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明朝官員，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在我們看的古裝電視劇中，凡是涉及科舉考試加官升爵的，總是有很多人競爭和爭取，或希望能爲朝廷做一份貢獻，或爲自己的仕途走的更遠，還或爲了以後無限美好的生活。
對於讀書人來說，在古代謀個一官半職是夢寐以求的事情。反過來，對於朝廷來說，也確實需要那麼多官職的存在。
比如明朝明太祖期間，監察御史燕忠就總結了當時的設官情況。“在京官千一百八十八員。”“自尚書下至雜職計萬四千二百九十一員。”
足以說明明朝官員有多少。
不過你知道嗎，即便是這麼多人，還有遠遠不斷補充的新晉人才，明朝不論是前中後期，都存在“官缺”的狀態。今天我們就把明朝分爲三個時期來講，分別說說每個時期爲啥人那麼不夠用。
明前期官缺
明前期官缺狀況 明建立伊始，國家處於建章立制的探索時期，歷經戰亂的士人多隱居不出，國家面臨着嚴重的人才短缺問題，中央和地方各級機構缺員普遍嚴重。
首先，明前期官缺數量多。中央官以都御史爲例，長達三年多時間裏，都察院僅有左都御史詹徽掌事一人。地方官員隊伍龐大，各類補缺奏請中更是常常出現“多缺”、“缺多”的言辭。
行在吏部言：“各處布政司、按察司官多缺。”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弋謙上言稱：“北京直隸及山西、陝西其府、州、縣官多缺。”
至於官缺具體的數額，亦有相關史料記載。
宣德四年(1429年)正月，浙江布政司奏：“所屬缺府、縣及雜職官百一一員。”
其次，明前期官缺頻率高。中央六部分理政務，職責重大，卻在明前期面臨着頻繁更迭的官缺問題。
洪武十三年(1380年)廢丞相、權分六部後，各部都存在人員交替過程中的官缺問題。
吏部尚書一職出現過五次官缺現象，其他各部尚書亦出現過少則二三次多則五六次的官缺。監察御史分察各道，人員衆多，更易出現官缺問題。
最後，明前期官缺時間長。以中央七卿爲例，洪武近十八年時間裏，七卿中各類官缺都曾長時間存在，吏部尚書最長缺時竟達到了五年之久。
剛剛提到洪武時期，吏部尚書出現過五次官缺，而這五次官缺總時長有十年之久。永樂至宣德年間，長時間的官缺問題有所緩解，但不容忽視的是，刑部尚書、都御史兩類官員缺額仍然長期存在。
七卿作爲中央重要官員，尚且存在如此嚴重的官缺現象，更不用說其他官員。
整體來看，太祖時期，天下普遍缺官嚴重，但隨着王朝的基本穩固，各項制度逐漸建立，建文至宣德年間，官缺問題有着明顯的緩解的趨勢。官員的整體數量得到很大的增長。
明前期官缺原因明前期的官缺主要是由客觀原因造成的，如王朝初立的時代背景、尚未健全的各項制度，但亦不能忽視統治者和官員的個人因素。
首先，特殊的時代背景。明建立伊始，戰火初熄，天下初定，百姓流離，百廢待興。千瘡百孔的政治體制與鬆鬆垮垮的官僚隊伍是特殊政局下不可避免的產物。
其次，官僚機構設置不健全，官員數量少。明太祖以草莽之身一統天下，初登大寶，亟需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官僚機構，擴充官員隊伍，以維持王朝的運行。
官僚機構的修建和官員隊伍的重建是重振朝綱的兩項重要政治任務，但也都不能夠一蹴而就，需要借鑑前朝經驗，結合本朝實際問題不斷探索、調整、完善，這就使得官員隊伍與官僚體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契合度不夠，官缺以各種形式存在。
再次，選官制度不完善，官員質量參差不齊。明初爲了選取賢才擴充官員隊伍，太祖廣闢取士途徑，徵辟和薦舉佔據主要地位。這樣的取士方式雖能網羅一批有才能之士，但也會引發所舉非人、濫舉的情況。
最後，在統治者的高壓統治下，官員獲罪、降職的情況多有發生。爲鞏固政權，太祖注重對官員貪腐的懲罰，並於洪武十八年(1385年)十一月頒佈《大誥》，將貪腐方面的案例進行整理，發行全國，以此告誡百官。
以六部尚書爲例，洪武時期，六部尚書出現過二十餘次官缺情況，查其具體原因，尚書因罪被誅者五員、連坐者兩員、杖死者一員、自殺者一員、不明原因死亡者一員;
降職免職者五員，致仕者兩員，總數高達十七員，僅有兩次官缺是由於尚書正常的職位調動。
明中期官缺
