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王衍14歲時就因口才出衆而備受宰相羊祜的青睞，國丈楊駿也很欣賞他，想招他爲婿，但他鄙視楊駿的爲人，靠裝瘋賣傻推掉這樁婚事。晉武帝見他談起軍國大事頭頭是道，認定他是棟樑之材，打算讓他做遼東太守，可遼東正有戰事，他嚇得趕緊推掉，從此不談軍國大事，只談不着邊際的玄理，這恰好符合當時“崇尚清談”的社會風氣，他也成了名滿天下的清談家。
王衍被石勒俘虜後，詳細論述晉軍失敗的前因後果，認爲責任不在自己，還說自己不願捲入紛爭，做官只是無奈之舉。石勒聽後哭笑不得，罵道：“你名揚四海、身居高位，如今怎能說出‘不願做官’的蠢話?天下就是毀在你們這些只會動嘴皮的人手裏!”當晚，王衍和其他被俘的西晉官員就被石勒派人殺了。王衍臨死前痛悔地說：“我的才華雖不如古人，但若不是追求虛無縹緲的東西，而是踏實、努力地做事，絕不會混到如今這個地步!”
王衍的自責沒錯，他向來自詡清高，擺出厭棄錢財的姿態，其實置辦家產很有一套，精明強幹的模樣根本不像“被迫入世”。 他的幾個兄弟—王戎、王敦、王澄等也都以名士自許，其實個個斂財無度，廣置園田水碓，富甲當世。正是在以王衍爲代表的清談家的鼓吹下，世風越發浮躁虛僞，探討玄理成了人們獲取名利、逃避現實的手段。高談闊論者搶佔政治資源，實幹的官員越來越少，國勢自然每況愈下。
石崇早年也曾心懷大志，詩文中洋溢着浪漫、崇高的理想，但這些理想後來逐漸變成在現實中掙扎的痛苦和無奈，最終徹底墮落。後來他爲炫富鬥狠而無所不用其極，清談成了他麻痹自我、欺瞞旁人的糖衣炮彈。
同時代的思想家傅玄曾嘆道：“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一語成讖，腐朽混亂的鬧劇接連上演，西晉大亂無可避免，只是苦了天下百姓。
其實當時不是沒有正面典型，但在清談之風的影響下，凡是放棄官職或對公務漫不經心的人都能享有盛名，而踏實做事的人往往會被嘲諷甚或排擠。一次，清談家王濛、劉惔去找官員何充探討玄理，何充忙着處理公文，沒空搭理他們，他們就在一旁說風涼話，何充淡定地回道：“我們若不辦公務，你們靠什麼生存?”還有一次，有志青年桓溫冒着大雪圍獵、習武，劉惔閒着沒事又來說風涼話，桓溫說：“我們若不保家衛國，你們哪有機會安逸地坐在這兒清談?”正因始終有這些踏實做事的人，東晉才能在危難中崛起，在江東開創一番嶄新的局面。
劉琨早年也是奢華放蕩的清談家，好老莊之學，曾爲著名的“二十四友”之一，常參加石崇舉辦的“金谷雅集”。然而，他在西晉大亂後目睹白骨橫野的慘象，頓時醒悟了，在強敵環伺的幷州艱難地獨撐局面，接納流民、發展生產，竟讓幷州成爲百姓的安居之所。雖然最終壯志未酬，但他無愧於時代。文天祥就曾寫詩讚他，“中原蕩分崩，壯哉劉越石。連蹤起幽並，隻手扶晉室。”
清談之風並非西晉獨有，東晉的範寧、明代的顧炎武、清代的趙翼等，都曾對他們所處時代的清談之風提出批判，警示大家不要忘了西晉“清談誤國”的沉痛教訓，正如趙翼所說：“風氣所趨，積重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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