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古人怎麼過冬，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對古代的北中國普通民衆而言，在漫漫寒冬裏取暖，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
燒不起炭
古人所能擁有的取暖燃料種類有限，無非是木炭、煤和薪柴。木炭取暖體驗最佳，但價格昂貴，一般只有皇宮、官府及富貴人家才用得起。
宮廷和政府部門，自古即有取暖的制度保障，使其在冬季能夠擁有充足的木炭或者薪柴。唐朝的“木炭使”、元朝的“柴炭局”、明朝的“惜薪司”、清朝的“柴炭處”等，均下轄柴炭廠、山林及專屬的樵夫，負責爲宮廷和政府部門採辦燃料、製作木炭。
除了發放木炭，有時候也會由政府部門直接發給薪柴，或是在俸祿中發放取暖費用。比如，唐朝每年發給京官的薪柴，需桐木72萬根之多;若還不夠，則從宮中調取“蒿根柴”補足。明朝官員的俸祿中，專有一項“柴薪銀”，作爲官員購買柴薪的補貼。
“惜薪司”這類機構生產的木炭，對品質往往有着相當高的要求。比如，“紅籮炭”是明清皇室的御用木炭，其產品標準是：
“皆易州一帶山中硬木燒成，運至紅籮廠，按尺寸鋸截，編小圓荊筐，用紅土刷筐而盛之。……每根長尺許，園徑二三寸不等，氣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
清朝乾隆年間，圓明園等處，一年要用掉這種紅籮炭64405斤，另加黑炭566228斤、煤367433斤、木柴360248斤。坐擁燒不完的紅籮炭，乾隆皇帝的冬天特別溫暖，他開心地在詩中寫道：
人苦冬日短，
我愛冬夜長。
……
敲詩不覺冷，
漏永夜未央。
圖：乾隆帝寫字像軸
燒不起煤
煤進入日常生活，始見於北宋的東京汴梁，當時稱爲“石炭”。不過，底層民衆是用不起的。
北宋政府喜好“煤炭專賣”政策，對煤炭資源實施管控，由政府統一售賣。比如，宋徽宗時，“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場”，朝廷大獲其利。這種專賣政策，往往導致煤價高昂，民衆無法在冬天購煤取暖。
木炭價格昂貴，煤炭又在政府的管控當中，於是乎，北宋開封城的冬天，對普通民衆而言始終是寒冷刺骨。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冬天，開封城“民間乏炭，其價甚貴，每秤可及二百文”(“秤”是當時的一種計量單位，十五斤爲一秤。可供參考的一個物價標準：大中祥符元年，北宋襄、許、荊南、夔、峽等地的麥子是12文一斗，大米是30文一斗)，眼見民衆實在熬不下去，政府“出炭四十萬”，將自己控制的部分木炭拿出來，半價投放到市場上，民衆蜂擁搶購，結果發生了“有踐死者”(踩踏至死)的慘事。宋仁宗嘉祐四年冬天，“陰寒雨雪”，薪炭、食物價格倍增，據歐陽修的奏摺，當時開封城內“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買不起炭和煤的普通人家，爲了禦寒，只好鋌而走險，違背禁令砍掉桑棗之樹，乃至於去偷伐皇陵周邊的樹木。
元明時期，能夠用煤取暖者，仍主要是宮廷、政府機構和官宦人家。直到清朝中後期，因爲西洋採煤機械的引入，北京城的普通民衆，纔有了在冬天燒煤取暖的機會。清人筆記中說，京師“例於十月初一日添設煤火，二月初一日撤火”，市場上出現了煤餅、煤球，隨之也就出現了“小戶人家熱炕頭”。
可惜的是，因清廷一再限制民間開採煤礦，這種“小戶人家熱炕頭”的現象，即便在晚清的京城，也並不普及。
