戶增加至615萬戶。
武則天的晚年生活被認爲“荒淫”，因爲她親近以張昌宗、張易之爲首的一班“面首”，並給以高官厚祿，但她最終決定傳位給親兒子，而不是武氏家族的人，被認爲是正確之舉，因爲“人心思唐”，當時只有李唐傳人重新登極才能服衆。705年，張柬之等大臣發動政變，殺死張氏兄弟，擁立太子李顯，將病榻上的武則天送進冷宮。同年，82歲的武則天在冷清中離開了人世。
史學界對武則天的評價差異之大，變化之快爲歷代帝王中所罕見。武則天受人指摘主要在於大興告密之風，任命酷吏，殺害無辜，濫封官吏，以及生活淫亂等。實際上武則天既用小人，也用君子，小人幫她奪權，君子幫她治國。她雖然使政治上層一度動盪，但社會經濟仍保持平穩發展，使她在實現二千年封建史上未有的變局之時，只遇到若干短時的反抗。總的來說，她的統治“上承貞觀之治，下啓開元盛世”的評價還是恰當的。因爲她在政治上的成功，在維持唐朝盛世方面的貢獻，以及在科舉制度等方面的影響，她被列入本排行榜中，居第93位。
點評：武則天對官吏的殺戮和在人才選拔上的熱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實際上，此兩者都是服務於同一個目的的，就是鞏固她的統治。對官吏的殺戮，使得人人自危，沒有人敢對她的執政合法性提出挑戰;而大量選拔人才，則可形成一個尊重她執政合法性的新羣體，也爲未來的盛世儲備了人才，這正是武則天的高明之處。
1598年12月16日 (戊戌年冬月十九)露樑海戰爆發
在417年前的今天，1598年12月16日 (農曆冬月十九)，露樑海戰爆發。
1598年12月16日(距今已417多年)，露樑海戰爆發。當日，日軍島津義弘爲營救被圍困在順天一帶的小西行長部，出動戰船500餘艘(共2萬人)進行救援，遭到以陳璘、李舜臣率領的中朝聯合海軍(中國戰船65艘、朝鮮戰船85艘，共 15600人)的攔截。戰鬥中朝鮮名將李舜臣及中國將領鄧子龍先後陣亡。日軍在中朝戰船的聯合圍攻下被殲滅300餘艘(200艘被擊沉，被俘100餘艘，1萬餘人戰死)，中朝軍隊陣亡約670餘人(1艘明軍戰船被擊沉)，島津義弘率殘餘船隻敗退。日軍小西行長所部則趁兩軍戰鬥之際乘船逃跑。露樑海戰後，朝鮮半島殘餘日軍全部被消滅，日本侵朝戰爭宣告徹底失敗。
點評：如果後世的清朝能有明朝的魄力和勇氣，絕對不會遭受近代史的如此悲慘，滿人的落後決定了這一切。
1773年12月16日 (癸巳年冬月初三)波士頓傾茶事件
在242年前的今天，1773年12月16日 (農曆冬月初三)，波士頓傾茶事件。
1773年12月16日(距今242年)，波士頓傾茶事件。
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 又稱波士頓茶黨事件。1773年發生的北美殖民地波士頓人民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茶葉貿易的事件。1773年，英國政府爲傾銷東印度公司的積存茶葉，通過《救濟東印度公司條例》。該條例給予東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銷售積壓茶葉的專利權，免繳高額的進口關稅，只徵收輕微的茶稅。條例明令禁止殖民地販賣"私茶"。東印度公司因此壟斷了北美殖民地的茶葉運銷，其輸入的茶葉價格較"私條"便宜百分之五十。該條例引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極大憤怒，人們飲用的走私茶佔消費量的十分之九。紐約、費城、查爾斯頓人民拒絕卸運茶葉。在波士頓，一批青年以韓柯克和薩姆爾·亞當斯爲首，組成了波士頓茶黨。1773年11月，東印度公司裝載342箱茶葉的船隻開進波士頓港。12月16日，波士頓八千羣衆集會，要求停泊在那裏的東印度公司茶船開出港口，但遭拒絕。當晚，反英羣衆在波士頓茶黨組織下，化裝成印第安人闖入船舶，將東印度公司三隻條船上的342箱茶葉(價值18，000英鎊)全部倒入大海。英國政府採取高壓政策，1774年先後頒佈系列法令，封鎖波士頓港口，取消馬薩諸塞州的自治，在殖民地自由駐軍等。這更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強烈反抗，使英國政府與北美殖民地之間的矛盾尖銳，公開衝突日益擴大。
波士頓茶葉事件是一場由麻薩諸塞波士頓居民對抗英國國會的政治示威。
由於約翰·漢考克領導抵制英國政府所經營的英屬東印度公司，致使其茶葉銷量一落千丈，1773年，英國國會頒佈茶稅法，以幫助本國商人向北美傾銷，並由英屬東印度公司壟斷茶葉貿易。同年12月16日，一批茶葉被運到波士頓港口，自由之子--由60個當地人組織而成--打扮成印地安人偷偷摸到三艘船上，將船上貨物搗毀，並將342箱茶葉倒入港口內，整個過程相當平和及安靜。
不過此舉被認爲是對殖民政府的挑釁，英國政府派兵鎮壓，終於導致1775年4月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聲槍響。
“北美人民爲什麼要拒絕比自己進口還要便宜一半的東印度公司的茶葉?”
