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位於非洲心臟地帶的“千丘之國”盧旺達曾發生震驚世界的種族大屠殺。短短百天之間，先後約有80萬至100萬人被殺，其中絕大部分爲圖西族人，也包括一些同情圖西族的胡圖族人，200多萬人流離失所。
當大屠殺發生時，曾經有美國政治人物這樣問道：“誰是好人?”，意思是說兩個相互敵對的族羣，哪一個是“好人”。這個提問一方面顯示出美國政治人物的無知，另一方面也顯示出，站在美國的立場，如果是壞人殺好人，美國也許應該管一管，如果是好人殺壞人，美國有必要管嗎?雖然這個問題提得很無知，卻說明美國人的這種心態是確實存在的。但是，幾十萬、上百萬平民無辜死亡，用好人壞人來評價，有什麼意義?
盧旺達大屠殺過去很多年後，對於這一大屠殺的反思並沒有結束。西方媒體和輿論一般都將大屠殺認定爲種族仇視的結果，並且自我責備地承認，西方國家，包括聯合國，沒有及時制止這一屠殺行爲。也有人指責美國在盧旺達大屠殺發生後，自私自利，不願承擔自己對於國際社會的義務。而我更傾向於認爲，盧旺達大屠殺，是西方近代文明幾百年來所有惡果的集中體現。有人說它是難以避免的，即便美國早早出面制止，也阻止不了大屠殺的發生，最多減緩一點屠殺的程度。我認爲，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西方文明被植入到盧旺達後，盧旺達國內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種文明的危害程度，出現大屠殺的結局，是一味照搬西方文明的必然結果。盧旺達種族大屠殺，是繼納粹大屠殺之後，最大規模的一次種族清洗，兩者相距半個世紀。
盧旺達大屠殺的第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種族矛盾，而這個種族矛盾，完全是西方人一手人爲製造的。早在歐洲人開始大航海後不久，16世紀的時候，盧旺達就有了自己的國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圖西人、胡圖人的稱呼，但是，兩者並不是不同的民族，他們使用同一種語言，具有共同的信仰。差別在於胡圖人以種地爲生，圖西人以放牧爲生。事實上，胡圖人、圖西人的稱呼當時類似於“農民”和“牧民”稱呼的差別，放牧的圖西人如果改爲種地了，就被稱爲胡圖人，反之也一樣。兩者之間長期互相通婚，並沒有不共戴天的矛盾。將胡圖人、圖西人嚴格地區分開，甚至訂出高下等級的，正是後來進入的西方文明。
1890年，盧旺達成爲德國的殖民地，德國人首先將圖西人和胡圖人明顯區分開。德國殖民者將歐洲的種族主義理論引入盧旺達，生硬地解釋盧旺達原先“農民”、“牧民”的差別。德國人說，作爲農民的胡圖人是從南邊移民過來的，皮膚更黑、身材較矮等;作爲牧民的圖西族是從北邊移民過來的，皮膚較白，身材較高等。而且，由於北邊靠近尼羅河，文明程度更高，因此，圖西人在人種等級上，與歐洲人更接近，屬於等級較高的人種。
在盧旺達，所謂胡圖人占人口總數約85%，所謂圖西人約15%。殖民者這種劃分的目的是，利用“等級”程度較高的少數圖西人，幫助殖民者一起統治人數更多的胡圖人。在歐洲殖民歷史上，對於殖民地這種挑撥離間的方式從一開始就存在，在美洲印第安人那裏，他們就經常使用這種方式。這種方式的目的在於，製造殖民地百姓的矛盾，防止他們團結起來，共同對付殖民者。歐洲殖民者在挑起矛盾後，自己便高高在上，處於調解的地位，時不常地利用這一派，打壓另一派。幾乎所有非洲國家現在的民族矛盾，都是歐洲國家人爲製造的。
在東南亞他們也採取同樣的方法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如今，一些東南亞國家對於華人有着難以消除的敵意，這種敵意的來源，正是當年歐洲殖民者在東南亞統治時期埋下的禍根。當年在東南亞的歐洲殖民者，需要文化水平較高的華人成爲他們高質量的勞動力和管理幫手，爲此，他們不惜偷運、拐賣沿海地區的中國人。另一方面，殖民者又不想太多得罪當地人，於是，他們便在文化水平較高的華人與文化水平較低的當地人之間不斷製造矛盾，自己左右平衡。等這些殖民者走了以後，他們製造的矛盾，便成爲長期難以化解的社會問題。在斯里蘭卡，尖銳的民族矛盾引發所謂“恐怖主義”，其根源也是殖民者挑撥離間種下的。在印度，殖民者這種挑撥離間、製造矛盾的手法，最終導致了三個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一個飛地(克什米爾)的出現，成爲該地區長期動盪的不安定因素。西方這一手法的另一個重要成果就是以色列，他們用強行植入以色列的方式，在中東製造了難以化解的長期仇恨。