清廷限制開礦，原因有二。首先是擔心採礦破壞風水;其次是防範人員集聚，擔憂礦工聚於一處容易造反。比如：
(1)順治下旨：“渾河大峪山場，關係京城風水，不許開窯採石，違者從重治罪。”
(2)康熙命令：“紅石山……楊家頂一帶，均關風水……通行嚴禁。”
(3)嘉慶指示：“如準民人挖煤，相沿日久，民人積衆，難免不滋生事端”。
朝廷如此看待煤礦，地方官員查禁礦場時，自然也往往以此爲由。比如，乾隆時的江寧知府沈孟堅上奏請求查封煤礦，說的正是：
“一經開鑿便疑爲破傷地脈，必至聚衆釀案”，“招徠礦徒，半皆亡命，雖設鈐制，流毒不淺。”
圖：晚清，山西的挖煤工人
動用官兵，武力驅逐挖礦百姓，將煤礦“土石盡行堆砌，永遠封禁”(長沙)，是當時的常見之事。不過，由政府督辦，並繳納重稅之後，也是可以在指定地點開採煤礦的——開礦者所得煤炭，20%作爲稅收上繳政府，40%由政府低價收購，剩下的40%才能在市場上自由販賣。
如此做法，相當於大幅提升了煤炭的開採成本，擡高了煤炭的市場價格。
燒不起柴
普通民衆燒不起炭，也燒不起煤，在寒冷的冬天，能夠用來取暖的，就只剩下木柴、秸稈和雜草這些“薪柴”了。
遺憾的是，薪柴雖然是很低端的取暖燃料，但缺少柴薪卻是古人的生活常態。比如，唐武宗時期，日本僧人圓仁來華，他見到山東一帶普通百姓，因爲燃料匱乏，“不曾煮羹吃，長年惟吃冷菜”，來了極貴重的客人，“便與空餅、冷菜”，作爲招待的佳餚。日常生活中連“煮羹”的燃料都缺，自然也談不上在冬天燒柴取暖。
這也是缺柴少薪成爲歷代普通文人重要哀詠主題的緣故所在。唐代詩人孟郊在《苦寒吟》中哀嘆“敲石不得火，壯陰奪正陽”;北宋詩人趙擴買不起柴，只好“毀車充薪”，把家裏的車拆散生火取暖;南宋詩人韓淲，“家貧無人去拾柴”，只好在寒冬裏咬緊牙關發抖;元曲《朝天子·客況》裏，窮人家柴薪不夠，只能聽憑冷雨寒風催折。
圖：賣柴曾是舊時的一個重要行當
事實上，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北方的許多農村，仍然沒有足夠的薪柴用來取暖。1981年的一份調查報告披露，森林資源豐富的黑龍江“全省三分之二的農戶缺少生活能源”，該省的海倫縣是一個典型：
“六十年代後期到現在，農村燒柴短缺。……全縣農村生活能源越來越少，缺柴戶越來越多。這些缺柴戶是夏、秋一餐熱，兩餐涼;冬季水缸一層冰，屋裏牆上掛白霜。由於燒柴不夠，只好摟樹葉、刨樹根、剝樹皮……”
當然了，坐視民衆被凍死，是一件極不妥的事情，所以中國古代也有一些“取暖賑濟政策”。比如前文曾提到，開封城炭價飛漲時，宋真宗曾“出炭40萬”半價賣給民衆;宋仁宗也曾在大雪時節下令減價售賣米穀、薪炭;蘇軾任潁州知州，趕上大雪災，他發放的賑濟物資中有“炭數萬秤”、“柴數十萬秤”。
再如，明神宗也明白官督商辦會擡高煤炭價格這一弊端，他曾親自批示，不許搞官營採煤業：“煤乃民間日用之需，若官督開取，必致價值倍增，京城家家戶戶何以安生?”雍正、乾隆年間，朝廷的禁礦政策也一度鬆動過，雍正曾批示“煤便於薪，乃日用所需，無需封禁”;乾隆也下過旨意，“悉聽民間自行開採”。
可惜的是，這些指示往往停留在宣傳層面。明神宗也好，雍正乾隆也罷，包括下面的相應機構，並無動力將之嚴格貫徹;而且，這些臨時性的指示，還常被與之相左的長期性禁煤政策架空;向煤窯商人課以重稅，導致許多商人家破人亡，纔是雍正乾隆時代常見的故事。
於是乎，燒不起炭，燒不起煤，也燒不起柴，就成了中國古代普通民衆冬日裏的一種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