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國屢遭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入侵，由此萌發創立現代化海軍以資抗衡的念頭。然而囿於守舊派抵制、派系爭端、事權不一、缺乏歐美軍事科學新知與財政拮据等因素，清朝內部對海軍艦種、威力、數目、自造或外購、與如何配置有過相當多爭論，其中任務定位與建造過程最起波折的大型艦隻，恐怕非當時被稱作“快船”的巡洋艦莫屬。
在大艦巨炮的刺激下，清朝對於鐵甲艦作爲海戰主力的認知還算清晰，然而要用哪種“快船”輔助鐵甲艦卻走過彎路。起初，揹負自制船艦民族重任的福州船政局，於1876年便向法國購買鐵木合構的 “巡海快船”圖紙，1881年開工造艦、1883年下水，是爲“開濟”號。開濟號排水量約2200噸，時任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興奮地向朝廷稱許這艘自制巡洋艦的性能“機件之繁重，馬力之猛烈，皆閩廠創設以來目所未睹……尤爲各船所不可及”，給了頗高評價。
在建造開濟號的同時，創設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也向德國訂製仿開濟號式樣的兩艘軍艦，是爲“南琛”與“南瑞”號。迨開濟號完工並撥歸南洋水師使用後，左宗棠見到自制軍艦的功能並不遜於外購艦，於是又向福州船政局要求續建“鏡清”、“寰泰”號巡洋艦。接着兩廣總督張之洞又替廣東水師訂製廣甲、廣乙、廣丙等巡洋艦。一時之間，清朝的造船工業蒸蒸日上，似乎大有可爲。
然而，淮軍重臣李鴻章對湘軍與南洋水師的發展並不樂見，對鐵甲艦與快船的功能也認識不清。李鴻章曾聽信英國籍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與其助手金登乾的話，以爲鐵甲艦已過時，遂於1875年購買3、4百餘噸的蚊子船多艘當作“守港利器”，並阻撓南洋水師購買鐵甲艦的計劃，宣稱“南北洋麪萬餘里，一旦有警，僅得一二艘，恐不足以往來扼剿”。沒想到蚊子船炮大船小、穩定性差的缺點，根本無益戰局，也使跟風購船的各省督撫埋怨不已。
但李鴻章不思記取教訓，又根據赫德與金登乾的推薦(諷刺的是，赫德與金登幹也非軍事專家)，認爲英國阿姆斯特朗公司新制的非裝甲巡洋艦，既快速又安裝衝角，“可保追趕碰壞極好之鐵甲船”，遂又於1879年訂購2艘排水量1,350噸的“快碰船”，並命名爲“超勇”與“揚威”號。然而兩艦的成軍既不勇猛也沒立威，不但于歸國途中經地中海時失散，超勇號經蘇伊士運河時又觸礁故障，實可謂多災多難。且兩艦入列後，又有久行遲滯的毛病，令李鴻章不甚滿意。
眼見南洋水師日漸壯盛的李鴻章十分着急，深怕自己在海軍建設的鴻圖裏失勢，加上日本、英國與俄國的進逼，這才醒悟“能與鐵甲船敵者惟鐵甲船，能與巡海快船敵者惟快船，故鄰有鐵甲我不可無”。1880年李鴻章命李鳳苞(1834─1887年)在歐洲考察船廠訂購軍艦，最後選定德國伏爾鏗造船廠打造大名鼎鼎的定遠與鎮遠艦，以及“穹甲快船”(裝甲巡洋艦)濟遠艦。
此外，由於開濟、南琛、南深三艦於中法戰爭時，竟躲在浙江寧波鎮海口避戰，不敢對敵法軍的鐵甲艦，這種糟糕表現使船政大臣裴蔭森與左宗棠等人於1885年上疏祈請再自制裝甲巡洋艦龍威號。但1890年龍威號竟被李鴻章調往北洋艦隊，並改名爲平遠艦。得了便宜的李鴻章，在評論平遠艦的性能時還不忘挖苦道：“惟嫌吃水過深，行駛稍緩……以之歸隊操練，聊助聲威，尚未可專任海戰”，流露湘淮不和的醜陋政爭，更令南洋水師的裝備日愈不如北洋水師。
