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戚繼光抗倭，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公元1529年，嘉靖八年，明朝正式停止了與日本的正常貿易往來。這成爲了明朝中後期“倭患”愈演愈烈的一個轉折點。而導致明朝中斷與日貿易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方面實在是太作死了。
當時的日本，正處於大封建主混戰的戰國時代。這種混亂波及到中國，就發生了震驚朝野上下的“爭貢之役”。兩個隸屬於不同封建主的日本使團，大內氏使臣宗設、謙導與細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爲了爭奪中日貿易權而大打出手，結果宗設襲殺了瑞佐，又以追捕宋素卿爲由，大肆劫掠寧紹一帶，還殺掉了明朝的指揮劉錦、袁璡等，最後奪海船而去。
劫掠大明子民，擅殺大明官員，這還了得!明朝政府要求日本嚴懲宗設等人，並放回被擄掠而去的中國百姓，才準重新給換貿易勘合，繼續維持貿易。然而日本方面卻來了個不予理睬，於是明朝便下令停止了雙方的貿易。
失去了正常貿易渠道的日本，便轉而走入了地下，幹起了海盜的勾當，在中國沿海地區穿梭走私，燒殺搶掠，明朝將這些由武士、商人和浪人組合而成的海盜團統一稱之爲“倭寇”。
按理說，海盜活動由來已久，時起時伏，原構不成對明朝的大患。然而，到了明朝中晚期，海防廢弛，朝政腐敗，國力漸弱。而中日貿易停止後，海禁政策進一步趨於嚴厲，連沿海地區那些從事海外貿易的明朝商人們也一併失去了生計。於是他們和倭寇合流，終於釀成了一個名爲“倭患”的大毒瘤。
一般認爲這場“倭患”，日本人是佔據多數人地位的。即便不是多數人，也必然是主導地位。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倭患”的人員構成比例，其實在明朝的官方史書中，就已經明確標出了。這個比例是7:3，中國人佔據七成，日本人佔三成。
“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明史·日本傳》) “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嘉靖實錄》)
在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中律上給皇帝的奏疏中，則更加詳細地提到了這些海賊的具體構成情況：
“夫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既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明經世文編》卷二八二》)
總之，在這場“倭患”中，真正日本人只佔少數，而明朝“編戶之齊民”則佔了大多數。
那麼，少數的日本人是否佔據着主導地位呢?
在著名抗倭將領胡宗憲的《籌海圖編》中，他列出了14股勢力最大的“倭寇”。很遺憾，他們的頭目也都是中國人，而且是掌握“兵柄”實權的大頭目。
“金子老、李光頭、許棟、王直、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肖顯、鄭宗興、何亞人、徐銓、方武、徐海、陳東、葉麻、洪澤珍，嚴山老、許西池、張璉、肖雪峯、謝老……凡十四蹤，皆昭灼人耳目，故詳列之。其餘或入寇而姓名不傳，或有名賊酋而未嘗專主兵柄，與夫事蹟之未詳者不敢濫錄也。”(《籌海圖編》卷八《寇蹤分合始末圖譜》)
而在近現代陳懋恆的《明代倭寇考略》中，他綜合數種史料和地方誌，列出一份更加詳細的“倭寇”頭目名單，其中主要頭目18人，全是中國人;次要頭目57人，中國人佔46人，日本人及其他夷人加起來佔11人。也就是說，這場“倭患”的主要領導人，也是中國人。真正的倭寇，只是夾在其中，起到了助推和“借名”的作用。
既然在明朝當時就已經認清了“倭患”主體並非日本人，那爲什麼還要稱之爲“倭寇”呢?這恐怕是因爲明朝統治者不願意放開“海禁”導致的。明朝的海禁政策時寬時緊，但總體保持着封閉狀態。這一方面是不能違背洪武帝朱元璋定下的“祖制”，一方面也是有利於統治穩定。而將東南沿海地區的動亂稱爲“倭患”，無疑也有利於進一步說明海禁的必要性。
1529年以後，“倭患”愈演愈烈，漸成燎原之勢。明朝終於下了大決心平寇，在胡宗憲、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的有力打擊下，這場幾乎席捲東南面的“倭患”終於被平定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