東印度公司傾銷的茶葉雖然比較便宜，但畢竟是外國的，假如北美人民都飲用了東印度公司傾銷的茶葉，那麼北美人民自己生產出來的茶葉銷售就會受影響，，北美人民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另外北美人民認爲東印度公司是英國扶植的，假如他們飲用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就等於他們還繼續受英國殖民者的壓迫、剝削。……
點評：它是北美人民反對殖民統治暴力行動的開始。
1945年12月16日 (乙酉年冬月十二)日本侵華罪魁近衛文磨自殺
在70年前的今天，1945年12月16日 (農曆冬月十二)，日本侵華罪魁近衛文磨自殺。
1945年12月16日晨，發動全面侵華及太平洋戰爭的罪魁近衛文磨爲逃避人民的審判，在美軍佔領當局剛剛發出對他的逮捕令後服毒自殺，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1891年10月12日(距今已124多年)，近衛出生在門庭僅次於天皇家的五攝家(即藤原豪族的近衛、九條、鷹司、二條、一條等五家。攝家是具有擔任攝政、“關白”資格的門弟)之首近衛家。
近衛文磨作爲藤原家庭的嫡流、近衛家250年來第一個由正妻所生的長子，自出世之日起即被視作掌上明珠，受寵無度。
1917年，近衛從京都大學法學科畢業，同年經西園寺推薦入內務省工作。1919年1月，隨西園寺參加巴黎和會。這一時期，他先後發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義》、《戰後歐美見聞錄》等文章，闡述了對國際政治的看法。他認爲，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既成的強國”與“要求打破現狀的國家”間的戰爭，美英壟斷殖民地的現狀，“有悖於人類機會均等原則”，“德國想打破此種現狀，誠爲正當的要求”，“日本不能不給予深切的同情”，“領土狹小、原料缺乏的日本”，“爲了自己生存的需要，不能不象戰前德國那樣，做出打破現狀之舉”。他確信，日本“向外擴張，誠爲順乎自然之勢”。可以說，從青年時代起，近衛就樹立了侵略有理的思想基礎，並用以指導一生的活動。
1936年，岡田內閣因“二·二六事件”垮臺，元老西園寺推薦近衛組閣，以穩定政局。但近衛對發動這一事件的皇道派軍人持同情態度，對處理善後感到爲難，結果以健康原因推辭。其後成立的廣田內閣和林內閣，皆因無法控制局面短命而終。林內閣於1937年6月辭職後，組閣大任再次降到近衛頭上。6月4日，第一次近衛內閣宣佈成立。
無論是元老重臣，還是軍部、政黨、財界、民間右翼勢力，都對近衛登臺一致表示擁護，儘管它們的想法不盡相同。的確，近衛有高尚的血統，46歲的美妙年華，曾因辭掉首相給人留下沒有權力慾的良好印象，對整個統治階級來說，他成了衆望所歸的人物。
近衛最大限度地滿足了統治階級各階層利益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推進對外擴張。他在組閣當天即表示，“屬於‘非持有國’類型的我國必須確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權力，我國的大陸政策是建立在這個確保生存權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內閣負有實現“國際正義”的使命，而“實現國際正義的較好方法，是獲得資源的自由，開拓銷路的自由，爲開發資源所需勞動力移動的自由”。無異一紙奪取殖民地的宣言。
1937年7月7日，即近衛上臺後的一個月又三天，駐華北日軍發動蘆溝橋事變。點燃了全面侵華的戰火。7月底，華北日軍與前來增援的關東軍、朝鮮日軍攻佔了京津地區，並繼續向華北腹地進犯。8月13日，日軍開闢上海戰場。11月12日佔領上海，旋即攻佔京滬鐵路沿線城市。12月13日佔領南京，進行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遇難的中國軍民超過30萬人。次年10月，日軍佔領武漢和廣州。一年多時間，日本即攻佔了半個中國。
