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09年，關中爆發饑荒，糧食價格上漲到百錢一斗，不但老百姓餓的受不了，便是上層社會也覺得亞歷山大。於是，羣臣上奏，請求皇帝移駕東都洛陽。然而，唐中宗卻死活不願意。
爲啥?據說是因爲他老婆韋皇后是個戀家的宅女，不願意跑那麼遠的路，於是讓巫師造了個謠，說今年往東走不吉利。中宗信以爲真。
但大臣仍一股腦建議他去洛陽，中宗很是惱怒，於是講出了一句頗有名的話：“豈有逐糧天子邪?”
這話說起來很硬氣，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歷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經多次因爲關中鬧饑荒而跑去洛陽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後一次的洛陽行中。
但在病危之際，高宗猶念茲在茲的便是回到長安：“若天地神靈延吾一兩月之壽，得還長安，死亦何恨!”
中宗之後，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糧戲碼，之後的德宗時期，長安再次出現大饑荒，這次情形更加嚴重。許多禁軍士兵因爲缺糧甚至開始上街乞討，眼瞅着兵變隨時可能上演。當地方上的糧食終於抵達京師時，唐德宗長期緊繃的心絃才得以釋放，一時情緒激動地小跑到東宮，對太子脫口而出道：“米已至陝，吾父子得剩矣。”滿滿地劫後餘生的慶幸感。
其實不止唐代如此，早在隋朝之時，關中糧食已然成爲一個老大難。隋文帝在開皇四年、十四年兩次因爲糧食問題而前往洛陽就食。隋煬帝即位後，乾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規模營建東都洛陽，爲的是一旦遇到關中饑荒，整個官僚機構便可以直接遷移到洛陽，以緩解關中的糧食壓力。
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爲什麼隋唐的皇帝(武則天的情況暫且不論)不乾脆“釜底抽薪”，直接將首都遷往洛陽呢?老是整這種“長安——洛陽”兩地遊不嫌太麻煩了嗎?
答案或許在於隋唐的立國根基——府兵制。
府兵制緣起於西魏的宇文泰。六鎮起義後，北魏政權旁落，先是鎮壓叛亂的爾朱榮強勢崛起，但不久便迅速覆滅，伴隨着爾朱氏之亡，北魏分爲東西兩魏，其中，東魏由高歡掌權，西魏則是宇文泰稱霸。
公元543年，西魏與東魏在洛陽北部的邙山爆發大戰，結果宇文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慘敗，原有的以六鎮北族兵爲主的軍隊損失慘重。於是，宇文泰不得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紮根本土的關隴豪右集團便是他主要的爭取對象。
史書記載是，“廣募關隴豪右，以贈軍旅”。到公元550年左右，宇文泰便完成了二十四軍的編制，府兵制度自此誕生。
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經濟實力遠落後於高氏政權的宇文氏，愣是在邙山慘敗後短短的三十多年間，迅速滅亡了北齊，統一了北方。
府兵制爲何有這麼神奇的威力?
這其實有些類似秦朝。商鞅變法後，秦國實行耕戰立國之策，在戰爭中取得軍功成爲發家致富走上人生巔峯的不二法門，於是，秦國人人皆是虎狼，軍隊的作戰能力非其他諸侯國可以比擬。
府兵制度是同樣的道理，通過嚴格而清晰的獎賞制度，讓士兵與政權成爲利益共同體，軍隊戰鬥力自然大大提升。
另一方面，府兵制是一種兵農合一的制度，國家從農民中挑選家庭殷實、體格強健的人充當士兵，不給他們提供薪水，外出作戰時所需的糧食、衣物、兵器等都需自備，國家只提供一些重型的軍械。
如此，士兵雖多，但國家的負擔並不太重。
與此同時，一般的農民則免去了服兵役的責任，於是也不會耽誤老百姓的耕作，避免了全民徵兵制的危害，即便打仗，國家的經濟也可以得到正常的發展。
既然有這麼多優點，很多人不免會生出疑問，爲什麼這種制度在唐代之後便絕跡了?
道理在於，府兵制誕生在亂世，其能夠落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自願性，國家只是以利誘之而非強行攤派，它與後來明代的衛所制在制度起源上並不相同。而這種自願性存在的前提，則是均田制與土地公有制。
因爲只有國家實際控制着大量的土地，纔可以將這些國有土地獎賞給那些有功的士兵，進而纔會有人自願去當兵以出人頭地。同時只有士兵本身擁有一定量的土地，他們纔有能力自帶裝備去打仗。
雖然都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歷朝歷代，土地兼併都是一個大問題，而土地的兼併意味着國家喪失了實際的掌控。這種兼併一方面是因爲特權階級的存在，另一方面則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即小農經濟本身的脆弱性所導致的必然結局。
而中國之所以一直存在治亂循環的怪圈，正如《三國演義》裏著名臺詞所說的：“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原因就在於隨着國家和平日久，土地兼併越來越激烈，貧富差距進而擴大，直到某一個臨界點後，農民起義爆發，舊有的政權以及依附於其上的特權階級被摧毀，新生的政權得以掌握國家大部分資源，進而能夠重新分配，以照顧到更多的老百姓，從而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景象，國家由此進入新一輪的穩定期。
在隋朝及唐的前期，山東、河北一帶，經過魏、齊一兩百年的發展，地主經濟較爲發達，實際上由國家掌控的土地並不多，而這些地區因爲是新近依附之地，出於穩定的考慮，隋朝統治者不會進行強硬的土地改革，故而北周及隋在這些地區進行的所謂授田，大抵上只能是一種形式。
而長江以南的地區，在陳朝滅亡之後，隋朝似乎連均田制度也沒有推行。
與之相對，關隴地區自東漢以來就長期處在戰亂之中，地主經濟與地方勢力並不發達，根本無法與國家力量相抗衡，故而土地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國家手中，均田制度也能相對穩定地維持下來。
簡而言之，雖然府兵制是國家層面的政策，但真正能夠實行的區域也不過關隴以及河東地區。故而，我們看到隋唐的府兵制有着明顯的地理之別。
隋朝府兵來源史料有缺，但唐承隋制，可以由唐朝的情況來一以貫之。根據《新唐書》的記載，唐代全國折衝府共有566處，其中關中、隴右、河東三處加起來共有443處，佔了四分之三還多。顯然，關中及周邊地區是府兵的主要來源。
國以兵立，既然隋唐以府兵制立國，而府兵制又嚴重依賴於關隴地區，那麼也就不怪乎隋唐的皇帝寧願做個逐糧天子，也不願意放棄關中地區而冒然遷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