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遙望歷史的河流，感受歷史的滄桑，和小編一起走進了解晏嬰的故事。
春秋後期，禮崩樂壞的情況日益嚴重。當時的魯國“三桓”專權，陪臣執國命，至季氏“八佾舞於庭”，已是肆無忌憚了。
齊景公九年，晏嬰出使晉國，與叔向討論起晉、齊兩國的形勢時，晏嬰說：“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
可見當時齊國的內政已經體制崩亂，陳氏爲拉攏民心而自行更改器制的容量，這種行爲是於“禮”不合的。此外，齊國王室的腐敗暴斂也使民心日益流失，再加上當時的士大夫多向陳氏靠攏，可見齊國公室在當時業已進入“危急存亡之秋”。
晏嬰想讓齊國成爲一個井然有序、政令通達的國家
當時輔佐齊景公的晏嬰，面對這樣的情況曾經向齊景公表示他自己是所謂的“社稷之臣”，也就是說，晏嬰對自己的期許便是“建立國家政治，以區別上下的界限，使他們都恰當合理;制定百官的等級順序，使他們都能各得其所;擬定法令文告，使其能傳達到四方”。
由此可見，晏嬰想要將齊國建立成一個符合禮節制度，並且井然有序、政令通達的國家。
遺憾的是，晏嬰的理想顯然是與當時的齊國政局背道而馳的。正因如此，他在此時提出了“以禮治國”的論點，希望挽救當時陳氏政權造成齊國政體崩壞的情況。
事實上，當時齊景公已經感覺到自己的統治地位岌岌可危，生怕齊國亡於其任內。除此之外，他對大權旁落於諸大夫的情況，也是相當憂心，尤其是對陳無宇家族的不斷膨脹倍感威脅，但是卻又束手無策，因此齊景公希望晏嬰幫他想辦法。
晏嬰對陳無宇的態度，剛開始是贊同的，因爲陳氏家族愛民薄斂，對穩定當時齊國政局極有幫助，但後來卻有些擔心陳氏家族聚財施於民，國家財力集中在他之手。
在晏嬰晚年時期，他見陳氏家族勢力強大，不斷擴張，又掌握了齊國不少的權力，已經出現“君臣易施”、“民歸陳氏”的局面，他就堅決地站在姜姓公室的立場上，反對陳氏家族不斷擴張。
晏嬰的施政理念——“以禮治國”
當齊景公向晏嬰詢問應該拿陳氏家族怎麼辦纔好的時候，晏嬰認爲這已經不僅僅是“抑制陳氏家族擴張”那麼簡單的事情了，而必須從根本上去解決，也就是“以禮治國”。
在晏嬰看來，“以禮治國”是限制陳氏家族擴張的主要辦法。我們都知道，“禮”的核心便是上下有序的等級制度，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按照禮制，君臣是不能易位的，這也是所謂的“家施不及國”和“君令而不違”。如果依照禮制而行，晏嬰就有理由採取各種措施來限制陳氏家族勢力的擴張。
晏嬰把“禮”作爲調整統治階級內部以及對立階級之間關係的手段，他的目的就是維護齊國國君的權力和利益。因此，晏嬰反對政出家門，大夫收公利，臣代君統治人民。
晏嬰的這一建議，使得齊景公正視到齊國內政紊亂的根源所在——“僭越”。齊景公經由晏嬰的說明，瞭解了“禮”的具體而有效的作用之後，便迫不及待、心甘情願地接受了晏嬰的建議。
晏嬰對禮制的信心其來有自。他引用《詩經》的話“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說明“禮”是不可以沒有的。在晏嬰看來，禮制乃是百姓所賴以立的綱紀，如果綱紀混亂，百姓就失去了遵從的依據，這是十分危險的情況，應該極力避免。但只要施行禮制，百姓就可以因此獲得安頓。
春秋時期，“禮”是別上下最主要的依據。如果君主不講禮儀，就是平民百姓，而百姓如果不講禮儀，就會成爲禽獸。如果不講禮儀的“勇氣”、“蠻力”多了，就會造成“弒君”、“逆長”的上下間倫常混亂。
當時的社會之所以尚未崩潰，最主要就是先人流傳下來的禮制尚未崩潰，仍然有着節制的作用。所以說，“禮”是用來治理人民的，沒有禮制而能將國家治理好，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晏嬰還將“以禮治國”運用在齊國外交方面
“以禮治國”不僅在齊國國內推行，晏嬰以爲也應該將其運用在國與國的外交方面，甚至爲天下所共同遵守。
在那個諸侯割據、爭地爭權的時代，各諸侯國有一個共同的毛病，便是：大國圖名，小國求利。而魯國雖然是小國，國君卻能告知叔仲昭子：“諸侯間的交往要互相謙讓”。因此晏嬰建議齊景公應該對魯君更加重視，以重禮相待。
晏嬰的建議對於諸侯國之間的外交維繫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當時各國莫不急於擴張自己的版圖，因此彼此間貶損、僭越之事多有所聞，也使得當時諸侯國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
針對此情況，只有重整“禮制”，施行“以禮治國”來匡正這種一觸即發、劍拔弩張的形勢，使得人人各安其位，自然政通人和。
晏嬰多次表達出憐憫百姓之情，可見當時諸侯國之間的征伐，造成百姓們的困頓和貧瘠。因此只有“以禮治國”，才能使一切迴歸到常規倫理之下，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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