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這種制度的基本特徵是什麼?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先生在《治理中國》一書中作了一個精闢的總結：“國家制度建立在意識形態的信念上，在頂端要有強勢的個人領導，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全國性政府官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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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概括了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的三個基本特徵。第一，國家確立一種意識形態作爲統治的思想基礎。確立它的絕對主流地位，強迫全民接受，並排斥其他任何一種思想。第二，一個最具權威的人(皇帝或其他名稱)主宰一個國家。無論他的權威來自何處，一旦獲得就不容置疑。他是絕對權威，由他對國家實行人治。他的見識和能力決定了這個國家的一切。第三，由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實施統治。這個官僚體系聽命於最高統治者，控制和統治整個社會。
這些封建專制的基本特徵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說，這種制度的根在哪裏?讀過孫皓暉先生的歷史小說《大秦帝國》，你就會明白，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的根在秦朝，始作俑者是秦國的歷代君王及手下商鞅、李斯這班大臣，其完成者是秦始皇。或者說，秦朝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也確立了這種專制制度的基本特徵。在以後兩千多年的歷史演變中，這種制度也不是沒有變化，但秦朝時形成的基本特徵沒有變。認識中國，應該回到秦朝，回到秦始皇。對一個普通讀者來說，不可能爲了尋找中國製度的根而去研究秦史，但讀讀《大秦帝國》還是不難的。儘管作者對商鞅、秦始皇等人和秦王朝的“拔高”，我不能完全接受，但作者還是給了我們一個接近真實的秦王朝，爲我們分析中國製度的根提供了一種有相當深度的認識。
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麼呢?自從西漢確立了儒家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以來，儒家的確一直處於無可爭議的主流意識形態。但我認爲，中國封建專制制度下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直是秦王朝時期的起指導作用的法家思想。中國製度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儒表法裏”，即講的是儒家，真正起作用的是法家。儒家思想是用來騙老百姓的，宣傳用的，法家纔是起指導作用的。法家的主導地位是在秦朝創立和建立的過程中形成的。秦王朝是專制體制的初創時期，還不大懂得用美麗的詞藻掩蓋專制的本質。西漢時就成熟多了，懂得了“說一套，做一套”的妙處。所以，講儒家，講仁政，講王道;而行法家，行專政，行霸道。我們要認識中國的制度，就必須瞭解法家思想。這種思想的根在秦朝。
法家講的“法”與現在法治社會的“法”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現代法治社會的“法”，是社會的遊戲規則，強調依法來規範一切人的行爲，來治理國家和社會。政府可以依法來治民，公民也可以依法來監督和制約政府。這種“法”的理念是“以人爲本”，要依靠民主程序來實現。法家的“法”是統治者用來統治和鎮壓人民的工具。政府可以依法治民，但公民不能以法約束政府。這種“法”的理念是“以國爲本”，或“以君爲本”，要依靠“權、勢、術”來實現。
“以國爲本”，現在也稱爲“國家主義”，或更爲直白一點，稱爲“國家至上主義”，即國家的利益至高無上。現在我們經常講“強國富民”，從本質上來說，“強國”和“富民”是一致的，而且應該先“富民”而後“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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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法家“以國爲本”的理念中，政府的目標是“強國”，而不是 “富民”。如果“富民”亦有利於“強國”，也不反對有限地“富民”。商鞅變法的目的是“強國”，但在民太窮的情況下，“強國”也難。所以，商鞅變法中的一些內容，也把土地公有制改爲土地私有制，獎勵有戰功的百姓，是既“富民”又“強國”的。但當“強國”和“富民”不一致時，就要舍“富民”而追求“強國”。秦國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連年征戰，爲戰爭而徵收重稅，其實都是要實現“強國”的，與“富民”沒什麼關係，甚至是“弱民”的。其實法家是主張“弱民”的，因爲只有“民弱”，既貧窮又無知，專制統治才能穩定。人民窮，就只能靠政府“恩賜”;人民無知，政府就可以“指鹿爲馬”。歷史上備受稱讚的“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國強”而“民窮”的時代。一路征戰成功、最後統一中國的秦王朝不也是這樣嗎?
