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一起來看看小編帶來的周厲王的文章。
公元前八四一年，在我們歷史裏實在是一個頗爲重要的年份。司馬遷作《史記》時，以這一年爲開端編了一個《十二諸侯年表》。這一年，也就成爲我們有確切紀年的開始。
據《國語•周語上》的記載：周厲王姬胡任用“好專利”的榮夷公做了執政的卿士，“國人”很不滿，還製造了“國人暴動”;也是在這一年。姬胡最終被趕到了彘地，十四年後，死在那裏。
厲王“無道”罪名的由來
也是因爲這一系列的事件，姬胡成了歷史上有名的“無道”暴君，還給他定了兩個罪名：其一是出自《史記•周本紀》的記載，稱厲王暴虐，致使“國人”誹謗，於是厲王從衛國找來一個巫去監視他們，有敢於誹謗，就會被殺了。直嚇得“國人”們在即使在路上相遇，也只能去確定一下眼神，再不敢多說一句話了。召公用“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道理，規勸於他，他還是不聽。其二則是厲王任用“好專利”的榮夷公來斂財。
以上的暴虐行徑，最終在蓋棺定論的時候，給他贏得了一個“厲”的諡號。據《尚書•逸周書•諡法解》上說，“殺戮無辜曰厲、暴虐無親曰厲、愎狠無禮曰厲、扶邪違正曰厲、長舌階禍曰厲。”這樣以來，厲王的罪名也就妥妥地背下了，直背了幾千年。
然而，歷史上的周厲王真的是這樣嗎?周厲王諡號“厲”的由來
我們不妨先從他的諡號說起，《白虎通義疏證•右論帝王制諡之義》稱“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諡之”，就講得很明白了，原來厲王的諡號是由大臣和貴族們給他定的。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一頭霧水。因爲我們看慣了和珅那般專拍乾隆馬屁的大臣;也聽說過“三家分晉”那般當着國君的面分了國君家產的大臣，而周厲王身後的又是怎樣的大臣呢?那我們就很有必要從西周時的“封建制”去簡單瞭解一下西周社會的各個階層及君臣的關係了。西周社會各階層及君臣的關係
西周克商以後，所有的土地和人民自然也就成了周王室的囊中之物。根據“分封制”，周王將這些土地、人民分成一些份，分別賜予他的一些親戚、子弟。並要他們帶着他們各自的族人、周王賜予他的人民去受封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這就是金文《大盂鼎》銘文所載的“受民受疆土”了。
《說文》稱：“國，邑也。”(值得醒目的是，此時的“國”與我們現在所講的“國家”的“國”並不是一回事)國君們在“邑”的周圍築起圍牆，圍城內稱之爲“國”，貴族、諸侯的族人以及服務於貴族的小手工業從業人員居於其中，稱之爲“國人”;圍牆以就是“野”，居住着周王授予的殷商移民、受封地的原住民，還稱他們爲“野人”。
何茲全在其《中國古代社會及其向中世社會的過渡》一書中說，最初的“國人”是包括了貴族的，因爲貴族們也居住在“國”中。到了西周末年、春秋時期，貴族才逐漸從“國人”中分化出來。儘管如此，還是保留了氏族民主制的影子，“國人”還有強大的社會勢力，對政治問題很有發言權，而且可以參與政治活動，過問國家大事。甚至都有“詢立君”，即廢立君主(據《周禮•小司寇》)的權力。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國人中是包含了一部分貴族的;同時，“國人”們所具有的權利，自然也可以爲貴族、大臣們所有了。
同時，西周時期的“封建制”，又是層層分封的。即天子將土地分給諸侯，諸侯又將受封的土地分成幾塊授予卿、大夫。這便是孔子所說的“諸侯有國，大夫有家”了。
這樣層層的分封所形成的諸侯、卿、大夫都被授予一定的爵位或者官位，同時享有其受封土地上所得利益的絕對支配權。他們定期向其封建主進貢，並隨同封建主進行征伐等。當然，天子、諸侯也會留下一塊自領的土地，由自己的家臣代爲掌管，並依託這些土地獲得經濟利益。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西周時期的君臣關係，也不像我們所熟知的帝制皇權時期，君主對大臣們有絕對的權威，甚至是殺罰的權力。更像是一個以土地大所有者爲中心的所有土地所有者共同構成的統治團體。所以，他們是有足夠大的權力可以廢黜厲王，進而送他一個“厲”的諡號做惡名的。
周厲王、榮夷公所推行“專利”的具體舉措雖然在《國語》、《史記•周本紀》中沒有做正面交代，細玩文義，我們大概可以斷定，不過是周厲王將山林川澤之利收到了自己手中，使“諸侯不享”(據《國語•周語上》)。由此我們似乎可以講，正是因爲厲王“專”了山林川澤之利，侵犯了貴族、“國人”的利益，才致使了“國人”們的反抗，貴族們在其死後還不忙送他一個“厲”的諡號。
歷史上真實的周厲王應該是怎樣的呢?
那麼，厲王君臣“專”了山林川澤之利，這個事件本身是否可以視之爲“厲王虐”的理由呢?或者說，厲王君臣的“專利”，是否有他合理的理由呢?
《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稱：“厲王無道，戎狄寇掠”，“厲王無道，淮夷入寇”。《多友鼎》銘又稱嚴允入侵。以上的引文中稱“厲王無道”，導致了內憂外患似乎是不太合理的。因爲這種戎狄侵掠的情形是早在厲王當政之前已經出現了的，並大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錢君倒以爲，正是因爲迫於內外交困的情形，厲王不得不四處征伐才最終落了一個“無道”的罪名纔是。
如《史記•楚世家》中說得就很明白了，“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由此，我們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講：厲王於周王室內外交困的情形之中繼位，通過一系列抵禦戎狄侵掠戰爭的勝利，才暫時緩解了這一局勢的每況愈下，進而促成了宣王時期的中興。
當然，凡是戰爭總會有利有弊，總要難以避免導致國家財政的捉襟見肘。如此看來，周厲王、榮夷公所推行的“專利”也是無奈之舉，厲王未必應該獨任其咎呢。正如漢武大帝的赫赫戰功，又何嘗不是以國庫虧空，百姓生靈塗炭爲代價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