說遠了，還是回到盧旺達。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它的殖民地大片失去，被其他歐洲國家佔據。這個局面對於德國來說，導致後來希特勒爲了爭取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間”而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此爲題外話。德國退出盧旺達後，歐洲小國比利時成爲盧旺達的宗主國。比利時在盧旺達推行的種族主義政策，使得盧旺達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而激化這一矛盾的工具，就是比利時引入歐洲的“科學”。比利時根據歐洲人種學理論，對盧旺達的居民進行了大範圍的“科學測量”。在歐洲科學的歷史上，有一門學科叫做“顱相學”。“顱相學”誕生於啓蒙運動時期的法國，最初它的理論認爲，顱骨的結構、尺寸等，能夠決定一個人的心理和意識，這種理論的一個實際用途，被認爲可以提前發現有犯罪傾向的人。這種理論後來與種族主義結合：既然顱骨尺寸能夠決定心理和意識，同時心理和意識的差異，在種族進化的過程中也明顯存在，那麼，通過顱骨的測量，掌握不同種族顱骨的統計數據，就能判定一個種族的進化程度。雖然經過慘痛的二次大戰後，“顱相學”已經成爲垃圾，但是，在它沒有被徹底否定之前，它確實是以科學真理的名義，爲種族主義添磚加瓦。
比利時利用“科學”，將胡圖人、圖西人正式分爲兩個種族。與此同時，他們又運用了歐洲現代文明制度，將這一種族劃分永遠固定，這個制度便是身份證制度。每一個盧旺達人的身份證件上，都標明瞭種族，並且，這種標記也向後代延伸，只要身份制度存在一天，這一種族的劃分就永遠存在。與此同時，由於“科學”證實，圖西族的進化等級要比胡圖族高，因此，比利時殖民者與德國一樣，在政策上向圖西族傾斜較多。使得占人口15%的圖西族獲得更多的教育機會，盧旺達殖民統治時期的政府及社會上層，主要被少數圖西族佔據，圖西族也佔據了較多的財富。對照來看，英國人當年在斯里蘭卡的做法，造成的後果幾乎一模一樣。當年受寵於殖民者的“民族”，在殖民者走後，成爲被迫害、報復的對象，如同在東南亞某些國家的華人。
我們看到，盧旺達種族矛盾的原因，一是歐洲人發明的種族主義，二是歐洲人引以爲傲的科學。但是，它還沒有完。歐洲人發明的階級鬥爭理論、國家主權理論、民族主義、民主制度等等，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對盧旺達的種族屠殺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地獨立運動在全世界風起雲涌，盧旺達也不例外。1962年，盧旺達獨立，成立了共和國，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也引進了西方的普選制度，成爲一個完全符合西方標準的民主制度國家。但是，盧旺達至今仍然是聯合國認定的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之一。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制度的人，是否能從盧旺達的苦難裏，看清一點民主的真相?
由於歐洲殖民者人爲劃分種族，激化社會矛盾，盧旺達的圖西族和胡圖族早就開始出現衝突。隨着共和國的建立，隨着民主制度的實行，這種衝突開始具有了國家政策的含義。等級地位較低的胡圖族佔全國人口的85%，民主制度必然對胡圖族有利。西方民主的多黨制，在盧旺達自然成爲種族對立的工具。占人口絕對多數的胡圖人開始利用民主制度，對曾經高高在上的圖西族實行迫害，大批圖西族人成爲難民，流亡國外。這裏，又要說到西方文明另一個產物對盧旺達產生的惡果。
民族主義是西方近代的發明，但是，這個發明有着內在的矛盾，對於不同的國家，會造成不同的後果。民族主義也可以叫做國家主義，它與國家主權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西方的民族主義有一個標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對於某些西方國家來說，這個標準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對於盧旺達和周邊國家來說，這個標準就是在製造新的矛盾。我們知道，現代非洲國家的版圖並不是自然形成的，看看非洲地圖，筆直的國境線都是西方瓜分非洲的產物。而被瓜分之後，西方殖民地的成果，在前殖民地獨立後，又被新獨立國家在西方提倡的國家主權至上的觀念下照單全收。於是，殖民地劃分的國家版圖，首先確立國家主權，而不考慮民族問題。
對於盧旺達來說，兩個主要民族，圖西族和胡圖族，並不只在盧旺達存在，周邊國家，例如布隆迪、烏干達等國，都有圖西族和胡圖族。殖民地留下的國家主義，將不同的民族劃分在不同的國家，並沒有形成像歐洲那樣所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府”。這個政策如果要在非洲實施，結果就只能像印度一樣，原本交錯在一起的不同民族，不得不大遷徙，將同一民族的人聚集到一起。這種方法，一是製造國家之間的對立和矛盾，二是導致無數人失去家園。如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關係一樣，不管是隔離還是混居，西方文明都在製造着難以化解的矛盾。從盧旺達逃亡的圖西族難民，像被以色列逐出家園的巴勒斯坦難民一樣，居住在周邊國家，與周邊國家的圖西族聯合，開始對盧旺達的胡圖族人統治發出挑戰。
誰把盧旺達推入深淵?
