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2年，發生了著名的“馬戛爾尼訪華”事件。這原本是一件可以改變中國進程的大事件，可是，當政的清廷政府卻白白地錯失了這樣一次與先進文明、先進技術交流和對話的機會。錯失機會的直接原因，是缺乏溝通雙方的翻譯人才。當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清廷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閉關鎖國”政策導致清廷政府的閉塞、愚昧、狂妄、自大、唯我獨尊，看不起世界上任意其他國家——當然，就不屑於培養翻譯人才了。
可以 ，“馬戛爾尼訪華”事件爲以後震驚世界的“鴉片戰爭”埋下了幽微而深遠的一筆。馬戛爾尼，全稱喬治·馬嘎爾尼(Lord George Macartney)，蘇格蘭人奧青雷克·馬戛爾尼的後裔，1737年出生於愛爾蘭的利桑諾爾，1759年於都柏林的三一學院畢業，先後在荷蘭、俄國、印度等國工作，曾任駐俄國公使與葉卡捷琳娜二世簽訂商務條約，出任過愛爾蘭事務大臣、加勒比島嶼總督、印度馬德拉斯省督等職。
1792年9月26日，英國政府任命馬戛爾尼子爵爲正使正式出使中國，這是西歐各國政府首次向中國派出正式使節。出使中國，是有其複雜的背景及其功利目的的。從1640年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英國資產階級確立起了立憲君主制的原則，牢牢佔據了國內的統治地位。從此，英國資產階級奉行殖民擴張政策，極力發展海外貿易。
英國國土有限，人口不多，但商品經濟、機械化生產發展迅猛，18世紀70年代又爆發了工業革命，國內對原料產地和新產品銷售市場的需求更加迫切。同時，美國獨立戰爭使英國失去了北美13個殖民地，這樣，龐大生產力促使英國必須掙脫國內市場的束縛，把市場投向更廣大的空間。中國，位於西方人地理概念中的“遠東”，物產豐富、市場潛力巨大，成了英國亟需開闢的新市場。
英國先是建立起以印度爲重心的第二大英帝國，但英國人認爲，印度的前途取決於中國。征服中國市場將會幫助英國解決在印度行使主權的費用。但是，中國以廣州爲唯一通商口岸的單口貿易對英國的目標是個極大的障礙，這促使英國迫切希望通過外交途徑使中國開放更多的口岸。
實際上，中國的單口貿易不但對英國的經濟發展是個極大的障礙，對中國自身而言，其所造成的障礙和弊端更大。別的不多說，單看新中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於國家致力於發展開放型經濟，很短時間內，就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中國經濟出現了猛飛突進的勢頭，以2004年爲例，該年進出口總額爲11547.7億美元，淨增數2300多億，比1978年增長了55倍，佔世界貿易的比重上長到500，成爲第三貿易大國，僅次於美國、德國。這可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可惜，在以農業生產爲主導的封建時代，又在清廷政府“閉關鎖國”政策的遮蔽之下，統治者對商品經濟竟然是這樣一無所知。
話說回來，公元1792年，英國爲了打開中國市場，準備派遣使團前往中國。首先承擔起這個使命的是凱思卡特使團。但凱思卡特暴病去世，該次遣使行動宣告流產。接下來的是馬戛爾尼使團。
這年（即乾隆五十七年）9月，英王喬治三世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爲名，向中國派出了由馬戛爾尼勳爵任正使、喬治·斯當東男爵 (Sir George Staunton)任副使的龐大使團。喬治·斯當東是醫學和法學雙料博士，在很長時間裏伴隨在馬戛爾尼身邊，充當馬戛爾尼的副手、搭檔。
此外，使團中的成員都是英國上層社會各個領域裏的精英才俊，包括外交官，青年貴族、物理學家、天文學家、美術家、哲學家、醫師、技師、樂師、技師，人數多達近百人，算上士兵、僕役和水手，使團人數則有近700人。
使團領航的是一艘具有64門大炮的一流軍艦“獅子”號，另外還有載重量爲1200噸的“印度斯坦”號大貨船，一艘小型護衛艦“豺狼”號作爲供應船，攜帶着英王喬治三世給乾隆皇帝的信件和大批代表西方科技文明的禮品。英國派遣該使團訪華，目的是通過與清朝最高當局談判，擴大對華貿易，同時蒐集中國情報，估計中國的國力。
（斯當東）
在發現新大陸之前，中國和英國是世界上距離最遠的兩個國家，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這兩個國家沒有發生過任何交集。距離上的相隔，文化的差異，生活習性、風俗、禮儀等等就會出現巨大的不同。這次訪華，訪華團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的交流。這是一個令人非常頭痛的問題。馬戛爾尼找來找去，竟然在整個英國都找不出一個懂漢語的人。沒辦法，馬夏爾尼只好委派自己的副使斯當東到歐洲大陸全力尋找翻譯人員。斯當東鐵鞋踏破，足跡走遍了巴黎、歌德堡、歌本哈根及里斯本，但是，和馬夏爾尼在英國尋找的結果一樣，一個合適的人選也找不到。
怎麼辦？
最後，是通過高人指點，斯當東這才得知，意大利那不勒斯道會（De Propaganda Fide）的一所華人書院 (College for Chinese)裏有專門學習傳道的中國留學生。真是謝天謝地！斯當東趕往意大利，終於在那所書院裏找到了兩名剛完成傳道訓練的中國天主教士。這兩個中國天主教士，一個名叫李雅各（Jacobus Li,又叫Jacob Ly,Poumb先生），另一個名叫周保羅(Paolo Cho)。
