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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打秋風”:明清官場公開的斂財怪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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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說紛紜:“打秋風”起源考

中國古代的“打秋風”:明清官場公開的斂財怪象

提起“打秋風”,很多人都知道,《紅樓夢》裏的劉姥姥,故作愚狀、出醜露怯,就是因爲年關將近,生活窘迫(“秋盡冬初,家裏冬事未辦”),想通過周瑞媳婦家的關係到榮國府去“打秋風”。她最後得了王熙鳳送的二十兩賞銀,滿意而歸。

“打秋風”說白了就是利用各種關係、巧立名目向他人索要財物。至於爲何稱之爲“打秋風”,卻是衆說紛紜,源頭已難以考證清楚。明代戲曲家湯顯祖的《牡丹亭》中,尚未發跡的書生柳夢梅曾稱“你說打秋風不好, ‘茂陵劉郎秋風客’,到後來做了皇帝”。這不過是戲謔之語,雖然明清時期人們也稱“打秋風”的人爲“秋風客”,但實際上“打秋風”與茂陵劉郎(漢武帝劉徹)毫無關係。

根據清人考證,早在宋代大書法家米芾的書札中就出現過“抽豐”二字,意思是指看到別人家豐裕而去索要錢物(“蓋彼處豐德,往抽分之耳”),因此也稱爲“分肥”、“抽分”。大概是因爲“抽豐”與“秋風”音近,明清時期民間開始稱“打抽豐”爲“打秋風”,以顯得更爲委婉、風雅一些。

還有一種觀點,認爲“打秋風”的說法最初可能是源自於唐代士子游走公卿權貴募斂財物的行爲。五代王定保所著《唐摭言》中,曾記載有一個名叫李敬的僕傭,因爲其主人科場不順而生活窮困,他的朋友勸他換個官場得意的主家,以便也能夠跟着四處“打風打雨”。這裏的“打風打雨”,說的就是唐代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大多會在考前奔走於權貴公卿之門,既是爲了託關係以求得達官貴人推薦,同時也有不少生活窘迫的士子藉機募取一些生活費。“風雨”與“豐裕”同音,因此“打風打雨”就是“打豐裕”。到了明清時期,不少衙役往往在入秋後以做棉衣爲藉口向富戶敲詐錢財,“打風雨”也就被稱爲了“打秋風”,甚至當時京城民間俗語中還將“打秋風”與“撞太歲”並舉,稱巧借名目索取錢物爲“打秋風”,依仗官府權勢敲詐爲“撞太歲”,兩者叫法不同,藉口索取財物的目的則一。

清代,胡可泉任蘇州知府時曾在衙門口貼有一副對聯:“相面者、算命者、打抽豐者,各請免見;撐廳者、鋪堂者、撞太歲者,俱聽訪拿”,將“打秋風”和看相、算命等招搖撞騙等同看待,由此可知,“打秋風”名雖雅緻,其實卻並無半點風雅可言。

形形色色:明清社會的“打秋風”怪象

明清時期,官場、民間“打秋風”的陋習一度盛行。清代風流才子李漁,詩詞戲曲俱有文名,但是科舉屢次失利,爲了維持家人體面的生活,早年間就開始奔走於權貴富戶之家,依靠募取饋贈維生。康熙初年,李漁組建了一個家庭崑曲戲班,日常開銷甚巨,更是常年帶着家眷來往於蘇杭、金陵,以各種藉口索取財物,有時甚至在友人家一住數月。按照李漁自嘲的說法,是大半生“終年託鉢”、“賣賦以餬口”,其實就是四處“打秋風”,他自稱“打秋風”的足跡“三分天下幾遍其二”,堪稱是古往今來最出名的一個“秋風客”。

與民間“打秋風”陋習相比,明清官場上往來奔走的“秋風客”,不僅數量更多,“打秋風”的名目也是層出不窮。清人蕭奭在《永憲錄》中描述當時官場“打秋風”的“盛況”說:每當有官員外放任職,就會有昔日的老師、同門、親朋等各類人等絡繹來訪,名爲拜會探望,實則只是爲了上門索取一些饋贈。風氣所至,明清官場非但不以“打秋風”爲忤,反而成爲了一個不成文的潛規則。地方官員上任後需要應付各類“秋風客”,未上任之前則可以四處“打秋風”,藉機斂財。例如,道光十八年,曾國藩會試高中,當年返回湘鄉老家後就開始外出四處拜客,名義上是向各地親朋故友報喜,主要目的還是按時俗到處“打秋風”。據曾氏日記所載,道光十八年年底到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將近一年的時間內,曾國藩一共外出四次,拜訪的對象形形色色,既有各地曾氏同宗、親朋故舊,也有本地地方官員與鄉紳,還有不少外地的湘籍客商,遍及湘鄉周邊十餘州縣,拜訪過的人家達到一千二百人之多,共計獲得各家饋贈摺合白銀將近1500兩,可謂收入頗豐。

