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前145年(景帝五年)-約前86年(昭帝始元元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山西河津)人(一說陝西韓城人)，是西漢時期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所撰寫的《史記》被公認爲是中國史書的典範，首創的紀傳體撰史方法爲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被後世尊稱爲史遷，又因曾任太史令，故自稱太史公。
早期經歷
司馬遷，漢景帝、漢武帝年間，前145年或前135年生於家鄉龍門(今山西河津)，司馬談是太史令，所以司馬遷在十歲時已能閱讀誦習古文《尚書》、《左傳》、《國語》等書。十九歲時，他從長安出發，足跡遍及江淮和中原地區，並對所到之處的風俗進行考察，採集傳說。早期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還報命。”二十五歲時，以使者監軍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擔負起在西南設郡的任務。足跡遍及“邛、莋、昆明”等地。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談去世，三年之後，司馬遷承襲父職，任太史令，同時也繼承父親遺志(司馬談臨終曾對司馬遷說：“餘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着矣。”)，準備撰寫一部通史。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同定立了“太初曆”，該曆法改變了秦代使用的顓頊歷以十月爲歲首的習慣，而改以正月爲歲首。從而奠定了其後兩千年來所尊奉的歷法基礎。之後司馬遷便潛心修史，開始了《史記》的寫作。
自序
自稱其先祖是顓頊時期的天官。《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而九世祖是秦國的大將司馬錯。
《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說：“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
《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說：“(他)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樑、楚以歸。”
獲罪
早在司馬遷撰寫《史記》時，漢武帝翻閱《孝景本紀第十一》和《今上本紀第十二》後，認爲司馬遷的敘述有意貶損自己，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書簡上的字，並把這些書簡扔掉了，可見當時漢武帝對司馬遷已經甚爲不滿。
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李陵主動請纓出擊匈奴，兵敗被俘，漢武帝震怒。滿朝文武都認爲李陵叛降，全家當誅。而在這時，身爲太史令的司馬遷卻爲李陵辯護。他認爲李陵兵敗投降是因爲“矢盡道窮，救兵不至”，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當而報漢”。李陵雖然兵敗，但是他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
司馬遷這番表述卻沒有得到漢武帝的理解，漢武帝認爲他是藉李陵之功，詆譭這場戰爭的主帥李廣利(此人爲漢武帝寵姬李夫人的哥哥)，進而批評自己用人不當，造成軍事失利，再加上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內容有意貶損漢武帝的心結，在大怒下將司馬遷投入牢獄，以“誣罔”(欺騙皇帝)的罪名判處死刑。當時的死刑有兩種方式可以充抵，第一種是“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另一種是按照漢景帝時期所頒佈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許之”，處以腐刑(閹割)。由於沒有足夠的金錢可以贖身，司馬遷只得接受腐刑。對此他曾表示過“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 。
關於司馬遷下獄，另有一說是司馬遷舉薦李陵所導致的。
卒歿
對於司馬遷的死，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使得卒年無法確定，死因也衆說紛紜。
有史料認爲司馬遷一直到漢昭帝年間善終，有人認爲司馬遷完成《史記》之後，便隱居山野，不知所終，故無從?考。1916年，王國維第一次將司馬遷生卒年作爲學術問題進行考證，以爲卒年“絕不可考……然視爲與武帝相終始，當無大誤”。從巫蠱之亂到漢武帝去世這一段時間，司馬遷是否仍在世，不可考。
異說
有一個不被學界接受的說法是：司馬遷之死是遭到戾太子劉據巫蠱之禍事件的牽連，爲任安打抱不平，故被漢武帝處死。
公元前91年巫蠱之禍，太子劉據被迫起兵入宮，司馬遷之友任安(字少卿)接到太子發兵命令，但卻按兵不動，作壁上觀，不幫助太子，亦不幫助皇帝，駐軍觀望。事後，任安以“坐觀成敗”之罪名被判決腰斬。任安於是寫信勸司馬遷多“推賢進士”(希望司馬遷相救)，司馬遷當時沒有回信，任安入獄，纔得到了一封回信，就是著名的《報任少卿書》。
此說法相當不可能，因爲衆所周知，《報任少卿書》中，司馬遷一直稱自己爲“刑餘之人”，表示無力“推賢進士”，應有拒絕相救的含意。一般認爲，司馬遷拒絕是因爲在李陵事件時，任安並未幫助司馬遷之緣故。
歷史評價
朱子《語類》〈歷代一〉言道：“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說：“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裏稱讚《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鄭樵稱：“六經之後，唯有此作”。
趙翼《廿二史札記》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黃淳耀(明)評論：“太史公以孤憤之故，敘廣不啻出口，而傳衛青若不值一錢，然隨文讀之，廣與青之優劣終不掩。”
黃震(宋)在《史記評林》中則認爲：“凡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振華夷，今看其傳，不值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
《史記》
參見：史記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爲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被認爲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
司馬遷着《史記》，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祕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從而瞭解“古今之變”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司馬遷爲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司馬氏在周朝時世爲史官，春秋時期雖然失去官職，司馬談卻把修撰史書視爲自己的神聖職責，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重現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爲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爲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餘死，汝必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着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着。而《史記》以“封禪書”爲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反而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據《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只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並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蓺”。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爲“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爲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爲太史的職責說：“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民國史學家呂思勉先生考證文風等各個方面，認爲 《史記》當中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極大部分並非司馬遷所作，而是司馬遷抄篡古書所得，《序》和《論贊》部分基本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所作，但仍然有可能爲其父親司馬談所作，無法加以考證。
傳說
韓城民間傳說：司馬遷因爲李陵事件獲罪後，其族人多改姓避禍。或將“司”加一豎改姓“同”;或將“馬”加兩點改姓“馮”。所以，現在芝川鎮西塬上徐村同姓、馮姓的人，都是他的同族後裔。
隨清娛爲司馬遷的侍妾。年十七歸司馬遷，隨其遊歷名山。數百年後，唐代褚遂良任同州刺史，得清娛託夢，醒後便爲她立碑撰寫墓誌。
明代史學家柯維騏以司馬遷爲榜樣專心着《宋史新編》，竟毅然自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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