狹義來講，歷史上凡是奸臣，都具有兩面人的特質，“巧言令色”、“見風使舵”。相比那些被歷史徹底曝光的大奸臣，如趙高、李林甫、蔡京、嚴嵩、和珅等人，歷史上被掩藏的兩面人其實是大多數，而且危害是廣泛的，甚至比蔡京、和珅的影響更惡劣、更深遠。
原因只有一個，統治者未能及時甄別“兩面人”，從而攪亂了整個政治發展，影響了政治氛圍。當然，歷代統治者在管理官僚隊伍，防止兩面人上，也積累了大量的經驗。
比如雍正一朝，官員團隊效率較高，就與雍正高度防範欺矇和“兩面人”有着重要關係。
雍正對官員的兩面性有着深刻認識和尖銳批評，他多次對臣下宣稱，自己事事不如乃父，“惟有洞悉下情之處，則朕得之於親身閱歷，而皇考當日所未曾閱歷者。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託，欺罔矇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所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
《雍正奏摺》向臣下反覆證明自己閱歷豐富，飽經滄桑，就是要讓他們知道，這個皇帝騙不得，他最善於“洞悉下情”，警告大家不要做面從背非的兩面人。
然而，雍正雖然精細，但仍然出現過多次失誤。
比如湖北有一個官員，雍正看後說他“好相貌，似範世泰”，但後來此人卻貪污賄賂3萬多兩銀子。還有陝西一個知府，雍正評價他“人着實明白，安詳，大有出息”，但後來這個人也沒“明白”，因貪污被革職。
也就是說，在皇帝面前一個樣，在工作時候又是另一個樣，以雍正情商之高，接見官員之多，終究還是看錯了許多僞裝的官員。
乾隆的精明不在其父之下，但被兩面人欺騙的例子也不在少數。
乾隆身邊的兩面人不僅僅是和珅，在和珅還沒成爲鉅貪時，有一個叫于敏中的，從乾隆九年開始屢獲提拔，擔任協辦大學士兼任戶部尚書，一時位極人臣。乾隆對他特別信任，甚至於敏中犯了一般性錯誤都要爲之保護開脫。
于敏中在乾隆四十四年去世，生前以廉潔著稱，但死後家人卻爲分財產鬧得沸沸揚揚，甚至傳到了乾隆耳朵裏。於是，乾隆只能以幫助分家爲名，調查于敏中的財產，居然達白銀200萬兩之多，合成今天的幣值，相當於3.4億人民幣!
精明的乾隆都搞不清于敏中怎麼能有這麼多錢，直到甘肅省冒賑特大貪污集團案發，最終牽出了于敏中。
咸豐十年七月，曾國藩給他的至交郭嵩燾寫信，大談朝廷高層官僚的不作爲和彼此傾軋自私的“兩面人”現象：“往在京師，如祁(祁寯藻)、杜(杜受田)、賈(賈禎)、翁老(翁心存)，鄙意均不以爲然，惡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癢，假顢頇爲渾厚，冒鄉愿爲中庸，一遇真僞相爭之際，輒先倡爲遊言，導爲邪論，以陰排善類，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曾國藩生動形容了自嘉慶、道光、咸豐一朝的高層官員的雙面作風，這些人要麼就是三代帝師，要麼就是大學士，可謂位高權重，卻爲了維護自我利益，不斷調整姿態，虛僞、無爲，在政治生活中沒有黑白，沒有立場，只有利益和位置，這些都屬於兩面人的範疇。
其實早在曾國藩幾十年前，這種兩面人的風氣就已經形成，著名的三朝元老曹振鏞就是典型代表。曹振鏞能夠三朝不倒的祕笈，與賣油翁的口訣差不多：“無它，多磕頭，少說話耳。”
曾國藩眼裏的這些高層官僚，都是因爲曹振鏞這樣的官場不倒翁影響下逐漸形成的，這些兩面人，甚至是多面人，不一定是大奸大惡，但卻在政治中起到了嚴重的負面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