盧旺達的鄰國布隆迪也是由圖西族和胡圖族組成的國家，不同的是，布隆迪佔據領導地位的是圖西族，與盧旺達正好相反。但是，國家主權的概念又不能使鄰國直接將盧旺達的圖西族難民變成自己的國民，只好支持盧旺達的圖西族難民向盧旺達挑戰，發起對盧旺達的入侵。同時，由於圖西族以前社會地位較高，財富較多、文化水平較高，他們對盧旺達胡圖族的挑戰就更具威脅。而此時的西方國家並沒有想辦法解決這種種族衝突，而是在國家主權以及民主的概念下，支持盧旺達政府對於圖西族的種族政策。除了因爲民主制度決定了盧旺達政府的行爲是合法的之外，盧旺達政府與某些西方國家的親密關係，也使得西方國家不願批評和指責盧旺達的“內政”，反而支持盧旺達政府對付圖西族的內戰。
這種情況在盧旺達共和國的民主制度下持續了10年左右，直到1973年，一個胡圖族的軍人專制政府建立才獲得了改變。這個軍人專制政府以專制的方式，實行了一條民族和解道路。此後15年，盧旺達進入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它用專制約束了民主制度對於種族矛盾的激化作用，盧旺達的健康、教育、經濟都獲得長足的發展。
但是，西方文明的另一些成果，對於盧旺達造成更加嚴峻的生存危機。盧旺達國土面積只有2萬多平方公里，由於地理條件優越，人口相對較多。盧旺達獨立時，約有人口300多萬。盲目照搬西方的自由、人權等理論，使得這個國家像其他非洲國家一樣，對人口的增長不加控制，到了20世紀90年代，盧旺達的人口超過800萬，成爲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又造成大片森林消失，水土流失嚴重，自然生態環境惡化。西方社會推行的世界經濟一體化，同時造成以農業爲主的盧旺達經濟不能自主，在國際市場的影響下，盧旺達經濟遭遇嚴重危機。
20世紀80年代後期，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利用世界銀行大肆盤剝發展中國家的已有經濟成果，無數發展中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惡意掠奪之下，債臺高築，國家面臨破產，不得不出賣本國資源。而盧旺達沒有多少資源，面對西方世界的經濟盤剝，國家經濟一蹶不振，不得不繼續求助心懷歹意的世界銀行，因爲，除了名義上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銀行，它們找不到其他可以提供有效幫助的人。雖然在無數發展中國家要求減免債務的呼聲中，某些發達國家也確實減免了一些債務，但是，經濟結構不調整，依然按照西方希望的經濟模式發展，這些發展中國家，永遠只能成爲西方經濟的附庸。
針對盧旺達要求提供經濟援助，世界銀行又給盧旺達開出了條件。前面說到，盧旺達的軍人專制政府實行了民族和解的政策。但是，世界銀行要求盧旺達放棄軍人專制，實行民主。盧旺達不得不接受這一條件。1992年，盧旺達恢復西方認可的民主制度。它帶來什麼後果?盧旺達的經濟並不發達，本國的廣播電臺由德國資助建立，本國的電視臺由法國資助建立。這兩個現代化的宣傳廣播工具，覆蓋了盧旺達絕大部分國土。盧旺達實行民主政治後，廣播與電視成爲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胡圖族的宣傳工具。民主政治導致盧旺達的廣播和電視大肆宣傳種族思想，鼓勵種族仇視，激化種族矛盾。曾經有人能建議，應該制止盧旺達廣播和電視的這種宣傳，但是，西方國家和盧旺達都說，這是言論自由。
在國家面臨嚴重經濟困難的時候，宣傳種族仇視的目的之一，就是轉化國內經濟矛盾，較爲富裕的圖西族成爲所有危機的罪魁禍首。這種方式恰如納粹對待猶太人的理由。一些政黨利用這一宣傳，爲自己在民主制度中爭取選票。而圖西族在鄰國的得勢，又加劇了這種矛盾，種族仇恨上升到國家安全的地位。1994年4月6日，盧旺達胡圖族總統的飛機失事，被兩顆飛彈擊中，至今沒有查明到底是誰幹的。總統意外死亡後，軍人立即接手政府，他們認爲是圖西族謀害了總統。4月7日，他們殺害了圖西族女總理，種族大屠殺正式登場。有人說，種族大屠殺的原因是國內資源嚴重緊缺，屠殺的目的是減少人口，讓土地資源重新分配。這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從前文的介紹應該看到，盧旺達走到種族大屠殺的地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關鍵問題在於，西方現代文明的一切成果，不合實際地引入到盧旺達。
