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堯臣的一生過得怎麼樣?在詩壇上有絕對地位在官場上卻掀不起浪!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在宋一朝，文人騷客頻出，讀書人都以入仕爲官作爲人生最高追求，也是唯一的出路。因此，進館、入閣、點翰林、當學士，便成了讀書人的人生攀途，也成了他們事業成功與否的標誌。而在那時，一個才子，尤其是天下公認的才子，如果沒能進館入閣，那是要被惋惜和譏笑的，大詩人梅堯臣就是如此。歐陽修曾對此人有評價，言語之間莫不是惋惜非常：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嘆惜。
而梅堯臣究竟是何許人也?
梅堯臣，字聖俞，世稱宛陵先生，著名詩人，大文豪歐陽修的人生摯友，北宋詩壇開山祖師。
在宋仁宗時期，一場詩文革新運動在宋朝文壇掀起了莫大的風浪，毫無疑問，這場運動在當時是成功的，而此時革新運動的“統帥”就是一代文宗歐陽修。但是，革新運動的成功自然不只是一個人的功勞，有統帥自然就有將領，在 《四庫全書總目的提要中有記載：佐修以變詩體者,則堯臣也。
短短一句話，足可印證梅堯臣在詩壇的絕對地位。
雖然在詩壇頗有建樹，除歐陽修外，陸游、方回、劉克莊等均對其推崇備至，奉其爲“宋詩第一人”，縱然享有盛名，卻在仕途上，一生碌碌不得志，年過半百纔始應召試，賜同進士加身，出任國子監直講，後任尚書都官員外郎。
碌碌半生，纔得到一個正職，然而這個員外郎仍舊只是個上不了檯面的散官閒職，離進館入閣的人生理想還差着很遠，更讓人遺憾的是，梅堯臣在都官員外郎任上沒幾天便溘然長逝了，民間極具聲望，卻在廟堂之上未得到相應的尊重，其坎坷命運令時人唏噓不已，有同僚甚至替他抱屈：贏得兒童叫夫子，可憐名位祗都官。
少年貧苦，英才難展。
公元1002年，梅堯臣出生在安徽宣城南郊溪上村一個普通的小官僚家庭，其父梅讓，官至太子中舍人，官微俸薄，只得勉強維持一家生計，幼時的梅堯臣，生活甚是窮苦。
可到底是官宦家庭，梅堯臣從小便受到了父母“學而優則仕”的教育觀念，將讀書習文當做是首要大事，十來歲便能出口成章，在當地亦是小有名氣的才子，十六歲時參加鄉試未取。
有才的人不一定都能考上進士，梅堯臣應試未中實屬正常，正如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所說：帝制時代考科舉，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屢考不取，纔是正常現象;考取了纔是反常和意外。
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在科舉門前徘徊，有的人甚至耗費半生精力，中唐劉長卿用了十二年才考中進士，晚唐羅隱連考十餘次才得取，一試未中，還可考第二次，但無奈的是，家境貧困，無力繼續攻讀，梅堯臣只得作罷，另尋他路。
青年遊歷，詩風漸成。
叔父梅詢，當時輾轉各地爲官，得此機會，梅堯臣隨叔父宦遊，到過湖北襄陽，江蘇蘇州，安徽池州等地。
十餘年的遊歷時光，大大的開闊了他的視野，同時也爲後來的詩歌創作積累了大量的素材。
此時北宋詩壇，盛行西昆體詩風，所謂的西昆體其實就是晚唐五代詩風的一種延續，或者說是一種形式上的單純模仿，華麗的辭藻、豔麗的詩風，卻唯獨沒有豐富而充實的思想內容。一味的“歷覽遺編、研味前作”卻脫離了社會現實。
二十多歲的梅堯臣，對寫詩已經獨有見地，他提出了 “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的現實主義創作作風，反對沒有真實情感的無病呻吟，也反對脫離現實而作出的世人警語。
去浮靡之習於昆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於諸大家未起之先。這句話是對梅堯臣詩風改革價值的一種概括，而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發掘出梅堯臣詩風的最大特點，那就是古樸而淡雅。
這樣與世不同的詩風本會在“存同伐異”大環境下，逐漸衰落，不被提及，可碰巧，當時正是詩文革新的關鍵時候，彼時詩壇，需要梅堯臣。
變革先鋒，梅歐之交。
遊歷十三年後，梅堯臣以恩蔭補任太廟齋郎，後歷任桐城、河南、河陽三縣的主簿。
30歲時，他遇到了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貴人，錢惟演。