李鴻章倚恃的海軍主力，除了前述的定遠與鎮遠艦外，尚有1885年向德國伏爾鏗造船廠訂購的經遠、來遠號裝甲巡洋艦，以及託英國打造的致遠與靖遠號裝甲巡洋艦。而這4艘2千餘噸的鉅艦之所以分頭給英德建造，也暴露清朝主事者罕有新式軍事學養的真相。當德制濟遠艦下水後，未得到訂單的英國人猛烈攻訐濟遠艦的毛病，並提供新的設計方案，德國也反過來指出英國方案的不妥。不知如何取捨的清朝，在李鴻章“海軍甫設，不妨並存其式，他日駛行日久，利病自見，再專擇其一推廣仿造”的意見下，決定交由兩國分頭造艦。雖然當時英德兩國所造艦隻鹹稱精良，但此舉不利後勤的統一維修，也彰顯近代中國工業與國防體系落後、自主性低，只能仰賴外人的尷尬現實，因此只能遷就列強，各種兵器都先買了用了再說。
不過雖然清末海軍的建設浮現各種弊端，但這批艨艟鉅艦終歸是當時亞洲首屈一指的威風神兵，《北洋海軍章程》裏也形容“查海軍戰艦以鐵甲爲最，快船次之”，故在震懾內外上具一定效果。如1882年朝鮮壬午軍亂時，超勇與揚威號巡洋艦便奉命戍守仁川，同日軍對峙;1888年臺灣臺東的漢人與高山族爆發民變，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也率致遠艦與靖遠艦前往協同鎮壓，堪稱小有戰果。
但是在經歷對外大型戰陣的考驗時，北洋海軍的弱點與清朝體制的衰敗頓時暴露無遺。李鴻章本人也明白這些問題，遂於1894年甲午戰爭初期，指示丁汝昌“惟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爲妥”，這雖有不敢曝光北洋海軍虛實的無奈，但也讓鐵甲艦與巡洋艦的機動性和破壞力無法徹底發揮。不過這些缺陷，無礙於北洋海軍官兵們展現浴血死戰的英勇意志。
黃海海戰時，速度最慢、火力最弱的超勇與揚威號巡洋艦立刻成了日軍圍攻的標靶，但仍在沉沒前奮力擊傷日軍吉野、秋津洲、高千穗與浪速等艦;比睿號亦於北洋海軍炮擊下負傷退出戰場;平遠、鎮遠與定遠合力重傷日軍旗艦鬆島號，迫使日軍艦隊司令伊東佑亨逃至橋立號繼續指揮。而最壯烈的便是致遠號，管帶鄧世昌督率傷痕累累的軍艦衝撞吉野號，惜乎中炮沉沒。可悲的是，致遠號被擊沉後，濟遠與廣甲號見狀隨即逃逸回旅順，負傷的靖遠、經遠、來遠等艦也相繼駛離，造成海上僅餘定遠與鎮遠同日軍5艦周旋的慘狀。事後，最先遁逃的濟遠號管帶方伯謙遭論罪處斬，但這已絲毫無助清朝挽救敗局。
雖然李鴻章意欲亡羊補牢，向智利、阿根廷或巴西緊急購置新式巡洋艦同日本再戰，但由於外國掮客的玩弄與日本的截買，此事成了泡影。最後困守山東威海衛劉公島的北洋海軍殘艦們，於1895年1月突圍無計後向日軍投降，丁汝昌等多名海軍高官自殺殉國，鐵甲艦鎮遠成了日本擄掠的最大戰利品，濟遠、平遠、廣丙等巡洋艦也隨遭奪去。就這樣，清朝失去了苦心經營的第一支現代化海軍，原本飄揚於各艦上的龍旗全被降下，正象徵這腐朽王朝的黯淡前景。
北洋海軍覆沒後，清朝僅剩開濟、南琛、南瑞號等老舊的巡洋艦妝點軍容，對嚇阻外敵幾無作用，遂火速向德國訂造海容、海琛、海籌三艘近3千噸的巡洋艦。接着1899年向英國購買的海天、海圻號巡洋艦也赴華成軍，排水量超過4千噸，這五艦遂成了清朝再造海軍的資本。1907年清朝海軍處更擬定雄心勃勃的說帖，打算籌款添購多艘裝甲巡洋艦與戰列艦。但由於財力捉襟見肘，以及辛亥革命後軍閥橫行，使中國海軍缺乏穩固的中央政府支持建設。更糟的是，抗日戰爭爆發後，弱小的海軍無力在海洋上禦敵，只得奉命自沉船艦以求阻滯敵軍，使中國海軍名存實亡，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海軍史上最黑暗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