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四大事：衣食住行。“行”就是交通運輸，雖說排在四大事的末尾，但也絕不是稍可忽視的小事。
中國的古代社會特別重視禮治，在“行”這樣的大事上，也自然處處滲透着“禮”的色彩，人們往往可以通過“行”所憑藉的交通工具、規模、裝飾來評判一個人的尊卑貴賤。
幫助萬曆皇帝開創“萬曆新政”的首輔大臣張居正，在回鄉葬夫的時候，不知道是出於“衣錦還鄉好風光”的需求，還是真是爲了便於在車馬行進中“日理萬機”、處置政務，總而言之是乘坐了一個32人擡的大轎。
雖說萬曆皇帝對這位事必躬親、權勢滔天，壓迫得自己毫無存在感的輔政大臣早已心生不滿，但乘坐32擡大轎這件事算得上是讓君臣關係惡化，以致反目成仇的“最後一根稻草”。當萬曆皇帝聽到張居正乘坐32擡大轎的密報之後，惡狠狠地說了句：“朕才乘坐16擡大轎，難道他張居正就比朕還尊貴嗎?”
皇帝可以寬容大臣的貪腐、惰政、昏聵、顢頇，但絕不會允許一個大臣在彰顯身份、榮寵等方面的“排場”上超越自己。在“排場”壓住皇帝的風頭叫僭越，僭越是欺君大罪，是可以直接論罪殺頭乃至株連九族的。
在《三國演義》裏，曹操從魏公晉封爲魏王，其經濟收益就主要表現爲封地擴大、錢糧增多，而最能直接彰顯其政治能量提升的，則是由皇帝親自頒佈詔書，賜給曹操的那一套以車馬等交通工具爲主要內容的儀仗用品“九錫”。這套交通工具原本是天子專屬，授權某個大臣有權使用，也就意味着授予了這個大臣與皇帝大體相當的政治特權。
車馬也罷，大轎也罷，都是交通工具，與今天的自行車、摩托車、小轎車、火車、飛機一樣，都不過是人腳步的延伸，以便人們可以更快速、更便捷地到達更遠的地方。只要有需要、有條件，任何一個現代人都可以自由選擇出行交通工具。然而在古代社會，想自由選擇交通工具是徹底不可能的。
中國有史料記載，最早、最完整地頒佈關於“官用”交通工具使用規範的是西漢時期的漢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5年)，朝廷頒佈詔令明確規定：不同級別的官員乘坐的馬車用馬匹的數量來區分等級，級別越高，可以使用的馬匹就越多。關於這問題，西周時期也有一個規範，就是天子的馬車用6匹馬拉，其次是諸侯用4匹馬，也就是後來成語裏出現的“駟馬”。
但漢景帝頒佈的“官用”交通工具使用規範似乎更精細些。他不僅規定了拉車的馬匹數量，還特意規範了馬車的車棚顏色。例如，平民不論你多麼有錢，但乘坐的馬車只能用青布車蓋。估計是古代漢語最具有歧義的色彩。青色是指介於藍色和綠色之間的顏色。
俸祿兩百擔以下的官員乘坐白色車蓋的馬車，三百擔以上的官員使用皁色車蓋，一千擔以上的官員車蓋可以用皁繒覆蓋。皁色就是純黑色，因爲古代的布料染色都取材於天然染料，要將布匹染成純黑色技術難度相對高一些，所以純黑色在古代是較爲高貴的顏色。繒指的是絲織品，皁繒就是色黑而發亮的絲綢。這種級別上的差異，不僅僅體現在色彩上，對於布料規格也有限制。當然，這個規定裏有一個漏洞，那就是對於俸祿在200至300擔之間的車蓋顏色沒有作出規定，不知道是史料記載有遺漏，還是西漢時期的官員俸祿沒有二百到三百擔之間的設置?
