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太基的軍隊在戰敗時就變得更加橫暴，他們往往把將領釘死在十字架上，他們是由於本身的膽怯而懲治他們的將領;在羅馬人那裏，執政官則把臨陣脫逃的士兵的十分之一處死，然後再率領其餘的人去殺敵。”
——出自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
孟德斯鳩在分析“新興國家”羅馬戰勝老牌強國迦太基，取得布匿戰爭勝利的原因時，比較了兩國面對失敗的態度。但喜歡下結論的孟老師在這段話裏，故意省略了羅馬將領和迦太基士兵的責任。
羅馬士兵以公民兵爲主，當兵就相當於繳納直接稅，臨陣脫逃意味逃避義務，受到處罰乃天經地義，士兵認了。而迦太基的兵大多是來自努比底亞、高盧和西班牙野蠻部落的僱傭兵，打了敗仗士兵就作鳥獸散，想懲罰也無從罰。
羅馬對士兵如此嚴厲，對打了敗仗的將領如何呢?
現在的影視有些誤導，似乎那個時代的羅馬百戰百勝。其實，羅馬人也經常吃敗仗，他們曾經敗給埃特魯斯坎人，敗給高盧人，敗給薩莫奈人，敗給伊庇魯斯國王皮洛士，當然，也敗給過迦太基人。
在與山嶽民族薩莫奈人的對抗中，羅馬人曾經歷過“考地烏姆恥辱”。公元前321年，聽信假情報的羅馬大軍以爲前面就是平原，在執政官的帶領下一路開進考地烏姆峽谷，可薩莫奈人早已在峽谷佈下天羅地網，羅馬士兵一次次突圍都告失敗，糧食吃光了只能殺馬充飢，後來馬匹也沒了，羅馬軍團終於不戰而降。
羅馬人可以敗退，但還沒有習慣投降。薩莫奈人要求羅馬士兵脫去盔甲、衣服，像奴隸一樣只剩白色短衣，對羅馬自由民來說，這樣的穿着意味着半裸體。而薩莫奈人的懲罰還不止於此，他們對走過面前的羅馬人不斷辱罵，甚至用銳利的矛刺扎，不少羅馬士兵受傷倒地當場身亡。此外，被扣押的600名羅馬人質被關進薩莫奈人的監獄。
這是刻骨銘心的恥辱。但是，當僥倖生存下的羅馬士兵回到自己的土地時，受到了當地人的熱烈歡迎，而敗軍之將沒有受到任何懲罰。
另一次敗仗發生在公元前255年，第一次布匿戰爭進入第10個年頭時，執政官雷古魯斯急功近利想速戰速決，卻被迦太基人打得一敗塗地，8000多羅馬士兵戰死沙場，僅2000人逃生，包括雷古魯斯在內的500名羅馬人成了俘虜。禍不單行，新組建不久的羅馬海軍爲他們報仇雪恨，但在返回西西里島時遭遇暴風雨，統率海軍的羅馬將領完全不瞭解大海，又聽不進舵手的意見，強行要求向海岸靠攏，結果釀成地中海有史以來最大的海難事件，230艘戰船隻剩下80艘，6萬羅馬人在大海上喪命。
戰敗和事故都是將領的責任。我們先看雷古魯斯，迦太基人在和談時帶上他作爲和談使節，命他遊說元老院，讓羅馬全面放棄西西里島。但前執政官回到羅馬後，完全無視監督他的迦太基人，不僅沒有幫迦太基人遊說元老院，反而勸說元老院不要接受和談條件。面對接二連三的失敗，正是元老院意志消沉的時候，當他們聽懂雷古魯斯的真實想法後，恢復了勇氣和信心，拒絕了和約。
而雷古魯斯，他守約回到迦太基，被塞進一個圓形籠子，像足球一樣被大象踐踏而死。這是他的命運，在重回羅馬時，他就清楚自己的下場。
第二年春天，在兩位執政官和兩位前執政官的帶領下，羅馬軍隊兵分海陸兩路浩浩蕩蕩向西西里島進發。而執政官之一西庇阿，在羅馬剛剛成立海軍的那一年就被迦太基人抓獲，兩國交換俘虜時纔回到羅馬。兩位前執政官正是上次海難的直接責任人。這也意味着，他們並沒有被問責。
當然，也不能說羅馬對敗軍之將完全放任不管。公元前249年，羅馬海軍遭遇組建以來的第一次敗仗，220艘戰船中，93艘被迦太基人繳獲，30艘沉入海底，2萬多士兵葬身大海，執政官普爾克爾被召回羅馬罰款1.2萬銀幣。但這一處罰不是爲了追究打敗仗的責任，而是因爲他在出徵前進行的鳥卜儀式上，冒犯了宗教信仰。