美國在盧旺達種族大屠殺中的表現值得一說。美國從大屠殺一開始就瞭解真相，但是，它沒有采取行動，只是關心在那裏的本國公民。1993年，美國剛剛在索馬里遭遇重大損失，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發生前1個月，美國剛從索馬里撤軍，美國不介入盧旺達國內衝突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介入，能夠制止嗎?如果要制止，美國軍人是否要大開殺戒?雖然美國在其他國家大開殺戒的舉動很常見，但是，爲了盧旺達，值得嗎?曾經有國際組織警告盧旺達的軍人統治者，如果不制止屠殺，美國會派軍隊來。盧旺達的軍人統治者說：盧旺達沒有石油，沒有鑽石，美國回來嗎?言外之意是說，美國真的會只爲道義、人權而來?不幸的是，他真的說對了。美國雖然有“人權高於主權”的說法，但是，什麼時候將這個口號付諸行動，還真的要看是否符合自身利益。盧旺達大屠殺之前，美國撤出了索馬里。美國不介入盧旺達似乎很有理由。但是，就在盧旺達大屠殺發生2個多月後，2萬多名美國軍人到達了海地，幫助海地恢復了民主秩序。爲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和變化?因爲海地與美國的利益有關，“人權高於主權”就有用，盧旺達與美國的利益無關，“人權高於主權”就不發揮作用。
其他西方國家呢?聯合國在派駐國際維和部隊方面，有一條規定，對於原殖民地國家，原殖民地宗主國不得擔任維和任務。但是，對於盧旺達，國際維和部隊偏偏就是比利時的軍隊。由於殖民地的關係，曾經飽受壓迫的胡圖族人，對比利時軍隊沒有好感。在幾名比利時軍人被殺後，比利時也害怕民衆的對立情緒，維和部隊龜縮在狹小的軍營裏，對外面發生的大屠殺不管不顧。此時的美國，在國際上更加關心歐洲的科索沃，因爲科索沃與美國利益有關;在國內更加關係辛普森殺妻案，像是一個現實的娛樂大片。對於遙遠的盧旺達沒有多少興趣。事後，美國一家著名媒體的著名記者說：好像看到過中非發生大屠殺的報道。
在盧旺達國內，大屠殺是政府行爲，由於盧旺達是窮國，平均每天約殺1萬人，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子彈也很費錢。一些站在政府一邊的有錢人，便出錢從國外購買了幾十萬把長刀，很便宜，幾美分一把;一些民衆還自制了狼牙棒之類的工具;一些基督教堂爲了自身的安全，把逃到教堂躲避的圖西族民衆交給胡圖族;……。於是，100多天裏，近百萬盧旺達平民成爲了冤魂。絕大多數受害者是圖西族，還有一些是圖西族與胡圖族的混血，還有一些是胡圖族自己的殘殺，似乎證實了爲搶奪土地而屠殺的說法。
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的悲劇，是100年來，西方文明在盧旺達慢慢培植、生長、繁衍的後果。即使西方社會事後有所自責，但也只在是否及時制止的問題上。實際上，是否及時制止，也是西方文明自身原因造成的必然的結果。人們說，如果盧旺達有西方需要的石油，也許就不會這樣。人們說，如果盧旺達有很多白人定居者，結局也可能不一樣。人們說，在西方社會看來，非洲人的生命從來都是不值錢的。
雖然大屠殺已經過去很多年，但是，它依然值得人們認真總結。盲目採用西方的文明，不顧自己的現實，往往會造成極爲慘重的悲劇。即便有了《憲法》，有了憲政，有了三權分立，有了民主，有了普選，也不等於有了繁榮和前途。盧旺達的悲劇再次告訴人們，民主制度不是萬能的，不是絕對的“普世價值”。如今的盧旺達政治局勢依然不穩，但是，種族屠殺的悲劇應該不會再發生。因爲，盧旺達原先有8個政黨，現在，除了執政的盧旺達愛國陣線外，其他政黨都已停止了政黨活動。這是一個符合盧旺達現實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