“以國爲本”的法家思想體現在經濟上，就是以“強國”爲目的，全面控制經濟。在秦王朝時，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主要還在於稅收和各種苛捐雜稅上，對經濟活動的直接控制還不明顯。從《大秦帝國》中看，戰國時代的七國中，魏國是最富的，政府有點“自由放任”，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能力並不強，所以，最後被秦國消滅了。秦國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強，所以，最後兼併了其他六國而一統天下。對於秦統一中國，稱讚者居多。戰國時期，羣雄並立，誰都有統一天下的雄心。統一是歷史的必然趨勢，最後被秦國統一了，也有其必然性。歷史不能“假設”，我們也不能設想中國不統一的結果。但統一也未見其是一件絕對的好事。統一使中國成爲一個大帝國，直至明代之前仍屬於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但這種統一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成爲中國長期停滯落後的根源。
秦王朝統治的時間太短，還沒有解決國家如何控制經濟的問題。這個問題是西漢時的法家桑弘羊解決的。在漢昭帝時舉行的鹽鐵會議上，文學、賢良仍反對鹽鐵專賣，要求廢除酒榷、均輸、平準等國家干預統治的措施。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要求實行“國退民進”的自由放任。桑弘羊則認爲，這些政策都是加強中央集權的必要措施，不僅不能廢除，還要加強。漢武帝以後，桑弘羊的統治思想成爲歷代統治者的指導思想。
“國家至上”在經濟政策上體現爲兩點。一是國家直接經營既關係國計民生、又可獲暴利的行業。這就是鹽鐵專賣。早在春秋時期齊國的宰相管仲就是靠鹽鐵專賣(再加上政府經營妓女行業)使齊國成爲春秋五霸之一。以後這種政策時斷時續。鹽鐵會議以後，這種政策一直延續下來。二是政府對私人經濟進行管制與壓榨。在封建社會中，還沒有條件實行計劃經濟，主要經濟活動農與商仍由私人主導，但政府通過稅收與其他手段進行壓榨，以使私人財富轉化爲強國的資金。同時又用政治暴力限制私人經濟，以免威脅到封建專制。“富可敵國”對國家的統治本身就是一種威脅。
法家的國家主義代表了統治者的意志，因此成爲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意識形態。儘管秦以後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韓非的地位遠遠沒有儒家的孔子、孟子那麼高，但他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就是“法裏”的含義。《大秦帝國》中描述了秦國在法家思想的指導下統一中國的歷史，對法家及其實踐者秦孝公、秦始皇、商鞅等都給以高度評價。但我認爲，從歷史的角度看，法家對中國歷史的副作用遠遠大於積極作用。中國大一統的封建專制正是中國社會長期停滯和所有弊病的根源。這種在秦統一中國時期起過積極作用的思想和制度，越往後越反動。讀《大秦帝國》不能成爲法家和專制制度的“粉絲”。
既然歷代奉行的都是秦朝的制度，骨子裏推崇的是法家，爲什麼還要“儒表”呢?這是因爲法家講“霸道”，講“權、勢、術”，太赤裸裸了，說出來不好聽，也不利於統治的穩定。儒家講“王道”，講“仁、義、禮、智、信”，講“中庸”，好聽得多，也有利於維護統治。所以，西漢以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奠定了儒家宣傳上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用儒家之表來掩蓋法家之裏，是有利於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而且，作爲主流意識形態的“儒”也不是孔子、孟子原來意義的“儒”，是官方根據自己的需要解釋的“儒”。官方對“儒”的解釋是絕對權威，誰要反對就扣上“反儒”的帽子，堅決消滅。“儒”又成了打擊不同政見者的棍子。其實歷來主流意識形態的作用就是證明自己統治的合法性，欺騙人民和打擊不同政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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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主張國家至上，而代表國家的是君、皇帝或其他稱號的最高統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都是君的，所以，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如何統治就如何統治。法家正是要教導君如何利用“權、勢、術”來統治人民的。因此，封建專制的實質就是“君臨天下”的一人統治。我們並不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大秦帝國》證明了，秦國正因爲有秦孝公、秦始皇這樣的明君和商鞅這類賢相才統一了中國，而當時甚至比秦國還富有、強大的魏國等六國，就是因爲昏君庸相而敗國的。中國歷史上的光明時期也在於有漢武帝、唐太宗、康熙大帝之類的明君，而歷史上的黑暗時期也無不與昏君相關。也正因爲如此，纔有“英雄創造歷史”的說法。一個人決定天下大事是各個時期歷史的共性，但也埋下了禍根。
