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陳涉等人起兵反秦，張良本來打算投奔景駒，結果途中遇見劉邦，因言語相投就沒有再改投景駒之意。到了薛地會見項梁後，張良勸項梁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爲王，廣立六國後裔，以阻秦軍。但是，漢三年(公元前204年)劉邦被圍在榮陽，漢軍糧道也被項羽切斷。酈食其建議劉邦重新分封六國的後裔以抗項羽，張良卻力阻劉邦不要這樣做。張良對於同一類似事件前後截然不同的反應，成爲後人爭議不斷話題。
博浪沙椎秦，使世人皆知張良報仇強秦之決心，表面上看他的動機只有一個，但實際上，這一舉動之後還隱藏着一個不易爲人察覺的抱負，那就是復立韓國。
韓王成本爲韓貴族，國滅之後雖然失了權力，但是，家財未散，如張良，即使父親死了二十年而他自己又沒有在朝爲官的狀況下還有憧僕百人，所以韓王成最不濟也是個富家公子。張良應該跟他是早己相識的，《史記》載張良向項梁推薦在先，項梁才“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
此時的張良還是一心爲韓的，而把大形勢扯進來只是爲了使立韓王成的建議更有說服力。張良之前說過的“沛公殆天授”，多半是客套話。史書記載張良善於謀劃並未說他有相人之術，即便當時黃石老人贈以《太公兵法》說他後可爲帝王師，但是，也沒有說帝王師是誰。張刺秦不成逃亡近十年閱人無數，斷不會輕易就妄下判斷，認爲劉邦就是天命所屬。況且彼時天下洶洶，各路豪傑順勢而起，時勢造英雄，焉知不會出現更優秀的領導者?張良希望那個人出在韓國，也寄希望於自己所選的韓成，因此張良是從復韓的出發點來提議立韓王成的。
然而，張良若要讓項梁採納自己的意見則必須找一個恰如其分的理由去說服他，張良的理由在當時是可以站得住腳的，而且他並不是第一個提出，廣立六國後，多樹黨以抗秦軍的人。早在陳勝、吳廣起義之初，張耳、陳徐就有“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的提議。因爲農民起義雖然一開始便能斬木爲兵，揭竿爲旗，使天下贏糧而影從。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相對於反秦的勢力來說秦朝的正規軍隊還是具有很大威脅力。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起義軍若由一個人領導下，能更好的協調軍隊統一指揮，且不容易被消滅。但領導者若無才學又無智謀那麼起義軍很快會陷入險境，從而被消滅。各自爲政雖然不利於抵抗大規模的秦軍反撲，但有利於游擊戰，使秦軍疲於應付，並且當其一部分部隊因爲作戰不利被消滅，至少還有其他部分的繼續抵抗。反秦的鬥爭確實也是按照後者的方式進行的。所以張良的提議主觀上是爲了復韓，只是客觀上也有利於當時形勢發展而己。
後來項羽先是將韓王成貶爲侯，後在彭城殺死。張良不殺成，成卻因他而死。人們有一種誤解，即想當然的以爲黃石老人曾說的帝王師中的帝王是指劉邦，但是，如果不是項羽殺了韓王成，張良輔佐的便是韓王，也同樣是王者之師。對張良而言韓王成在某種意義上其實代表着韓的復興，他的死導致張良的復韓夢也戛然而止，復國夢的破滅使項羽變成了張良的頭號敵人，張良再次流亡。
張良逃亡後間行歸漢，與劉邦一起對抗項羽。漢三年劉邦又敗，被困榮陽。酈其便是這個時候提出的再封六國之後，藉以抗楚。對於劉邦的詢問，張良並沒有直接回答可或不可，而是問了劉邦八個問題。
其實劉邦是明知故問，藉以試探張良是否真正歸心於漢，因爲張良之前的一些舉動處處以韓爲主，劉邦對他不放心。而張良滔滔不絕地說了八個行不通的理由正是中了劉邦的圈套而不自知，但這也說明此時張良是一心爲漢的。
而張良投奔劉邦的目的就是爲了給韓王成報仇，若此時贊同劉邦封六國之後，不但不能滅了項羽，反而會使局勢變得更爲複雜，韓固然可以立於一時，但難免不會重蹈韓王成的覆轍。所以首先要保住劉邦，使之與項羽抗衡，報仇纔有望。而且隨着戰爭的發展，局勢也逐漸明朗化，楚漢之爭其實也意味着項羽劉邦兩個人中必有一人會得天下，且無論是誰，六國並存的局面都不會再出現，張良如此聰明不會看不透這一點。
所以張良這個時候阻止劉邦只是對局勢做出的客觀而準確的判斷，他爲漢考慮其實最終目的還是爲了報韓王成之仇，只不過此時這個動機隱藏在爲劉邦利益着想的表層之下。在此之前張良稱劉邦爲“漢王”，現在則改稱“陛下”並以“臣”自居，扶漢成了他完成報仇的一種途徑。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對韓不忠。
張良而不再假手他人，以避免再有無謂的犧牲，而將復國變成了一個人的事情。他將復仇行動由顯性變成了隱性，即將復韓之仇隱於與楚漢戰爭這個大的形勢對決中。通過扶劉滅項來間接地達到自己爲韓王成報仇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