明中期官缺狀況明太祖、成祖經過半個世紀安邦建制的努力，爲大明王朝構架了宏偉厚重的政治藍圖;仁宣之治使王朝進一步走向平穩，官僚隊伍建設有了良好的開端。
在此基礎上，明中期的官僚隊伍相對完整，文官羣體處於正常的流動範圍之中。
這會產生官缺的情況雖時有發生，但就各類官員羣體來說，情況各異。中央各部院、地方官主要官員的缺員相對較少，而科道官缺問題則相對嚴重。
六部堂上官出現官缺的次數較少，官缺時間較短，大多是一兩個月，屬於正常的職位交接範圍，官缺超過半年的情況較爲少見。
總體來看，明中期各級各類官缺情況較於前期有了一定的改善，這主要與王朝穩定、各項制度逐漸完備，選補官員有法可循有關。
從史料呈現的狀態來看，英宗時期整體官缺情況最爲嚴重，憲宗、武宗時期次之，景泰帝、孝宗時期相對可觀。
各類官職中，科道官的缺員最爲嚴重，其他文官官缺能夠較好地控制較少的範圍、較短的時間內，對國家機制的正常運行影響不大。
明中期官缺成因明中期官缺的產生多由主觀因素導致，從官缺產生的直接原因看，除了正常的官員職務調動、死亡等常規因素，還存在官員獲罪下獄、致仕等主觀因素。
明中期導致官員下獄、致仕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與宦官干政、科道官的特殊職能等因素有關。
宦官干政是明中期官缺產生的主要原因。英宗時期是明代宦官干政的開端。
英宗寵信宦官王振，文武大臣見到王振，竟達到以禮相待甚至跪拜的地步。稍有對其不敬，便會被問罪。
正統八年(1443年)七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因不屈從於王振而被問罪，“坐伐文廟，樹枷於監門”。
國子監祭酒乃是國家最高教育機構的首長，卻能被王振隨意加罪，可見其權勢已經大到可以隨意加害高官的地步。
再如正統六年(1441年)，戶部尚書劉忠敷十月、十一月先後兩次下獄，造成戶部官缺。而查其下獄原因，也同樣與王振有直接的關係。
據史料記載，時瓦剌使臣朝貢，隨行馬駝於大同放牧，英宗向戶部詢問存留的馬駝與應支草料數，尚書劉中敷等沒能立即應對上。如此小事，王振便“言於上，執中敷等下獄”。
同時下獄的還有戶部右侍郎吳璽、陳瑺，直接造成一個部門三名三品以上大僚的缺員。
王振肆奸擅政、殺害忠良，使得中外屏息不敢發聲，部分官員自發乞求致仕，而有些官缺也正是由此導致。
科道官職能的特殊性亦是造成官缺的一大因素。科道官具有風聞言事、糾察百官的職能。其對官員的彈劾一定程度上會造成官員的罷黜獲罪，導致官缺的產生。
如正統十一年(1446年)三月，戶部尚書王佐、右侍郎儲懋、刑部尚書金濂、右侍郎丁鉉、馬昂、都察院右都御史陳鎰、右副都御史丁璇、程富同時下錦衣衛獄。
究其原因，是在審理安鄉伯張安與其弟爭分食祿的問題時，法司與戶部產生了一些誤會和推諉。於是“六科十三道劾其慢命之罪，上怒，故有是命”。
這一事件直接導致三個衙門羣龍無首。
科道官是皇帝制衡大臣的重要羣體，雖然其被賦予了彈劾、糾察的權力，但始終不能擺脫皇權的控制。明中期科道官員多缺，一定程度上是皇帝爲加強皇權而對科道的有意限制。
明後期官缺
明後期官缺狀況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更定六科給事中額數編制，結合《明太祖實錄》記載，六科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及給事中的額定數量爲五十八員。但至明後期，六科官員數量已經遠達不到額定人數。
嘉靖九年(1530年)，兵科都給事中夏言上疏直陳科道官之缺：“今六科在任止二十一員，不及額數之半，吏科缺左給事中一員，給事中四員;戶科缺給事中七員，禮科五員，兵科九員，刑科七員，工科四員，共缺三十七員。六科除都左右給事中之外，惟給事中四員而已。”
從上述材料來看幾乎是各科皆缺，在六科額定五十八人的情況下，竟然出缺三十七員，在職人數還達不到編制數的一半。
至萬曆時期，官缺更是嚴重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萬曆後期，科道官或是“一人兼三差”，或是“一人孰九篆”，由此觀之，實際存在的科道官數量已經不及額定的十二三分之一。
而針對這種嚴重的官缺情況，統治者多不加理會，任其愈演愈烈。