錢惟演，當時任西京留守，熱衷西昆詩派，且頗有建樹，有意思的是，正是在這樣一個西昆詩派鉅子的府中，孕育了一羣詩文革新的先驅者，而這錢惟演也向來大度，善識英才，歐陽修就曾在錢惟演的幕府擔任留守推官，對於梅堯臣來說，得到錢惟演的賞識對他最大的幫助便在於他可以結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歐陽修、尹洙、范仲淹等等，而這些人在洛陽也形成了一個圈紙，即“洛下才子”。
這段時光，或許是梅堯臣一生中爲數不多的逍遙日子，一衆才子經常相約出門，遊山玩水，詩酒趁年華，梅堯臣在此時的詩，也多見山水自然的閒淡之美：
杳藹隨龍節，縈紆歷寶山。琉璃開淨界，薜荔啓禪關。煮茗石泉上，清吟雲壑間。峯端生片雨，稍促畫輪還。(《會善寺》)
此外，如果讓我們細細品味梅堯臣早期的作品，我們會發現，他早期的作品在形式上有點散文化傾向，而在風格上，像極了禪宗大師青原行曾提出過的參禪三境界中的第一境界：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水便寫山水。
而與歐陽修的交遊，也在這一時期。
歐陽修帶領這一羣才子，逐漸成爲北宋詩文革新的主要力量，而梅堯臣，也在一衆才子的幫助和影響下，詩風漸漸成熟轉變，成爲了這場革新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正如前所說，歐陽修對梅堯臣的詩，可謂是百般推崇，當時梅堯臣三十多歲，歐陽修不滿三十，歐曾寫一篇《書梅聖俞稿後》來評價梅堯臣的詩，文中提到：
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悽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然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餘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餘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餘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
此外，歐陽修對梅堯臣的一首詩尤其讚譽，每逢身體不適，取來讀之，均能康泰，此詩名爲《範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
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爲鏌鋣。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飧籠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蟆。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
歐陽沒有評價此詩的優劣，但讀詩使其身體康泰一說也只可當做一句戲謔，其實他對梅的這首詩的確很誇讚，他還說過：
詩作於樽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爲絕唱。
因此，很多人將這首詩視作梅堯臣的代表作，劉原父還因爲這首詩而稱梅堯臣爲“梅河豚”。
詩名赫赫，官運不通。
梅堯臣的詩名漸漸盛起，在宮中，甚至有人高價買詩，而梅堯臣也因此賺了些酒錢。不止在朝廷中名聲很大，甚至在偏遠的蠻荒之地也受到了那裏人的喜愛，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說：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淯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
偏遠地區所賣的弓衣上，也可見梅堯臣的詩，其詩名赫赫，可見一斑。
可即便如此，朝廷卻始終沒有把他當成幹才，數年之間，梅堯臣先後在洛陽、江西、浙江、陝西等多地任職，歷任縣令、監稅、監倉等職，一干就是三十年。像他這樣文名顯赫，又經過多地任職、多崗位鍛鍊的，老在區區末吏的崗位上徘徊不前，沉淪下僚未得高升，頗爲少見。
而摯友歐陽修，境況卻大不一樣，中年的梅歐，一窮，一達。