但是，與日本法西斯預想相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到1938年底，抗日戰爭開始轉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在軍事上未能滅亡中國，誘降陰謀也未見實效，近衛內閣在侵華對策上已一籌莫展，加之在與德國簽訂軍事同盟上與陸軍發生分歧，遂於1939年1月實行總辭職。
1940年7月22日，近衛再次登臺組閣。
第二次近衛內閣在強化國內法西斯體制上拋出的新花樣，是開展所謂新體制運動，亦稱“近衛新體制”。近衛聲稱，開展新體制運動是“爲應付前所未有的內外動盪局勢，建立強有力的舉國政治體制”，使“一切政黨、派別、經濟團體和文化團體統統歸依於公益優先的精神之下”，“官民協同”、“實踐翼贊大政的臣道”。
近衛新體制包含多方面的內容，在政治上是效仿希特勒的納粹黨，由近衛本人發起建立直接輔助天皇的政治組織大政翼贊會。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近衛已開始了籌建新黨活動，組閣前的6月24日，又辭去樞密院議長，全力實施這一計劃。到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後的一個月左右，現存的各政黨和團體，或自動解散，或被強制取締。在“不要誤了公共汽車”的口號下，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紛紛投入近衛的懷抱。10月12日，大政翼贊會宣佈成立，近衛親自兼任總裁，其他要職分別由宮廷貴族、軍政官僚及法西斯分子頭目擔任，並在各都、道、府、縣設立支部，由當地知事任支部長，將居民編入“鄰組”組織，實行嚴密的法西斯主義統治。
1940年12月，近衛內閣通過《經濟新體制綱要》，爲實現“國民經濟一體化”，加強國家的戰時經濟統制，設立鋼鐵統制會等產業統制機構，以保證戰爭物資的生產和調配。同時還設立全國金融協議會，頒佈資金運用令，加強對金融業的統制。
此外，近衛內閣制定《確立勞動新體制綱要》，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大規模的產業報國運動，建立各種產業、行業報國會，通過勞務統制，把全國人民驅趕到爲戰爭服務的軌道。
僞實現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與“德意三分天下”的迷夢，近衛內閣在加強中國佔領區統治，保持對華軍事優勢前提下，緊鑼密鼓準備“南進”，奪取被英美視爲自己勢力範圍的東南亞地區。爲實現這一目的，經松岡外相斡旋，1940年9月簽訂了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次年4月又與蘇聯簽訂“日蘇中立條約”，企圖通過外交手段壓美英對日本的“南進”採取綏靖政策。但是隨着德國入侵蘇聯，這一外交陰謀實際宣告破產。
然而日本仍堅持“南進”計劃，在1941年7月2日的御前會議上，再次確定“南進”政策，並“不辭與美英一戰”。不過在策略上則仍做兩手準備，即一面繼續與美國談判，謀求外交解決問題，一面製造“北進”假象，加緊備戰，一旦談判破裂，即行對美英開戰。爲此，1941年7月16日，近衛以內閣總辭職的方式，撤換了對貫徹這一方針不利的外相松岡洋右。
繼而成立的第三次近衛內閣，除更換了少數成員外，繼續堅持政府的既定方針。9月6日，再次召開御前會議，決定以10月上旬爲限，如日本的要求“仍無實現的希望，就決心立即對美、英、荷開戰”。對“南進”和御前會議的決定，近衛始終是積極贊同者，但到10月上旬日美談判仍無進展時，他感到對美開戰尚無“百分之百”的取勝把握，與主張立即開戰的東條發生對立，遂於10月16日向天皇提出辭呈。
近衛辭職後，仍作爲政府重臣參與制定重大國策，後來也提出過儘早結束戰爭之類的主張。但他最關心的是“保存國體”和防止“共產主義蔓延”。日本戰敗投降後，曾擔任東久邇內閣國務相和幣原內閣“內大臣府御用掛”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