李雅各的漢名叫李自標，生於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原籍甘肅武威，少數民族，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與另外七人一起到歐洲學習，此年恰好完成了學業。周保羅的名字則沒出現在宗教史學家方豪所考證的道光朝以前赴歐洲留學的學生名單內，估計屬於私自出國，其籍貫、來歷等等均不詳。實際上，無論是李雅各還是周保羅，這兩個人都不懂英語。開什麼玩笑？不懂英語，還擔任什麼中英外交翻譯？！斯當東沒有開玩笑的心思，爲了物色合適的翻譯人員，他已經筋疲力盡，但，始終找不到一個精通中英雙語的人！
這，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李雅各和周保羅既是中國人，又在意大利生活，學習天主教義，可以說，已經掌握了漢語、意大利語及拉丁語三種語言了。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應該能夠擔任中文和意大利文及拉丁文的翻譯工作了。
拉丁語曾經是歐洲知識分子的交際語言，使團中的很多人，包括馬戛爾尼本人，都精通拉丁語。這就足夠了——至少，使團和翻譯人員之間都掌握有一門共同的語言：拉丁語。
有了拉丁語，就可以以之爲中介，在中、英文間進行轉譯了。說實在話，若非迫不得已，馬戛爾尼是萬不願意聘請這樣兩個非專業且不對口的翻譯員的。因爲，除了這兩人不懂英語外，他們的中文水平也不高。
馬戛爾尼瞭解到，這兩個人都是中國窮苦人家的孩子，沒接受過中國系統的傳統教育，只不過爲了混口吃的，纔不遠萬里來到國外學習傳教（傳教士的身份在中國國內也是很受人歧視的），中文水平非但不高，且因在國外生活多年，就連漢語口語的表達也退化了不少。
還有，他們都是中國人，則在爲英國人服務和工作的過程中，就會不可避免地帶上自己的情感傾向。但既然沒有合適的人選，馬戛爾尼就只能聘用他們了。這就是馬戛爾尼使團組建過程中出現的最大尷尬和無奈。爲了保證這兩名翻譯者的工作質量，馬戛爾尼給他們開出了高薪：每人150鎊。這在當時是很高的報酬了。
不過，馬戛爾尼對周、李二人不滿意，而周、李二人也不是很願意替馬戛爾尼工作的。
讀到這，也許有讀者會覺得奇怪，咦，做翻譯工作，不錯啊，身份光鮮亮麗，社會地位高，報酬也高，爲什麼不呢？
的確，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翻譯人員和外交人員是一類的，屬於國家公務員的範疇，享受國家規定的工資待遇和福利，如公費醫療、帶薪休假等等。現在，我國外交部還在會同相關部委對深化駐外使領館管理體制改革進行研究，不斷提高外交人員的待遇。待遇之外，由於其直接服務於國家的最高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國家的形象，因而顯得崇高而神聖，不但身份顯赫、地位尊崇，而且隨着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在這塊領域上工作的人通常都會有一個很好的發展前途。
然而，在李雅各和周保羅生活的那個時代，擔任翻譯工作，是很容易被人誤會爲“漢奸”的。誤會爲“漢奸”還在其次，主要是會有被判死刑的危險。
早在1617年1月，英王佔姆士一世（JamesL,1566—1625）就有過和中國建交的想法，曾經就應該怎樣拓展中英商務事宜給當時的中國皇帝明神宗萬曆寫過一封信，但信送到中國，別說信沒能譯成中文，就連傳遞信件的人也沒有，因爲，私傳外邦信件，那是會掉腦袋的。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也曾經出現過一件嚴重影響中、英雙方交往的“洪任輝事件”。
洪任輝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在廣州任職，爲了擴大貿易範圍，打開一個自由貿易的新局面，他按英國東印度公司要求，由廣州出航，北上天津，想通過到京師狀告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縱容家人屬吏敲詐勒索，徵收陋規雜費等事，從而達到開闢新貿易港的目的。結果卻惹得乾隆雷霆震怒，將代寫狀文的劉亞遍處決，判決洪任輝澳門“圈禁三年”，三年後驅逐回國，就連那個幫助洪仁輝向朝廷轉交狀文的天津官員，也被砍了頭。
此外，乾隆明確下諭“內地人代寫呈詞者尤應嚴厲其處分”。經此一事，誰敢輕率給英國人做事？所以，使團能找到兩個願意擔任翻譯角色的中國人，那已經是阿彌陀佛了。不過，令人高興的還不止這個，就在使團準備離港前夕，竟然來了一外姓安的和一個姓王的中國傳教士請求隨船回國。
這，就使使團意外地多獲得了兩名翻譯人員。然而，令人稍感遺憾的是，這兩人的水平和李雅各、周保羅也是半斤八兩、相差無幾。唯一值得安慰的那個姓安的神父能寫一手漂亮的中文毛筆字！
翻譯隊伍是這樣的一個陣容，則凡是從馬戛樂尼方面撰擬的文件就不得不先以英文寫成的，再交由使團中精通拉丁文的人翻譯成拉丁文，然後由翻譯隊伍裏面這四個不懂英文的中國人將以拉丁文撰寫成的文稿翻譯成中文。
一句話，每份文件都必須經過兩重翻譯程序，備有三份以上的文本。三份必備的文本分別是：英文、拉丁文、中文。甚至可能會備上的四份文本爲法文文本，因爲這時歐洲的外交習慣是以法文作爲國際通用外交語言。毋庸置疑，那些通過重重轉譯後的語句，並且是由這樣一些半瓶子醋的翻譯人員來擔任翻譯，所要表述的意思肯定是會發生巨大變化的，這，就註定了這一次中英兩國間的交流不會順利、更不會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