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是明朝中期面臨的一次重大危機，在皇帝明英宗被俘的情況下，以于謙爲首的朝臣力推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登基，而後組織了北京保衛戰，打退了也先。
說起土木堡之變的功臣，排第一位的肯定是于謙，然而於謙性格過於剛直，得罪了同僚，又因爲舉薦朱祁鈺登基，陷入了皇室鬥爭中，在英宗復辟後以謀逆的罪名被冤殺。
除了于謙以外，其實還有一人的功勞也不在於謙之下，如果英宗能聽他的諫言，甚至不會釀成土木之禍，給明王朝帶來巨大的危機，此人就是時任吏部尚書的王直。
在寫明史的書裏，提到王直時，通常會用一個詞形容他，那就是老臣。老臣王直，這個“老”字可是貨真價實的。
通常我們形容一個臣子資格老，聲望高時，會用三朝元老這個詞，四朝元老那就了不得了，而王直呢，在明成祖朱棣時就開始當官，然後歷經仁宗、宣宗、英宗、代宗4個皇帝，實打實的五朝元老。
正統十三年，瓦剌部也先率軍進犯明朝邊境，明英宗誤信太大監王振讒言，欲率幾十萬大軍親征。
臨行前，王直上書勸諫：“不必親御六師，遠臨塞下。況秋署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兇戰危，臣等以爲不可。”
王直認爲作爲天子，所要做的事情不是親率大軍出征，而是要坐鎮於朝堂之下，“申號令，堅壁清野”，派遣謀臣猛將、堅甲利兵前去即可鎮守邊關。然而英宗年少氣盛，不聽王直的勸諫，執意親征乃至釀成大禍。
當土木堡兵敗，英宗被擒的消息傳到北京時，朝堂上立馬亂成一團。在此危急時刻，時任兵部侍郎的于謙挺身而出，先是力主朱祁鈺登基，而後又組織北京保衛戰，挽狂瀾於既倒。
但在於謙耀眼的光環之下，我們不要忘了王直所起的作用。
英宗出征之時，“命直留守”，王直當時是吏部尚書，位居六部之首，加上是四朝元老，深得百官敬重，可以說王直的影響力當時遠遠在於謙之上，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左右當時的局勢。
從局勢的發展來看，王直所做的決策都是正確的。
首先，王直堅定地選擇反對南遷，並沒有聽信徐有貞“星象有變，當南遷”的說法，然後又率羣臣請朱祁鈺攝政，“勸王即位，以安反側”。
其次，王直身爲朝臣中職位最高、威望最重的人，在危難之時能夠認清自己的長處和短處，“朝臣議屢上，皆直爲首”，但王直卻有自知之明和識人之智，認爲自己不如於謙，“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將權力讓給於謙，由他負責處理具體的事務，而自己“雍容鎮率”，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
在危難之時能夠不戀棧權力，而是知人善用。王直在土木堡之變中的表現雖然不如於謙那般驚豔，卻也功不可沒。
打退也先之後，景泰帝論功行賞之時，王直被加封太子太保，這一點也說明王直的功勞是得到景泰帝及朝堂上下認可。
王直的厲害之處還在於他對於局勢精準的判斷能力。
當徐有貞、石亨等人密謀奪門迎立英宗時，另一邊，王直也在謀劃復立英宗的長子朱見深爲太子，然而可惜的是，這個奏章還沒有送上去，就發生了奪門之變。
奪門之變的關鍵在於景泰帝朱祁鈺無子，而英宗被軟禁於南宮多年，積有怨氣，英宗的兒子朱見深又被廢，這才被徐有貞、石亨趁虛而入。
從景泰帝得知奪門的主角是英宗時，連說：“好!好!”，可以看出在沒有子嗣可以繼位的情況下，朱祁鈺是有考慮將皇位還給英宗一脈的。
假若王直的奏疏能夠上達天聽並得到批准，那麼奪門之變便可能不會發生，讓明王朝可以少經歷一次波折。可惜的是，還沒來得及上疏，事情已經發生，不能挽回，難怪王直會感嘆：“是疏不及進，天也”，天意不可違。
英宗復辟後，于謙、大學士王文被殺，同爲土木堡之變功臣的王直感覺心灰意冷，於是上疏乞求致仕。回鄉幾年後，王直去世，時年84歲，諡號文端，算是善始善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