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古代防範疫情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歷史上，各種公共衛生問題一直困擾着人類，不過隨着社會的發展，我們的醫療條件和醫療設施都有着十足的進步，但面對重要疫情的發生，還是暴露出了不少問題。現代亦是如此，那古代人面對疫情又是如何防範的呢?古人面對這種衛生問題就更難處理了，往往要付出重大的代價，其實從春秋時期開始，人們就對疫情有了比較高的瞭解。而隔離法，從西漢時期就已開始使用，下面就爲大家講講各朝代是如何處理疫情的，一起來看看吧。
最早的傳染病醫學隔離
西漢時期漢平帝劉衎
“民疾疫者舍空邸第”
中國古代公共疫情多發，造成的慘烈程度也是少有的。東漢末年的建安22年(公元217年)，中原傳染病大流行，曹植《說疫氣》中形容，“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這種全家死光的現象，歷代不絕。疫病如此頻繁，中國古人並沒屈服和絕望，甲骨文裏的“降疾”二字就直接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古人積極採取措施，降低、減少傳染病的發生。“隔離法”，便是有效措施之一，爲現代廣泛採取。
所謂隔，就是劃定區域，設置臨時性專門場所，收容患者。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發生旱災，併發蝗災，隨之暴發疫情。《漢書·平帝紀》記載，當時朝廷採取的辦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政府在給災民免費發藥，提供醫療、救治服務的同時，專門騰出空房子來安置患者。
有學者認爲，這種做法是中國設立傳染病醫院和實行醫學隔離的開始。實際上，早在先秦時已出現了將傳染病人隔離的現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秦國便有將麻風病人集中遷移到“癘所”居住的規定。後來，南朝齊“六疾館”、北魏的“別坊”唐代的“患坊”、宋代的“病坊”和“安樂坊”、明清時期的“養濟院”，都是在出現公共疫情背景下建立起來的，除有養老院和專門醫院性質外，也帶有較濃隔離色彩。
隔離手段在古代軍中尤其常用，史書記載最早的一起軍中隔離，出現在東漢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後漢書·皇甫規傳》記載，由皇甫規擔任中郎將的漢軍決定西征，進一步討伐姜人時，“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所有感染官兵，統一安置到“菴廬”中。
菴廬，是爲患者所設的隔離所。另一形式的隔離，是爲健康人羣設立。明末滿清人入關前，正是烈性傳染病天花大暴發時期。清皇室便曾設“避痘所”，供諸皇子外出避痘。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及二年，又往都爾鼻城一帶避痘，並規定若有疾病，在9日以內不準互相看望。
在家不出門和對重大疫區封城，也是有效隔離的方式。並請少一些恐慌，多一些擔當。
最簡單易行的救治手段
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
創制“濟疫小飲子”治“疾癘”
在實行醫學隔離的同時，提供免費醫療、醫藥服務，則是政府控制公供疫情的直接手段。這種手段，也是封建朝廷的樹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稱之爲“賜藥”。而且，在“賜藥”的同時，還有“頒方”，這是中國古人控制和預防公共疫情的最實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
在中國古代，從南北朝時代，朝廷便有給民間免費提供醫書、藥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醫典籍《聖惠方》、《慶曆善救方》、《簡要濟衆方、《集驗方》、《四時攝生論》等所載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薦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現代中醫仍在使用。
南宋紹興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都城臨安(今杭州)發生瘟疫，時皇帝趙構(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製藥”，這是一種類似現代中成藥“柴胡飲沖劑”的成藥，相當有療效，“活者甚衆”。
明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發“疾癘”，時皇帝朱厚熜(明世宗)親自檢驗、創制“濟疫小飲子”方，散發給居民。
在東漢“醫聖”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收錄所不少防治疫病的藥方。如“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治呼吸道感染及大葉性肺炎;“白虎湯”、“竹葉石膏湯”，治乙型腦炎和流腦;“葛根黃芩黃連湯”，治急性腸炎及細菌性痢疾;“菌陳蒿湯”，治黃疸及傳染性肝炎;“白頭翁湯”，治細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等。
2003“非典”大暴發時，曾有中醫用上述東漢藥方改變而來的“白虎加人蔘湯”、“麻可石甘湯”等十多種中藥方治療過“非典”。
各地也已發佈相關預防中藥方，可引以參考，切勿過劑。
如何選擇上述預防處方?