首先，在封建社會的繼承製下，君是好是壞就取決於遺傳因素了，但遺傳不能複製明君。因此歷史的發展往往取決於是明君，還是昏君。從《大秦帝國》中看，從秦孝公到秦始皇之間既有明君也有昏君，但總體上是明君多於昏君，而且明君推動歷史進步的作用大於昏君阻礙歷史進步的作用，所以秦國成功了。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秦國每一代都是明君當權，統一中國的步伐是否可以更快一些?當然，如果是秦孝公之後沒有明君，中國歷史就不知該如何寫了。明君與昏君的交替出現就決定了中國歷史的亂治交替。當一個國家的命運繫於一人之身時，這不能不說是悲劇。
其次，一個人再偉大也不會沒有缺點，而且再偉大也不會不犯錯誤。當同樣一個君偉大正確時，他會推動歷史進步，但當這個君犯錯誤時，也會阻礙歷史進步，給人民帶來災難。在《大秦帝國》中當秦始皇偉大正確時，他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但當他重用趙高和李斯，又排斥可成爲明君的扶蘇時，就造成秦二世而亡，並給人民帶來幾十年的戰亂，百姓塗炭。評價秦始皇不能只肯定其偉大的一面，而忽視了他晚年在接班人問題上犯的不可饒恕的錯誤。其實歷史上每一個偉大的人物都是如此。
明君犯錯誤比昏君的結果還可怕。明君靠自己過去的業績造成別人對他的絕對迷信和絕對僵化，這時他就成爲神一樣的絕對權威。他個人對自己的迷信也膨脹，當他作出錯誤決策時別人只能盲從，即使有個別清醒者也會淹沒於全民皆瘋的狀態之中。秦始皇后期的決策即使一些頭腦清醒的人也沒法抵抗，正在於此。在明君的領導下，大家可以一心一意幹好事，也可以一心一意幹壞事。這是最可怕的。秦二世而亡，不僅是秦始皇個人的悲劇，而且也是秦朝所有臣子的悲劇，他們以支持暴政始，以被暴政消滅止。
最後，“君臨天下”決定一切，就使人們企望“明君賢相”。這大概是中國幾千年來人們普遍的心態。這就造成人民普遍不關心政治，遠離政治，逐漸失去了自己的大腦，成爲明君賢相的應聲蟲。所謂“肉食者謀之”，正是幾千年來人民不能關心政治，也不關心政治的寫照。我們歷朝歷代的知識分子，除了爭着把自己的知識賣給君王之外，有獨立思想的有幾個?專制之下必定盛產愚民。其實這也是專制的需要。愚民永遠是獨裁者的社會基礎。專制者就是要用各種方式炮製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愚民。如果誰不愚，就要消滅。現在不少人爲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辯護，《大秦帝國》的作者也是這種態度。無論焚書坑儒的事實真相如何，專制者本質上是與知識分子對抗的。我這裏所說的知識分子不是爲專制者出謀劃策、擡轎吹喇叭，也有點知識的人(如法家)或者對專制沒有大傷害、還有點實用價值的人(如醫家、農家)，而是有獨立意識的人。任何一個專制政權都要消滅這些人，因爲他們不僅死不服從皇帝，而且還可以煽動別人。爲秦始皇焚書坑儒辯護，說穿了就是對專制情有獨鍾。我不能接受的一點，正是《大秦帝國》美化了中國第一個封建專制政權，也美化了專制者。
現代民主政治下仍需要一個明君，但這個明君不再是絕對權威。他做出正確的決策可以推動歷史前進，造福社會;他做出錯誤的決策可以由一套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制止。民主的核心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不存在絕對權威，任何權力都有另一種權力制衡，即一套權力的制衡機制。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決不是一場辛亥革命就可以消滅的。推翻帝制容易，消滅封建專制不易，消滅人們心中對專制的崇拜更難。民國時北大英文教授辜鴻銘以留有前清的小辮子著稱，他對學生說：“你們不要笑我這小小尾巴，我看這並不重要，剪下它極其容易;至於你們精神上那根辮子，依我看，想去掉可不容易。”要從制度和心靈上剪去封建的小辮子其難度有多大，我想每個人大概都有所體會。魯迅先生的《風波》所要說明的也有這層意思。
國由君治，但在民與君之間尚有巨大的鴻溝，而且治一個國有千頭萬緒的事情，這也非君可以包辦一切的。就像秦始皇這樣能力超羣、精力過人的君也不能親自處理天下的一切事。因此，這種封建專制體系在君和民之間必然有一個金字塔式結構的龐大官僚體系。官僚體系是封建專制統治的基礎。秦國能統一中國與這種高效的官僚體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大秦帝國》中展現了各國的官僚體系，也突出了秦國官僚體系的超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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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封建專制下的官僚體系是一個金字塔的體系，從上至下實行垂直式領導。這是實現專制所必需的。金字塔中每一個層次的官員都是最上層皇帝實現自己的意志和決策的工具，它所強調的是絕對服從。秦國是一個軍事化的國家，一切爲戰爭服務。建立這種體系有其歷史必然性。以後的統治者認識到，要實現自己的絕對統治，徹底貫徹自己的意志，也是這種體制效率最好。專制制度需要這種垂直式體系，而現代民主社會強調權力制衡，所以儘管也需要這樣一個官僚體制，但採用垂直式與扁平式並存，既有統一，又有分權。