此外,明清官場最爲常見的“打秋風”方式,是官員親屬、家丁之類巧立名目、向下級衙門強索財物。如果說曾國藩這樣的“準官員”,藉着拜客、以文會友的名義“打秋風”是屬“巧取”的話,那麼明清官場更爲普及的“打秋風”方式,則是明目張膽的“豪奪”。明代海瑞任淳安縣令時,總督胡宗憲之子路經該地,索要財物不得,一怒之下竟將縣裏負責接待的驛吏倒吊了起來。海瑞知道後,佯裝不認識總督公子,派人搜檢其行裝,將裏面的金銀充入縣庫。胡宗憲位高權重,他的兒子一路遊玩,到處收受地方官員饋贈的財物,在當時官場不過是平常事,只是遇到素以剛直不阿著稱的海瑞才未如願以償,但是明清官場像胡公子一樣“打秋風”斂財之人比比皆是。如按《明史》記載,曾經同樣在海瑞那裏碰壁的都御史鄢懋卿,每次外出都“與妻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所到之處“要索屬吏,饋遺鉅萬”。

明清官場“秋風病”肆虐,各級官員一邊窮於應付上司、同僚處來的“秋風客”,一邊巧立名目向下屬索要財物。上行下效,一般的衙役也經常以節慶、生日、衙門添置物品等種種藉口,向當地富戶“打秋風”,以致官場內外無處不秋風,怪象叢生。

各取所需:權力私有化催生出“秋風病”

“打秋風”不過是爲了藉口索財,自然難免會讓人看不起,甚至嫌恨。李漁自命是風流才子,一生攜妻帶妾四處“打秋風”,固然有不少達官權貴賞識他的才學,慷慨解囊,但是畢竟也有不少碰壁的時候,因而也常常自感羞愧,覺得自己“面目堪憎”。至於那些被上門“打秋風”的人,往往是拒之不便、施之不甘,雖然厭惡卻又無可奈何。明代靖江一位郭姓縣令有“打油詩”:“馬馱沙上縣新開,城郭民稀半草萊。寄語江南諸子弟,秋風切莫過江來。”明清社會厭憎“打秋風”之情,於此可見一斑。

既然“打秋風”遭人厭,爲何明清社會遍地“秋風”起?箇中緣由,其實不難理解。下面分類來談:

貪圖小利,劉姥姥式的“打秋風”。傳統社會講人情、重面子,於是不少人或是爲生活所迫,或是貪圖小便宜,只要能和權貴、富戶攀上一星半點關係,便找各種藉口上門求取財物。坦率地說,這類劉姥姥式的“打秋風”只是民間一種陋習,固然讓人嫌憎,但畢竟主人還可以婉拒,尚且不至於“秋風”成害。

各取所需,變相索賄式的“打秋風”。傳統社會裏,本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而明清時期中國專制集權制度發展成熟,高度集權於上,官員的考績、升遷完全操之於上司之手,因此各級官員對於上司的親朋故舊、親隨家丁都是竭力逢迎,慷慨饋贈,同時視向屬吏“打秋風”爲生財之道,索求無厭。顯而易見,明清官場這類“打秋風”,不過是讓家屬、親信等人爲掮客變相索賄而已。上級借“打秋風”斂財,下屬借“捱打”行賄,各取所需,奔走在明清官場上各色“秋風客”,其實是在編織着一張遍佈官場上下的關係網。

恃仗官威,敲詐勒索式的“打秋風”。明清社會,地方官府裏上至官員家屬、下至衙門的書役、差役,都會經常找到各種藉口向本地鄉紳、富戶索要錢財,被“打秋風”的富裕人家,懼怕官府權勢,只好饋贈財物以花錢免災,不僅無法拒絕,甚至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顯而易見,這類“打秋風”實際上就是一種赤裸裸的敲詐勒索,是官大於民、權高於法的直接後果。

因此,從根本上說明清官場“打秋風”的盛行是官員權力私有化的必然結果。大小官員視手中權力爲私有之物,親屬故舊也視之爲生財之道,再加上官大於民、權高於法,於是官場內外“秋風”處處,肆虐成災。官場如此,上行下效,民間難免形成陋習,“秋風切莫過江來”也就只能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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