在這些處方中，大家不難發現，雖然藥物不盡相同，但有些藥物反覆出現，比如湖北、陝西、江西、甘肅的預防處方中均出現了黃芪、白朮、防風三味藥物的身影，而他們正是“玉屏風散”的組成。“夫以防風之善驅風，得黃芪以固表，則外有所衛，得白朮以固裏，則內有所據。風邪去而不復來，此欲散風邪者，當倚如屏，珍如玉也。故名玉屏風。”
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中醫病機總體是以“溼、熱、毒、瘀”爲主。因此，湖北省預防處方中，結合湖北潮溼的氣候特點，在“玉屏風散”補氣固表的基礎上，加入陳皮、佩蘭芳香祛溼，所以平日體內溼氣重的人羣可選擇"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二號方"。如果是偏內熱體質的人羣，可選擇“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一號方”。
內容較多，總結一下——
普通人羣或是體質偏內熱的人羣，可選擇湖北省防冠一號方或甘肅省普通人羣基本方;
體質虛弱人羣，上述包含黃芪、防風、白朮的處方均可根據自身情況加減使用;
當然，大可不必人人都採用中藥內服，漢服小編覺得中藥香囊對於絕大多數人羣是更加簡便易行的方案。
如有疑問，應在中醫師的指導下使用。
如何控制公共疫情的擴散
唐文宗李昂
“有一門盡歿者官給兇具隨事瘞藏”
傳染病又叫瘟疫，瘟疫最怕人的地方，是極易導致人口的成批、大量死亡。及時處理、掩埋遺體，也可以以控制公共疫情的擴散、復發。
通行的做法是，由官府出錢出人埋瘞屍體，這一行爲最具人性化。如唐代，在這方面便採取了不少措施和對策。
據《全唐文·文宗四》中“拯恤疾疫詔”條，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春，自劍南(今四川境內)至浙西發生大疫情，李昂第一時間下詔，在安排官員去疫區查看，免費送醫藥的同時，要求“有一門盡歿者，官給兇具，隨事瘞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與本戶稅錢三分中減一分。”
在宋代，疫病發生後，各個皇帝也都要積極救治、拯恤，《宋史·食貨志上六·振恤》(卷一百三十一)中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一年京城大疫，北宋仁宗趙禎立即下詔，掩無主屍，賜給棺材：“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南宋寧宗趙擴，在流行病發生時也曾向貧民及疫死的軍人家屬賜藥、發棺斂費。
元末明初，傳染病加上戰爭，“中原草莽遺骸遍野”。朱元璋(明太祖)剛當上皇帝，便指示中書省負責人，組織人力“悉收瘞之”。明成祖朱棣比其老子朱元璋做得更多，據《明太宗實錄》，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曾安排人在當時北京城東的鄭村壩一帶，收集了10萬具屍體，集體掩埋。雖然這些並非都是疫死，而多戰爭死亡，但對預防傳染病的再暴發，無疑是有直接作用的。
在中國歷史上，出於控制疫情的需要，甚至採取過激的非常手段，如活埋、活燒感染疫病患者。《新五代史·氏叔琮雜傳》記載，後唐開國將領氏叔琮，當年帶兵攻打晉人時，軍中發生傳染病，氏叔琮下令“病不能行者焚之”。不少患者懼怕被燒死，“皆言無恙”。但此舉已是非常極端的處理方式，已然違揹人道，我們可借鑑的就是保證公共衛生消毒，減少大型廟會等活動，防止交叉感染並做好受害民衆撫慰。
如何減少並預防瘟疫的流行
張仲景著《金匱要略》
“疫死”畜肉“有毒”“不可食之”
當然，防止瘟疫最主動的手段，還是防預。現存最早、成書於先秦戰國時期的中醫典籍《黃帝內經》便稱，“聖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亂、治未亂，此之謂也。”意思是說，高明醫生不是等到病已經發生再去治療，而是治療在疾病發生之前，此即強調預防爲主，這一觀點是相當科學的。古代醫家均強調預防的重要，晉人葛洪《肘後備急方·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第十五》稱，“一家合藥，則一里無病”;並認爲，“凡所以得霍亂者，多起飲食。”
那麼，如何搞好防疫?中國古人最重視環境保護和飲食衛生，從保護環境、搞好個人衛生和飲食衛生兩方面預防疫病。保護環境、搞好個人衛生，除了臨時應急手段外，不少都是以節日風俗形式，開展全國性活動，有的至今在流行。如臘月祭竈日家家會“除塵”，即家裏家外大掃除;疫病多發季節的五月端午節，家家飲灑雄黃酒、艾葉酒、掛菖蒲、焚蒼朮，雄黃、艾葉、菖蒲、蒼朮這些礦物、植物均有殺菌抑菌、預防疾病的功效。
對傳染病人穿過的衣服，古人也會進行“消毒”，明代名醫李時珍生前已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賈山亭《仙方合集·闢瘟諸方》說得更具體：“天行時疫傳染，凡患疫之家，將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至遲在先秦時，人們已意識到家禽、牲畜與傳染病的關係，雖然那時還沒有“禽流感”的概念，但人與畜已分開，不能混住在一起，而是單獨設“圈”。也不能食用病死、被污染豬肉、牛肉等問題畜禽肉。到東漢時，不食死、病畜肉、魚肉成爲民間常識。當時的醫學專家、中國古代“醫聖”張仲景，在其所著《金匱要略·禽獸魚蟲禁忌並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記，不少都是飲食禁忌：“肉中有如朱點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
在預防傳染病方面，中國古人最重視的還有對飲用水源的保護。水井即是中國古人保護飲用水源的而發明的，古人還會給井加欄、上蓋，以防止蟲、鼠、人掉入。明徐光啓《農政全書》中所謂“冪(蓋)防耗損，亦防不潔”，說得就是這個意思。而井也是古人治療和預防傳染病的載體之一，必要時直接將藥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飲用。
至於如今將大量病死豬畜扔進江河飲用水源內的事情，在古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黑格爾曾經說過：
人類從歷史中所得到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不記取歷史教訓。
最後，希望衆志成城，抗擊疫情。比起更多的如果，我們要做到的便是當下。少一些謠言，多一份堅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