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無論是國內貿易還是對外貿易，宋代都取得了較大成績。但是巨大的經濟壓力使處於農耕文明的宋帝國對農業不得不加倍重視，爲維持內部社會穩定，同時也爲獲得更多更持續化的稅收，宋朝政府在農業開發、糧食生產中也有可圈可點之處。
首先，鼓勵增加耕地面積、擴大糧食生產是宋朝政府300多年積極推行的農業方略。 人口是決定治國方略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國漢代人口最多時爲5000多萬，唐代在開元盛世時有6000萬左右人口，宋代到了宋仁宗年間人口數與唐代最高值相等，到宋徽宗時期，帝國人口超過了1億，幾乎是漢、唐帝國的兩倍(《中國經濟通史》)。人口增加了帝國“飯碗”的負擔，使整個宋代不得不爲增加糧食生產絞盡腦汁。
有地纔有糧。要增加糧食產出，必須得有適合種糧的田地，宋帝國爲此積極運作。史料顯示，宋代開國皇帝宋太祖開寶末年到宋真宗天禧末年，歷時60年時間，宋帝國的耕田從295萬頃上升到524萬餘頃，相當於從唐太宗到唐玄宗天寶年間花了110多年時間所達到的墾田面積，可見，宋代農業開墾力度和業績超過了唐朝。
宋朝提倡農業開墾有系統的政策配套。五代時官府對農民苛刻盤剝，造成農村“百姓失業，田多荒蕪”的情形，宋朝建國後，比較注意減輕“涉農”稅賦，鼓勵農民開荒拓地。
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閏八月，下詔書：“告諭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墾荒田者，並只納舊租，永不通檢。”(《宋會要輯稿》)——用經濟槓桿來鼓勵百姓多開荒墾地。此後還承諾新開的耕地一定時間內不收租稅，直到開墾荒田的農戶覺得自己可以繳納租稅了，政府纔開始徵稅，“直俟人戶開耕事力勝任起稅”而且即便收稅，也是20%的稅率，這在封建時期算是很低了，更重要的是，政府承諾這一政策長期有效。
宋帝國還規定，各地官員膽敢巧立名目多收稅的話要治罪，對於徵收農民過多田租的官吏罪至死刑。——如果這項政策很好地執行的話，可以說，政府給老百姓開墾田地吃了“定心丸”，激發了農民“創業”積極性。
帝國中期，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對於“涉農問題”非常關注，其中之一是頒行農田水利法，既允許無地農民開荒墾地，又改善了灌溉條件，田地得到了大幅度開墾。截至變法後期，全國新開墾田地3.3億畝(《中國經濟通史》)。
據統計，宋帝國的兩浙路、江南東西路、福建路和成都府路，是全國田地墾闢最多的地區(《中國經濟通史》)。——可以看出，這些地區在千年之後，依然屬於我國經濟最爲活躍的地區——其中，兩浙路更是宋代開墾田地最多、質量最高的地區，“膏腴沃衍，無不耕之地”，南宋末年達到“浙間無寸土不耕”，可見即便是到了宋朝末期，百姓賴以口食的糧食生產也絲毫沒鬆懈。
其次，宋帝國還把開墾田畝與官員的業績考覈掛鉤。 爲鼓勵農業生產，宋帝國除了借耕牛、稻種給農民，免除農具稅、耕牛稅等，還注重發動官員對糧食生產的有效領導。
宋仁宗天聖年間，極其重視開荒墾地，對地方官員提出了明確要求，“每下赦令，輒以招集流亡、募人耕墾爲言”，而且，制定出操作標準，地方幹部能“墾闢荒田，增稅二十萬以上，議賞”，也鼓勵國家機關發動有資源的幹部策劃組織開荒，“監司能督責部吏經畫，賞亦如之”(《宋史》卷173)。如紹興六年(1136年)九月，川陝宣撫吳玠組織重新整理了廢棄的田地854頃，獲得朝廷全國通報表揚。有宋一代，鼓勵開荒創業的官方政策長期執行，效果明顯。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宋代的淮南、淮北地區，是南宋邊境，常有戰事，百姓紛紛逃離，但是“兩淮土沃而多曠”，人少田多，於是浙江農民常常在秋收季節，“以小舟載其家之淮上”去幫兩淮地區的田主收割稻子，收成各得一半。紹熙末年，兩淮的田畝受到水澇影響，很多無法栽種水稻，淮東管理糧食的官員陳損之組織百姓修築了一百多里長的堤壩來抵擋水澇，蓄積水源，變水澇地爲耕地，“得良田數百萬頃”。皇帝給蓄水堤壩賜名“紹熙堰”，晉升陳損之爲淮東轉運判官，相當於副省級官員。順帶說一句，南宋政權爲了籠絡邊境地區的民心，鞏固兩淮一帶的邊防，對於兩淮地區從事耕種的農民常常免除租稅。
再者，宋帝國還積極興修水利，開展試驗推動糧食增產。
王安石的農田水利法對改善宋帝國的農業水利環境居功甚偉，此不贅述。說個《宋史•食貨》中的故事，北宋何承矩在做雄州知州時，該地洪澇成災，他建議趁勢多挖水池建塘壩將積水聚集起來，“大作稻田以足食”。在北方栽種水稻，很多人笑話他異想天開。臨津縣令福建人黃懋卻很贊同他的想法，特地上書給皇帝，以福建老家栽種水稻的經驗，陳述雄州地區栽種水稻的可能性，“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黃懋的意思，在河北地區栽種水稻，能讓官府和百姓都獲得更多的農業收入——他竟然說服了皇帝，同意由官方在河北雄州、莫州、霸州地區修築了六百里的塘堰用來蓄水，便於栽種水稻。當年選種的是南方九月成熟的晚稻種，河北地區冷得早，農曆九月晚稻無法正常灌漿成熟，第一年的水稻試驗失敗，“初年種稻，值霜不成”。反對的官員羣起而攻之，眼看着河北栽種水稻試驗就要被朝廷取消。
黃懋思之再三，終於想出瞭解決辦法：河北水稻不能成熟的主要原因是因爲氣候冷得早，這回不種晚稻了，改種江南一帶7月成熟的早稻種。——幸運的是，朝廷給了這些試驗者們第二次寶貴的機會!——“是歲八月，(河北)稻熟。”何承矩激動地將收穫的顆粒飽滿的稻穗裝了好幾大車呈送給京城的皇帝和大臣們觀賞，反對者們再無話可說。於是，河北地區開始栽種水稻，所修築的塘壩，不僅滿足了灌溉需要，還衍生了很多水產品，政府多了賦稅，也造福了一方百姓。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爲解決江、淮、兩浙地區，旱季水稻歉收的問題，帝國“一把手”宋真宗親自過問，專門派遣官吏去福建調撥印支半島的高產、早熟、耐旱的占城稻三萬斛分給江淮、江南地區的農民栽種，並且還由官方組織作了技術推廣，“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宋史》)。更有趣的是，宋真宗於“百忙之中”還抽空在皇宮內種了“水稻試驗田”，將收穫的稻穗給官員們作了展示。
宋代歷史上，由地方官員組織或引導農民改進農作物品種、提高糧食產量的例子不在少數，這對當時糧食生產的提高功不可沒。
前文說過，趙宋帝國負擔相當重，卻綿延近320年，是我國曆史上最“長壽”的政權之一。筆者認爲，在農業經濟時代，政府主動出臺鼓勵農業政策，增加耕田面積，組織改善糧食作物品種，提高糧食產量，爲宋帝國很長一段時間的內部穩定和國力維持，起到了積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