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年(1765年)六月，乍浦(今浙江省平湖市東南)同知和參將聲稱抓獲外洋漁匪。上面將此案交給平湖縣初審。經審訊，知縣幕友汪輝祖發現，這些人中只有一人餘某曾經搶奪過財物，另有16人或偷過魚網或偷過魚，其他都是屈打成招的普通百姓。於是，汪輝祖建議釋放無辜百姓。汪輝祖將此案的法律文書全部製作完畢後，就回杭州參加當年的鄉試了。等他考完回到平湖上班，竟然發現事情有了根本性變化。原來乍浦參將很想將此案辦成大案，好拿着擒獲洋匪的功績向朝廷邀功請賞，便特意去謁見閩浙總督，並故意誇大和吹噓破獲此案的重要性。偏聽偏信的總督也不作任何調查和核實，就發文詰問平湖知縣。而平湖知縣堅決支持汪輝祖的意見。
作爲閩浙兩省的最高領導，總督看到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心裏當然很不高興。就在他即將調任兩廣總督之時，他又將此案上奏朝廷，提請最高領導進行干預。結果，朝廷下旨：命浙江、江蘇兩省巡撫會審此案。
浙江按察使將全部犯人押送到杭州後，責令嘉興知府審理此案。嘉興知府起初也將此案定性爲洋匪搶奪，幸虧汪輝祖分析解釋，嘉興知府才恍然大悟，再次詰問失竊船主，案情才得以真相大白，十多條人命終於保住了。然而，十幾年之後，汪輝祖在龍遊知縣王士昕身邊做幕友期間，又發生了一起事件，他竭盡全力，也未能保住餘某的腦袋。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十三，龍遊縣舉行迎花燈活動，不料因爲爭道，縣民盧標被餘某踢傷小腹，當時就倒地說不出話來。接案後，典史過來驗傷並做了記錄，要餘某請醫生爲盧標調治。半個月之後，盧標傷愈。二月初二，當地舉行文昌神會，盧標喝多了，第二天突發高燒，雖然他弟弟請了一位內科醫生給他治病，但他還是一命嗚呼了。
盧標家人聯想到上次的踢傷事件，於是將餘某告到了官府。王士昕和汪輝祖當時都不在龍遊，鄰縣何知縣奉命代理此案，斷定盧標是因被餘某踢傷致死。在結論報告裏，何知縣只是寫了盧標被踢傷的事，至於喝酒醉歸，請了內科醫生治病等一系列情節，都略去不述。
不久，王士昕和汪輝祖回到龍遊。汪輝祖看過典史的驗傷記錄和何知縣的結論報告之後，經多方查證，認爲盧標的死是由傷寒引起的。汪輝祖建議王士昕與何知縣一同複審此案。到了十月份，複審雖然得以進行，但何知縣始終堅持初判。從他的個人仕途考慮，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因爲清朝的州縣官判案時，無論是否存在偏私或腐敗，任何錯判都可能帶來嚴厲的懲罰，不僅殃及仕途，還會帶來牢獄之災。王士昕無奈，只得請求上級派員開棺驗屍。可盧標的屍體已高度腐爛，驗屍官不敢填寫驗屍報告。
十二月，何知縣已被參才力不及，面臨降職、撤職或下崗的處分。雖如此，案子依然得不到進展，因爲浙江按察使與何知縣關係不淺。他一心要保何，因而希望王士昕能夠遷就何知縣的初判。可王士昕說什麼也不答應。然而以區區知縣之力與按察使相抗衡，無異於以卵擊石。最終餘某還是被判處絞刑。
歷史上衆多類似的故事告訴我們，所謂清官只是人們的美好想象，不負責任、只爲自己的仕途考慮纔是官員們的常態，正是因爲他們的存在，官場才腐敗滋生，百姓輕則捱打，重則喪命。而在當今，諸如此類的劇目還在一幕幕上演。一些地方官員爲追求政績，追求GDP的增長，在城市建設中急功近利，大做表面文章，結果，野蠻拆遷事件屢見不鮮，安居工程變“豆腐渣”之事時有所聞，各種安全事故頻繁發生……深受其害的都是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