如嘉靖十六年(1537年)，六科給事中缺，世宗命“員缺不許選補”;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面對大臣奏請補缺科道的提議，神宗答覆：“何須喋喋，宜各安心供職，不必陳擾。”對官缺置之不理。
明世宗劇照
再加上明朝後期如果主官員缺，或由上級兼管，或由佐貳官代理。
這些臨時兼職的官員要麼遠在千里，要麼能力不濟，很難使機構達到正常運行時的狀態。由此觀之，明後期文官隊伍已是千瘡百孔。
明後期官缺成因明後期官缺普遍存在，甚至存在長時期的官缺不補現象，這主要是由人爲因素導致。
皇帝低迷的執政狀態、清除異己的政治行爲以及官員羣體間的爭權奪利，種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導致明後期官缺現象愈演愈烈。
首先，皇帝消極的執政狀態是造成官缺的主要原因。
嘉靖、萬曆在位均逾四十年，屬於中國古代在位時長排行前列的皇帝。除了一些開國之君外，其他朝代處於王朝中後期的皇帝，諸如唐玄宗、南北朝梁武帝、清高宗等都在位四十餘年。
這些皇帝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前期勵精圖治，創造興盛局面，後期疲於朝政，憂患叢生。
唐玄宗在位前期，打造開元盛世，唐代經濟、文化得到蓬勃發展，但長達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的爆發卻打破了其後期的安樂狀態;
南朝梁武帝在位初期，致力於整頓朝綱，重視廉政建設，不斷糾正、清除宋、齊積弊，統治狀況大有改善，而後期消極怠政、沉迷佛法，終致“侯景之亂”;
清高宗即位後，緩和內廷矛盾、平定邊疆叛亂、揚威西南，創康乾盛世的高峯，但中年以後逐漸好大喜功、貪圖享樂、大興土木，貪污腐化盛行、吏治開始敗壞，地方起義頻發。
從歷史的長河中看，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多出現在這些皇帝在位之時。可見在位時間久是一把雙刃劍，明世宗、神宗也難以逃脫盛極必衰的命運。
就皇帝個人而言，長時間的在位，各個年齡階段的精力、心理都難免產生變化，各種矛盾爆發的機率也比較大。
世宗即位之初，英明苛察，嚴以馭官。但由於其繼位並非嗣位，心理上難免出現波動，與官員關係逐漸緊張，後期因“壬寅宮變”險些送命，於是開始迷信方士、不理朝政;
神宗沖齡即位，前期由張居正、高拱等重臣輔佐朝綱，難免給神宗造成心理負擔，中後期開始沉湎酒色，不問朝綱。
可以說皇帝個人執政狀態的變化，是造成明後期官缺愈演愈烈重要原因。
其次，皇帝爲鞏固皇權，往往排除異己，引發大規模的官缺現象。
嘉靖時期，“大禮議”之爭延續數年，以楊廷和爲首的資深閣臣、翰林官員與張璁、桂萼等人爲主的世宗追隨者鬥爭激烈，大批官員在此過程中罷免、調動。
經過幾次清洗，世宗大規模地更新了官僚隊伍，但一次次的明爭暗鬥，確實導致了官缺大量的出現。
再次，政治鬥爭致使官缺反覆。明後期充斥着各類羣體間的政治鬥爭，權力的爭奪會出現不同羣體的勢力消長，致使官僚隊伍失去平衡，官缺現象反覆出現。
最後，官員辭職是官缺加劇的一大原因。
明後期官員辭職之風盛行，常出現官員多次請求辭職、大批官員同時乞求離去的情況。
如嘉靖時期，通政使司經歷李繼光奏言：“追崇尊號乃人子至情之，不容已，羣臣一時冒拂，陛下悉從重處死者十餘人，大臣紛紛去位，小臣苟黜自容。”再如萬曆三十年(1602年)，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陳薦再次上疏陳情乞求歸鄉，“詔以各部堂官缺人，豈得紛紛求去，令在任供職”。
大臣紛紛請辭乃是政爭中的常見現象，但若是朝堂之上君臣和諧，無權臣壓迫、無權力鬥爭，斷然不會出現紛紛離去的情況。
結語
明代官缺問題始終存在，但嚴重程度並非始終如一。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在朝廷上有享之不盡的榮華富貴，也有陰險陷阱的萬丈深淵。
經過本文的闡述，可以看出明代官缺問題呈現出由嚴重到緩和再到嚴重的一個波浪型態勢。
但在缺官還是不缺官之間，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當朝者的態度才起到決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