歐陽修在《梅聖俞詩集序》裏，提到了“窮而後工”，一方面安慰梅堯臣安貧樂道，另一方面也肯定了梅詩的成就：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雨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人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然而常年困於州縣的窮苦，梅堯臣也沒有了當年的幸福與平適，而是充滿了憂傷與無奈。
這一時期，他的詩作開始轉變成關心社會民生、反映社會現實的詩作，其風格也類似修禪三境界中的第二層：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想到了國家的興亡，看水想到了百姓的貧苦。
梅堯臣此時的詩風已經趨於成熟，語句平淡自然，其寓意卻深遠而極具情味：
無能事耕穫，亦不有雞豚。燒蚌曬槎沫，織蓑依樹根。野蘆編作室，青蔓與爲門。稚子將荷葉，還充犢鼻裩。(《岸貧》)
位卑未敢忘憂國，梅堯臣在詩中表露自己的家國憂思：
落日探兵至，黃塵鈔騎多。邀勳輕赴敵，轉戰背長河。大將中流矢，殘兵空負戈。散亡歸不得，掩抑泣山阿。(《故原戰》)
超然於世，平淡入詩。
縱然爲官數十載，卻一直是功不成名不就，未得功名，則難展抱負，進士落第或是梅堯臣平生所憾。
直到1051年，接近50歲的梅堯臣在好友的幫襯下，得宋仁宗召試，被賜同進士出身。
第二年，梅堯臣上任監永濟倉一職，不料該年梅嫡母束氏去世，梅堯臣不得不南歸守制三年。
五十而知天命，此時的梅堯臣，開始了對人生意義的總結思考，想到自己碌碌半生，他將自己的時間投入到佛山佛寺當中，與禪僧唱和，與禪師論經：
古寺近田家，山尋石盆差。化蟲懸縊女，啼鸌響繅車。僧坐樹間石，馬行溪畔沙。野香無處辨，歸路傍城斜。(《至廣教因尋古石盆寺》)
而這一時期，梅堯臣一心追求詩風的平淡，《韻語陽秋》卷一中：“梅聖俞《和晏相詩》雲有這樣的記載：因今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蔆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李白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所以，追求平淡的風格就成爲了梅創作詩歌的最高目標。但他的這個平淡也有着自己的特點，袁行霈在《中國文學史》中稱：
他說的‘平淡’不是指陶淵明、韋應物的詩風，而是指一種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一種超越了雕潤綺麗的老成風格。
此時的梅詩，在古淡之中摻雜着蒼老遒勁的禪意。生與死，已然看的淡泊。
而此時之詩風，也正應了修禪三境界中的最後一層：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梅堯臣返璞歸真，詩中的山水則是眼中的山水。
而他的晚年之作中，一首《東溪》，最讓人喜歡：
行到東溪看水時，坐臨孤嶼發船遲。野鳧眠岸有閒意，老樹着花無醜枝。短短蒲耳齊似剪，平平沙石淨於篩。情雖不厭住不得，薄暮歸來車馬疲。
這首詩讀上去確實有着平淡之感，但這種平淡卻有着幾分的清麗，歐陽修在《梅聖俞墓誌銘》中稱：
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
此詩給人之感受，也通此境。
返京任職，黯然病逝。
梅堯臣的最後幾年是在京城度過，1056年，翰林學士趙概、歐陽修等人上疏舉薦梅堯臣。次年，梅堯臣被任命爲屯田員外郎，充任《唐書》編修官及國子監直講。同年，歐陽修等權知貢舉，梅堯臣充任點檢試卷官。
1060年，汴京爆發疫病，梅堯臣不幸感染，不久逝於汴京，享年五十九歲。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
縱觀梅堯臣一生，不免唏噓，本是詩名蓋世的才子，卻一生爲仕途所累，青年時的意氣風發，中年後的無奈蒼涼，直至晚年古淡平和，詩風轉變亦體現人生際遇之變化，歐陽修用“窮而後工”概括梅堯臣，可若非時運不濟，誰又願意窮苦一生?
不過話又說回來，詩人不達或許也並非壞事，仕途坎坷、生活艱辛又何嘗不是梅詩最深層次的底色。
若用一句話，概括梅堯臣一生成就，劉克莊有句，可謂精闢：
本朝詩惟宛陵爲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哇淫稍息，風雅之氣脈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