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攻南京的最後三天，即12月10日、11日、12日的戰鬥是生與死的激烈較量，炮彈跳起了地獄之舞，槍聲高唱死亡之歌。12日夜晚，我們發起突擊佔領四方城，翌日由中山門進城。這一天是佔領南京的日子……我們毫無罪惡感地殺死了很多農民，大叫着‘討伐支那!山川草木皆敵人，要殺盡宰光!’實在殘酷至極。”
“我們對日本軍的野蠻行爲應該好好地反省。不是‘自虐’而是‘自省’。不能採取放任自我的態度，即用刺刀捅中國人的身體可以毫不在乎，而自己的身體哪怕被針尖蹭一下也叫疼。”
這些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證言與反思，出自於一個日本老兵之口，他的名字叫東史郎。17年前，在南京舉行的一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國際研討會上，東史郎發表了上述證言，並鞠躬謝罪。在南京犯下過罪行的日本老兵大都迫於各種壓力對當年的戰爭罪行保持緘默，只有東史郎敢於站出來反思懺悔，爲歷史真相作證。
1997年—1998年，本報副總編輯、高級記者陳正榮曾三次面對面採訪東史郎，其間還遠赴日本，在東史郎家中和東京高等法院與這位老兵進行了深入交流。近日，陳正榮接受了記者採訪，再次追憶這位爲正義和真相作證的日本老兵。
“講出加害真相作爲反省的基礎， 是參戰者的義務”
時間：1997年8月12日 地點：南京狀元樓酒店
1997年8月12日晚，東史郎和他的律師團踏上了南京的土地，這是他第四次來南京。這一次，他來南京是爲了收集證據、印證歷史，以揭露日軍在這片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作爲記者，陳正榮隨行對東史郎進行了全程採訪。
那天晚上，陳正榮第一次見到東史郎，老兵的形象至今仍深深地鐫刻在他的腦海中：中等身材、偏瘦，頭髮全白，目光炯炯有神，儘管已經80多歲，聲音卻十分洪亮。
“60年後再次踏上這塊土地，你有什麼感想?”
“一踏上這塊土地，我就想到日軍在南京殺人、搶劫的情景，一想到這些慘無人道的事情，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
“這次來南京的目的是什麼?”
“一是參加南京大屠殺史國際研討會，我要作爲證人演講，還有爲那件案子尋證。”
東史郎所說的“案子”，是他的日記引發的一樁官司。
日軍侵佔南京期間，東史郎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他所看到、聽到的日軍燒殺淫掠的殘暴情景。1987年12月，日本青木書店以東史郎的日記爲藍本，出版了《我們的南京步兵聯隊——一個召集兵體驗的南京大屠殺》，也就是人們熟知的《東史郎日記》。日記中，東史郎記載了日軍中隊長橋本光治殘殺中國人的一次暴行。在南京最高法院對面的水塘邊，橋本將一箇中國人裝進郵袋，澆上汽油點火，然後把3枚手榴彈拴在袋口扔進水塘。
1993年，橋本在一些人的慫恿下，將東史郎告上了法庭。3年後，東京地方法院以證據不足爲由判決東史郎敗訴，東史郎不服判決，上訴到東京高等法院。
這次行程不僅僅是尋證，也是爲了作證。在狀元樓酒店舉行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國際研討會上，東史郎作爲加害者發言，爲南京大屠殺作證。
“我們日本人對蒙受原子彈的危害大聲呼號，而對加害中國人民身上的痛苦卻沉默不語。日本軍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危害是日本蒙受原子彈危害的幾十倍。如果日本比美國早生產出原子彈的話，定會首先使用。我認爲，作爲戰爭的經歷者，講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爲反省的基礎，這是參戰者的義務……”
東史郎在說完這段話後，彎腰90度低頭向南京人民謝罪，足有六七秒時間，會場上響起了長時間的掌聲。“從鞠躬的態度，我看到他的道歉和謝罪是真誠的。”陳正榮說。
“有生之年都要爲歷史作證， 讓世人知道戰爭的真相”
時間：1998年12月19日 地點：日本京都府竹野郡間人鎮東史郎家中
得知東京高等法院將在1998年12月22日開庭判決，陳正榮於17日啓程赴日本採訪。開庭前兩天，他來到了距離京都135公里的東史郎家中，與老兵進行了第二次面對面採訪。
東史郎的家位於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後町間人鎮，這是一個毗鄰日本海的美麗山村小鎮。80多歲的東史郎開車帶着陳正榮到附近看風景，站在山坡上，眼前是一片蔚藍色的大海，腳下就是美麗的間人鎮。
東史郎說，1937年8月，他就是從這裏應召入伍——那年，他25歲。臨行前，母親給了他一把匕首，對他說：“這是一次千金難買的出征，你高高興興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話，你就剖腹自殺!我有3個兒子，死你一個沒關係。”然而，他的養母卻哭着求他一定要活着回來。
回到家中，東史郎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戰時日記。陳正榮說，那些日記有整整5大本，共2000多頁，從1937年9月開始一直寫到1939年7月。
在東史郎家中，陳正榮還看到了日本陸軍部頒發的3枚獎章。
“現在看到這些獎章有什麼感想?”
