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鼎有名的《安妮日記》，距離其首次出版至今已整整七十年，但中國人恐怕對它相當陌生，因爲印象告訴我們，這本書大概無非訴苦和勵志而已，生於苦難的小女孩樂觀而頑強地活着，不幸最後還是沒能逃脫暴徒的羅網，並死於集中營。
但我們不知道，書中所述的內容還遠不止此。
自其被人讀到伊始，猶太女孩安妮·弗蘭克留下的這些文字，就不單單被看作希特勒發動的屠猶暴行的直接佐證，否則，猶太世界自己不會如此推崇它——他們早就過了煽動苦難記憶，要世人銘記大屠殺的階段了。
“我這就開始吧。
“此刻是這麼寧靜。爸爸和媽媽出門去了。瑪戈特和幾個年輕人到朋友家打乒乓球去了。近來我也常打乒乓球，甚至我們五個女孩組成了一個俱樂部。俱樂部的名字叫‘小熊座減二’。一個將錯就錯的怪名字。我們本想取一個特殊的名字，因爲我們有五個人，於是馬上就想到小熊星座。我們以爲小熊座有五顆星，可我們搞錯了。小熊座有七顆星，和大熊座完全一樣。這就是‘減二’兩字的由來。
“伊爾絲·瓦格納有一套乒乓球設備，瓦格納家的大餐廳隨時供我們使用。由於我們這些打乒乓球的女孩尤其在夏天都愛吃冰淇淋，打球會熱，因此打完球就常去光顧最近一家對猶太人營業的冷食店‘綠洲’或‘德爾斐’。我們完全不用擔心身上有沒有帶錢。因爲‘綠洲’通常都門庭若市，我們在許多熟人中總會找到幾位慷慨解囊的男士或某個追求者，他們請我們吃的冰淇淋多得一個星期也吃不完。
“我想你一定會感到奇怪，我這麼小小年紀就已經在談論追求者。……”
這就是安妮日記的畫風，提筆的時候，她已經呆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一間密室裏，之後兩年多一點的時間裏，她一直在寫，直到被納粹抓捕。
她的這些信，首先不是寫給自己的，而是寫給另一個自己——一個名叫“吉蒂”的女孩的，這使其文筆更加自由，就好比平時我們喜歡把自己的事安在“我的一個朋友”身上說給別人聽一樣;其次，她寫信也是做好了將來發表的準備的，自己反覆刪削、修改多次，因爲她從當時流亡的荷蘭政府的講話中聽到，戰後要收集戰時的日記整理出版。
根據戰後的統計，90%的荷蘭猶太人後來都沒能逃脫納粹之手，惟其如此，安妮的天真，對未來充滿希望，從沒想象過迫害會真正降臨到自己的頭上，等等特質，才顯得那麼耀眼。尤其是，她的文字將讀者帶離、而不是驅近殘酷的現實那一邊，讀者跟着她沉浸到她的世界裏，這裏有乒乓球，有夥伴，有孩子對成人的純真觀看，還有“小熊座減二”——在任何一個時代，能玩這種字謎的人都稀罕地同時擁有兩份內在財富：聰明與自由。
安妮記錄了大人們的行跡，不時發着可愛的牢騷，也替別人抱怨：“範丹先生和太太大吵了一架……彼得當然很爲難，他夾在中間。”對父母，她的好惡但言不諱：“爸爸對我總是很好，也更理解我。啊，這種時候我受不了母親，我對她而言也是個外人……她連我對最平常的事情是怎麼想的都不知道。”她寫自己閱讀心得，都是直感，從無成人的欲言又止：“《夏娃的少女時代》寫到女人在街上出賣肉體，換取一大筆錢。我要是在這樣一個男人面前，一定會羞得無地自容。”她還在幽閉之中面對成長的祕密：“我多麼希望來例假呀，那樣，我至少就長大了。”
只要談及大屠殺，就必須正面說出其悲慘、恐怖，這在戰後的氛圍裏漸成一種“政治正確”的要求。正是在這一點上，安妮日記，這一被認爲是最重要的“大屠殺文獻”的文本，就顯出其獨具猶太特色的矛盾性來：
對於屠殺和迫害，安妮並不是不提，而是一提到就作輕筆，例如她曾說，與那些躲無可躲、但又必須活下去的猶太人相比，“我總是總結說，我住的地方是個天堂。”
在1942年10月9日的日記裏，安妮說出了“我的悲歌”，她聽聞一批又一批猶太人被抓走的消息，也預感到了他們的命運是“等候處死”，不過，她以向“吉蒂”吐露心聲的方式寫這些聽聞和自己的心情，多多少少，你會感覺她在寫時的心情不算太壞。
安妮日記是在安妮死後由其父親整理出版的，起初，一批專家質疑這些文字是否出自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之手，後來鑑定爲真，人們又困惑於應該怎麼“使用”它。安妮夠真摯，也夠樂觀，卻不夠“正確”——不符合教育後人的要求。這裏面的悖謬令人犯難：人們可以拍出很正確的影片，出版很正確的紀實或虛構作品，將歷史事實化作一種固有的善惡印象，永遠紮根在人們的內心並代代傳下去，然而，這歷史事實的第一手經驗者自己的記錄，卻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這一印象。這可不可以視作一種“當局者迷”?
當然，學者們給出瞭解釋：安妮困居一室，行動受限，隨着時間推移，能接觸的人越來越少，她不可能洞悉全局。解釋很合理。不過，人們依然一直在討論，如何給孩子們讀安妮的日記，讓他們以何種方式知曉安妮的故事，這關係到如何傳承大屠殺文化——並用它來警示世人。是灌輸給他們一個“真相是什麼”的結論，還是一上來就捆綁着把當事人的態度也說給他們聽，並且啓發他們認識到，即使對於一個大體確鑿無疑的歷史事件，每個人也會操持不同的觀看和理解的角度?
如果是後者，那麼，接受這種教育的人，在成長過程中就能學到重要的一課，將學會在各種看法和意見之中形成自己的判斷，而相信這並不是唯一的、標準的、終極性的答案，也許還能更進一步，是相信個人的力量能在外界現實之外創造另一個現實，一個如安妮日記中的現實一般的現實，打滿了作者人格的烙印。
猶太人總是相信留下文本的意義，但在實踐中，文本絕非終極的目的：它們會引起更多的問題，這些問題，又需要以更多、更大的問題來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