也因爲漢景帝的這個規定，給後世留下了一個新的名詞“冠蓋”。“冠”指的是帽子和衣服，“蓋”則指的是馬車頂棚。冠蓋二字合起來就成了古代社會那些有官職、爵位、俸祿的人的代稱。人們說“冠蓋雲集”，就是指一大批“有身份”的人聚集到了一起。
交通工具不但是封建等級制度的直觀體現，也能側面反映出一個王朝的氣數和興衰。而且每一個朝代都相應對官用交通工具的使用進行改革或規範，以便既能彰顯身份，也能適應形勢。
東漢初期，光武帝劉秀認爲國家經過一番動盪，物力維艱，百廢待興，朝廷官員們應該身體力行地節儉樸素，就規定以成本低廉的牛車作爲官用車輛。直到國家經濟狀況好轉以後，東漢朝廷才重新發布詔令，用馬車取代牛車。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發，“城頭變幻大王旗”，牛車又多次成爲一些剛剛建國的朝廷的法定官用交通工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時期的官用交通工具使用規範。南北朝時期朝野上下都崇尚率真、通脫、瀟灑、俊逸的“魏晉風度”，所以這個時期的官用交通工具可謂是“異彩紛呈”、花樣繁多。例如宋文帝出行就喜歡乘坐由綿羊拉的“羊車”。儘管羊車載重小、速度慢、行程短，但這種怪異的交通工具卻讓宋文帝倍感有“範”，因爲這似乎能彰顯出他的品位高、有個性。
隋唐兩朝的創立者曾經有一個共識，那就是魏晉南北朝的官用車輛使用太過隨意、混亂，助長了從皇帝到大臣的慵懶作風，削弱了國家的凝聚力、戰鬥力。所以，他們一旦建國立朝，就一掃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坐而論道”、華而不實、懶散奢靡的社會風氣，在整個社會倡導務實、快捷、高效的做派。反映在官用交通工具上，就是用騎馬代替了馬車、牛車、羊車等交通方式。
到了北宋時期，雖說依然鼓勵官員騎馬，但乘坐大轎已經逐漸成爲社會主流。到了南宋時期，乘坐大轎已經成爲各級官員的“標準配置”。莫要說相比騎馬了，即便是相比起馬車、牛車，由人力抗擡的大轎其行進速度也更慢。一旦朝廷有事，或者發生緊急情況，從官員的行進速度上就可以預知整個統治機器的運轉速度和執行效率。
大轎需要的成本也更高，轎伕的報酬不屬於朝廷財政負擔範疇，要由官員自己負擔。有的官員爲了維護冠冕堂皇的威儀和氣派，就不得不在“民脂民膏”上做文章，也就間接助推了官員的腐敗。一頂官轎至少需要兩名健壯男子擡，更高品級的官員需要的轎伕數量也就越多。倘若官員出行的路程長，則中途還需要“備份”一至多組轎伕，以便替換和接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耗費了許多精壯社會勞動力，使許多本該從事生產的勞動資源不得不轉移到維護官員享樂上。
但大轎更爲舒適，更爲氣派，這種變化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兩宋時期官員們追求享樂、效率低下、不恤民力的施政風格。兩宋時期經濟高度發達，但兩宋時期的邊境不安、戰亂頻繁，被後世歷史學家冠之以“弱宋”的標籤，似乎也能從四平八穩、儀態萬方的“官轎”上顯示出端倪。
明朝的朱元璋是草根出身的皇帝，在反對鋪張浪費、奢靡之風上可謂是痛心疾首、手段強硬。明王朝建立之後，朱元璋就敏銳意識到官員乘坐大轎與吏治腐敗、效率低下、財政負擔過重之間的強相關性，曾經明令規定：三品以上的文官、婦女、年老有病的，這三種人才允許乘坐轎子。三品以上的文官可以乘坐四人擡的轎子，以示榮寵。其餘人員，哪怕是皇親貴胄、功臣舊部，一概騎馬。但凡違例乘轎或者擅自乘坐八擡大轎的，一律嚴厲懲處。
可惜朱元璋的一番苦心沒有被他的後世子孫體悟，到了明中後期，朝綱鬆弛，皇權衰微，他親自制定的官用交通工具管理辦法被拋諸腦後，官員們逐漸下馬、上轎，貪圖起了安逸享樂，以至於出現了張居正乘坐32擡大轎的嚴重“僭越”行爲。當然不能把這件事與明朝的覆亡直接劃等號，但首輔張居正乘坐32擡大轎在江陵至京城的道路上風光無限，到清兵入關、崇禎自戕，期間不過隔了半個世紀多一點的時間。這似乎也算是一種預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