“在當時來講，是非常珍貴的，因爲這是天皇頒發的榮譽。後來，我才認識到這是侵略戰爭的證據，是一種罪惡。”
1987年，東史郎公開自己的戰時日記後，他被日本士兵建立的戰友會開除了，一些右翼分子從很遠的地方來到家裏對他圍攻，有人還揚言要燒燬他的房子。他抱出了一大捆信件，信中都是罵他是“叛徒”、“賣國賊”、“舊軍人的恥辱”等的惡毒語言。東史郎說，很多人對他講，不要把這段歷史講出來，但他沒有這樣做。外界的詆譭、侮辱、謾罵，讓這個80多歲的老兵倍感孤獨，“沒有想到晚年的時候，自己是一個人在戰鬥。”
判決的前一天，東史郎帶着陳正榮來到了家鄉的海邊。他說，不管這場官司是贏還是輸，他在有生之年還要繼續爲歷史作證，讓世人知道過去戰爭的真相，“因爲中日兩國人民一衣帶水，應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只剩下我一個人， 也要和他們堅持不懈地鬥下去”
時間：1998年12月22日 地點：日本東京高等法院
陳正榮記得，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開庭那天，天氣特別晴朗，東史郎的心情也非常好，“在法院門口，我問他勝訴有多大把握，他的回答很乾脆：百分之百。”
當時，東京高等法院規定記者不得進入採訪，但可以參加抽籤，抽中了可以進入法庭旁聽。同行的6人中，只有陳正榮幸運中籤。下午2點10分，主法官在810號審判庭宣佈了判決結果，整個宣判過程不到3分鐘。宣判一結束，坐在下面的東史郎站了起來，大聲地表達抗議。陳正榮回憶說：“我不懂日語，但從東史郎抗議的神情來看，他是敗訴了。”
判決宣佈後，橋本一方在法庭旁邊的新聞發佈廳舉行發佈會。走進會場後，陳正榮發現發佈廳上方掛起了一個條幅，上面寫着“南京大屠殺捏造判決勝訴”。發佈會主席臺上只有一個人——橋本的代理律師高池勝彥，他說：“中國人想通過這個案子作爲南京大屠殺的證據，其實日記的事情根本不存在，也不存在所謂的南京大屠殺。”現場的中國記者聽了他的發言非常氣憤，紛紛向他質問並提出抗議。
陳正榮注意到，儘管橋本是勝訴一方，但他卻只是站在發佈廳的人羣中，神色緊張，始終沒有到主席臺露面，也沒有回答記者的提問。對此，東史郎說出了自己的看法：“實際上，橋本並不想告我，但橋本背後有股勢力在唆使他這樣做。”
下午3點，橋本方的發佈會草草結束，東史郎和他的律師隨後在同一個房間舉行新聞發佈會。東史郎打出了他寫的一張橫幅：“判決不當，天理不容”。
東史郎說，這是個不正確的判決，南京人民爲他打的官司提供了很多證據，但法庭卻不屑一顧，“爲了表達對南京人民的感激之情，我打算將我的日記和獎章捐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他們有很多團體、組織，但即使只剩下我一個人，也要和他們堅持不懈地鬥下去。” (本報記者 朱凱)
爲歷史和正義作證
我做記者時，多年一直跟蹤採訪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新聞。我從1997年開始採訪東史郎，和很多南京人的感情一樣，先是憎恨，因爲這位老兵參加了南京大屠殺，還得到天皇頒發的獎章。但後來，我對這位老兵表示了尊敬，再後來我們還成了朋友。
在入侵南京的20萬士兵中，只有東史郎敢於站出來爲歷史作證，揭露戰爭給中國人民、給南京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他先後7次來南京謝罪。晚年，他還爲日記的事到處奔波取證打官司。我曾問他出於什麼考慮要站出來作證，他說：“我認爲，作爲戰爭的經歷者，講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爲反省的基礎，這是參戰者的義務。”
東史郎的道歉、謝罪、反省是真誠的，這一點難能可貴。我爲東史郎後來的人性復甦叫好。儘管那場官司他打輸了(其實他不可能打贏)，但他贏得了南京人民的尊敬。
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年我到東史郎家採訪的情景。他把我帶到他家鄉的日本海邊。面對大海，他說：沒有想到晚年的時候，自己一個人在戰鬥。那時，海風吹起了他長長的白髮，他凝視着大海的遠方，眼裏噙滿淚水。隨行的攝像師記錄下了這個情景。後來，這個畫面多次出現在我們製作的紀錄片中。
我在翻看東史郎日記的時候，發現他對戰爭的記錄，尤其是他參加的屠殺往往是語焉不詳。這可能是由於當時他的立場決定的。經過洗腦的日本兵，絕大多數認爲他們參加的戰爭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所以，文過飾非，是很自然的事。但在他的日記中，也能看到他時而的困惑，以及對生命、自然、生活的熱愛。
也許正是他內心裏存有這些自然之愛、人性之愛，才漸漸喚醒了他內心的良知，使得他日後進一步反思自己的魔鬼行爲，反思侵略戰爭。這位老兵有一天終於意識到，侵略是最不應該發生的，他充當了一個活武器。
他決定公佈日記，以自己一生的經歷告誡世人，和平是多麼重要。然而，老兵的聲音非常微弱。在他的國度裏，沒有多少人理睬他，也沒有多少人站在他一邊。
如今，老兵已經走了，他帶着孤獨、歉意、悔恨、失望，也帶着對侵略戰爭的反思永遠地走了。但老人給後人留下的歷史證據，則永遠具有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