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畏”號最大的特色，便是在前型的準無畏艦基本相同的排水量以及造艦費用內，成功地將火力倍增，並採用汽輪機將航速增至二十一節。爲了與其對抗，別國也只能建造同樣的無畏戰艦，這樣等於是與各國一同回到了造艦競賽的新一輪起跑線。
在造無畏艦的同時，費舍爾勳爵還提出了更符合其“速度纔是最好的防禦”這一理念的新型裝甲巡洋艦。這種艦艇擁有與無畏艦相同的主炮，保持巡洋艦的防禦水準，但機動能力加強，得到二十五節的計劃航速。這樣，傳統的主力艦剎那間落伍於時代，這給英德海軍競賽帶來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新的一輪競賽與德國1912艦隊法
隨着無畏艦的出現，德國海軍所有的艦隊不得不進行再編。提爾皮茨被置於一種窘境之中：若不參加新一輪競賽便意味着認輸，而一旦投入競賽則會暴露德國的意圖。他最終選擇與英國進入同一條起跑線，接受新一輪挑戰。在1908年到1911年每年建造無畏艦三艘，戰列巡洋艦一艘，力圖在無畏艦的數量上和英國持平。
1908年英國自由黨內閣成立，他們提出的政策是改善社會福祉、縮減軍事預算，這一年他們決定僅建造無畏艦和戰列巡洋艦各一艘。於是，以費舍爾勳爵爲核心的海軍部主要成員在海軍大臣麥克納的支持下，就1909年預算的內容，將政治生命作爲賭注，提出“要造八艘，不能等候(We want eight and we won't wait)”的口號，全力展開活動。結果獲得成功，1909年的計劃便成了規模空前的六艘無畏艦加上兩艘戰列巡洋艦，而1910年以後的建造速度則是三艘無畏艦和一艘戰列巡洋艦。
這種激烈競爭的氣氛雖然一度被1909年擔任德國宰相的馮·貝特曼-霍爾維格提出的緩和政策所淡化，但1911年，德國挑起了阿加迪爾危機，更加劇了敵對程度，而英國由此與老對手法國達成協議，將地中海的防務交於法國，將兵力集結在本土，並擔負保衛法國西北海岸的防務。
提爾皮茨則促使國會通過艦隊法1912年修正案加以應對。按1912年艦隊法規定，在1917年完成全部建造計劃之時，德國艦隊將計劃擁有戰列艦四十一艘、大型巡洋艦二十艘、小型巡洋艦四十艘、驅逐艦或者雷擊艦一百四十四艘、潛艇七十二艘。
英國新任海軍大臣丘吉爾則針鋒相對地提出德國每開工建造一艘主力艦，英國就要建兩艘。在1912到1913年度的海軍預算中，英國爲四千四百零八萬英鎊，而德國也有兩千兩百零一萬英鎊。與1904到1905年度中雙方的海軍預算相比，兩國各增加了七百二十二萬以及一千一百四十四萬英鎊。儘管德國的海軍成倍增加，卻始終無法完成“風險戰略”所達成的海軍建設目標，隨着時間的推進，這種失敗只會越來越明顯。因此這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如火如荼地展開的世界上最早的現代軍備競賽，可以說德國遭到了失敗。
“奢侈品艦隊”
如果新興德意志帝國能夠平穩地順着其開國元勳俾斯麥所設計的外交路線發展下去的話，德國乃至世界的命運將完全會是另一個景象。然而不幸的是，威廉二世狂妄地認爲大英帝國已經衰弱，德國可以取而代之，於是德意志帝國開始扮演一個世界秩序破壞者的角色。威廉二世未顧及北海是德國唯一的出海通道這一事實，卻不惜大力擴張海軍以挑戰英國的海權，觸動了以海洋立國的大英帝國之禁臠，使得這個普魯士的傳統盟邦化友爲敵，雙方展開了熾烈的造艦競賽。德意志帝國再也沒有了俾斯麥時代在外交上的主動，反而同時在陸地與海洋陷入了深重的包圍之中，而造成這個包圍圈的，恰恰是德國自己。
德意志帝國的憲法體系與英法等國根本不同者，在於其皇權至高無上，故威廉二世之冒險政策無法被有效地遏制。德國軍隊究其本源，並非一支國家的軍隊，而是“御林軍式的權力工具”。而且在德國的教育中，狹隘的愛國主義讓德國國民普遍抱有德意志民族至高無上的偏執之情，多少人爲德國海軍的強大而狂熱，然而這支艦隊的建設卻遠遠超出了德國財政的極限。例如1901年馮·比羅擔任帝國宰相之際，便依靠大幅度提高穀物的進口關稅獲得財源，使得小麥的價格從每噸三點五馬克一躍而升至五點五馬克，將負擔完全轉嫁到國民的肩上。海軍預算在1900年便佔整個預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了1905年又漲至百分之三十五，而到了1911年更是達到百分之五十五!更何況德國還要維持一支同時應對法俄兩大陸上強國的龐大陸軍，海軍預算在相當程度只能通過債券市場獲得貸款，這使得德意志帝國本來就脆弱的財政體系雪上加霜。
孫子在其《軍形》篇中有云：“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德國最終在本身並未立於不敗之地的情況下便叩開了世界大戰的大門。
英國採取了行之有效的深遠封鎖戰略，使得德國海軍逐漸削弱英國海軍、在最後的決戰中一舉擊潰對手奪得制海權的戰略陷於失敗。耗資巨大的德意志帝國艦隊最終無法發揮什麼決定性作用，便在幾名飢腸轆轆的軍官與勝利者的商談下，如同由牧羊犬驅使的綿羊般被押赴英國本土，到頭來還是無可奈何地在斯卡帕灣隨着自沉的信號找到了歸宿。丘吉爾曾經將德國海軍揶揄爲“奢侈品艦隊”，可謂是形容其本質的點睛之筆。
耐人尋味的是，在十九世紀末，大洋彼岸的新興工業大國美國雖然也已經和當時的德國一樣，在工業以及經濟上取得了巨大飛躍而趕超了英國，卻並未公然與英國爭奪海權或者殖民地，並沒有去直接觸及老牌帝國的核心利益。不過，美國卻是用“門戶開放”政策對抗殖民帝國的壟斷而獲得貿易的空間。在戰爭期間，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博士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精神，號召這場戰爭的目標是“捍衛人類世界的和平與公正原則，對抗自私和獨裁的強權”，並闡述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其中自由航行以及民族自決的精神事實上直接針對了大英帝國賴以統治的根基。
美國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無智名，無勇功”，並無多大顯赫的戰績，在戰後的華盛頓會議上，反而獲得了與英國海軍同等的地位，且在三十年後完全取代英國，執掌了海神的三叉戟，其原因何在，確實值得我們思考。孫子有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方能“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德國企圖挑戰英國的海權，其實也是一種對自由貿易的挑戰，而縱觀十六世紀以來的世界潮流，世界秩序主導力量更替之過程，其實也是一個文明進步的過程。筆者相信美利堅也會被新的力量所取代，但是這支力量只能是更加文明、更加進步，應該具有更加公正與進步的價值觀，而決不是走向奴役和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