羅馬有史以來最慘痛的敗仗是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會戰。是年8月2日，迦太基的天才軍事家漢尼拔抓住羅馬輪值總指揮官瓦羅的性格弱點，出其不意，在擊潰羅馬騎兵後，以5萬步兵對7萬羅馬步兵實施圍殲。這一仗，執政官埃米利烏斯戰死疆場，上一年度執政官、指揮重裝步兵部隊的塞爾維利烏斯陣亡，獨裁官時代擔任費邊副官的米努基烏斯被殺，加入騎兵隊及重裝步兵團的80位元老無一倖存，7萬羅馬士兵犧牲，1萬人被俘——這是羅馬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所幸，瓦羅帶着50騎兵僥倖逃生。普魯塔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中記載：當執政官瓦羅因爲處置乖張和行動錯誤，以致被敵人擊敗，滿懷羞愧和屈辱之情逃離戰場回到家園的時候，全體元老院議員和羅馬市民到城門迎接，用尊重和恭敬的態度表示慰勉之意。等到場面安靜下來，高階官員和元老院資深議員，包括前獨裁官費邊在內，全都當着人民的面公開讚揚，遭遇這樣重大的損失之後，他對於國家的前途沒有感到絕望，仍舊回來主持政府的事務，執行法律的規定，幫助同胞解救未來的苦難。
這位希臘歷史學家對此由衷感嘆道，“我們對於羅馬人所表現的崇高精神和鎮靜態度，應該給予格外的敬佩。”
還要補充說明的有兩點：一、前獨裁官費邊享有“拖延者”的外號，主張打持久戰，對瓦羅的急進戰略一直耿耿於懷。坎尼會戰失利後費邊冰釋前嫌，建議元老院和人民授予瓦羅獨裁官，瓦羅因羞愧才拒不接受。二、19歲的科爾涅利烏斯·西庇阿，也就是後來戰勝漢尼拔的羅馬統帥，從另一路成功逃脫。漢尼拔要是知道他是自己的命中剋星，一定後悔莫及。
羅馬的敗軍之將不受處罰，這與現代政治理念中的問責制似乎有很大出入。那麼，羅馬爲何不像迦太基人一樣對“問題官員”實施問責呢?孟德斯鳩老師認爲是因爲羅馬人比對方更自信，更文明。
日本人鹽野七生在她的《羅馬人的故事》中分析有三個原因：一、在羅馬人的意識中，個人的勝利只有在自己所屬的共同體取得勝利後才能實現。因此，在共同體內，肩負責任卻慘遭失敗的人，內心會因爲羞愧而備受煎熬，這樣的懲罰足夠了，沒有必要對他免職或向他問罪。二、經歷了戰敗後的羅馬人更善於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善於向戰勝自己的對手學習，而且羅馬人永不服輸，一定會在下一次把失敗加倍地返還給對手。三、共和政體下，尤其是公元前367年《李錫尼法》出臺後，羅馬的所有國家官職向平民開放，當選執政官的既有貴族也有平民，懲戒戰敗責任者難免成爲內部分裂的導火索，無論是哪一方都不會服氣。
這三條理由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認爲，還應加上一條，羅馬人是基於一種存在主義式的信念：人有選擇的自由，但每個人都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作爲軍事統率的羅馬執政官是大家選舉出來的，他的失敗也就是大家的失敗，如果覺得打了敗仗有利於吸取教訓，作爲羅馬公民的士兵，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都可以再給他一次機會;如果覺得這位將領是一位平庸之輩，當初是一次錯誤的選擇，很簡單，下一個年度，不選他就是。所以，羅馬人根本就沒有我們現在的“問題官員”問責或者復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