要了解這種官僚體系的運行與效率，首先應該明白，正如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指出的，這些官員和每一個人一樣都是經濟人，他們行爲的目標也是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儘管他們也會高唱“當官不爲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或者“齊家，治國，平天下”，實際上是“千里來做官，爲的吃和穿”。他們的個人利益在於職務不斷提升。職務和權力決定了他們的一切享受，所以提拔是最終的目的。我們說官員是經濟人決沒有任何貶義，爲個人利益行事也是中性描述。關鍵是在不同政治機制的引導下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在當代民主制度下，官員或是民選或是文職。當官員是民選的時候，你只有爲社會做好事才能當選，官員的個人利益(當選)和社會利益是一致的。當你是文職時，是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只有做好這種管理工作，纔有晉升的希望。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也不矛盾。但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官員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這種制度下能夠晉升取決於上司是否欣賞。如果最上層的君所做的事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這個官僚體系就能起積極的作用，《大秦帝國》中秦國在統一中國的進程中，秦王朝的官僚體系就起了這個作用。但當最上面的君在阻礙歷史前進時，這個官僚體系就會起消極作用。秦在統一中國之後，這個體系在焚書坑儒中的作用不也是在加劇秦二世而亡嗎?
從中國封建社會來看，這個官僚體系還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官僚體系可以成爲皇帝和人民之間溝通的渠道，但也會成爲“腸梗阻”。這世界上本來就是信息不對稱的，官僚體系可以改善這種不對稱，也可以加劇這種不對稱。如果是明君，又像唐太宗那樣善於納諫，官僚體系就可以糾正皇帝的信息不對稱，給他更多正確的信息，有利於皇帝做出正確的決策。但這種體制下，皇帝有自己的偏好，這就會使官員向皇帝傳遞、甚至捏造假信息，誤導皇帝的決策。封建社會中常有“祥瑞”之說，《大秦帝國》中也描述這種“祥瑞”。“祥瑞”是用各種自然界或有或無的現象來預兆人間的吉祥。這本身就是下面官員捏造的假信息。
二是官僚體系執行皇帝的旨意，必然有大小不同的權力，他們就可以借假皇帝之名爲他自己的利益而爲非作歹。秦始皇去世後，趙高、李斯假造聖旨正是他們爲奪權而實施的陰謀。歷史上官僚體系的權力過大，操控皇帝的事也時有發生，尤其是外戚集團和宦官集團。趙高其實就是宦官，他的奪權就是宦官集團陰謀的結果。李斯只是趙高利用的工具。李斯爲自己的榮華富貴參與了趙高的陰謀，最後“工具”的使用價值沒有了，他的末日也到來了。官僚體系權力膨脹，以至尾大不掉，最後損害了皇帝的利益。當皇帝是明君時，如秦始皇，這個問題不明顯，當皇帝是昏君時，如秦二世，這個問題就十分明顯。在中國歷史上，官僚體系爲自己的利益而爲非作歹，最慣用的手法就是“收租”，即沒有收租的機會，然後“尋租”。這就是產生貪官污吏的根源。
三是在每一個皇帝的建立時期，官員尚未獲取最大利益，因此他仍是努力的，而整個官僚體系也有效率。秦始皇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秦國的官僚體系就是如此。但在皇帝掌權之後，官員就熱衷於用權力尋求個人利益。他們已經成爲既得利益者，而維持現有制度是他們的利益所在，因此，就會成爲繼續前進或改革的阻力。這時就成爲歷史進步的阻力。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次改革就失敗在這個官僚體系上。官僚體系已從現有的制度中獲得最大利益，因此，就成爲維護這個體系最強的力量，也成爲任何改革的阻力，這也是中國社會停滯、由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皇權的專制制度能持續兩千多年的原因之一。
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清朝滅亡之後，理論上說，封建專制結束了，實際上陰魂不散，仍然以各種形式出現。歷次革命，名義上是要建立民主之中國，實際上仍然重複了封建之中國。蔣介石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就是重複了封建專制的三個特徵：“一個主義”是意識形態領先，“一個政黨”是由這個黨所構成的官僚體制，“一個領袖”當然就是皇帝。蔣介石稱自己是民主中國，其實仍是專制中國。蔣式政權是封建專制在中國的延續。如何消滅這種封建專制，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我推薦讀《大秦帝國》，不是要重溫秦始皇的輝煌，而是要大家從那一段歷史中冷靜地認識中國社會，剪掉精神上那條“小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