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故事大家喜歡嗎?今天小編就爲大家詳細解讀一下~
杜甫(712-770)，字子美，其先世爲京兆(長安)杜陵人，祖籍襄陽，曾祖依藝爲鞏縣令，移居河南鞏縣的瑤灣，杜甫即出生在鞏縣。他的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期有名的詩人，父親杜閒是個封建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曾做過充州司馬和奉天縣令，但一生不得志。總之，杜甫出身於一個百年望族的封建官僚家庭，雖到他這一代家道中衰，但畢竟還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這種階級出身就決定了杜甫要成爲一個熱愛人民的現實主義詩人不可能不經過一個艱苦的過程。杜甫的生活與創作約可分爲四個時期。
第一，讀書與壯遊時期(35歲以前)，也是其詩歌創作的準備時期。杜甫的青少年時代，正值唐代封建社會達到高度繁榮的開元時代，他在家讀書，從小就受到儒家思想和音樂、舞蹈、建築、繪畫等藝術的薰陶。開元19年(731年)，杜甫20歲，開始了他十年“裘馬輕狂，行蹤放蕩”的壯遊生活，南及吳越，北抵齊趙，中間曾赴長安應進士試，落第，直到31歲纔回到洛陽偃師間屍鄉亭附近住下。大約在天寶三載(744)，他在洛陽與李白相遇，結下了“兄弟”般的友誼。長期的壯遊生活，詩人欣賞了祖國的壯麗山河，遊覽了名勝古蹟，開闊了視野和心胸，使他早期的詩歌帶有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一詩可爲代裝：“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雲，決皆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這首詩非常形象地描繪了泰山雄偉壯觀的氣勢，抒發了自己的壯志豪情。
第二，10年長安困守時期(35歲至40歲)，也是杜甫的詩歌創作開始走向現實主義的轉變時期。天寶五載(746年)，杜甫到長安應詔與試，奸相李林甫執政，以“野無遺賢”奏請全部落第，使他認識到上層統治集團的昏庸腐朽。這時他寄居長安，政治上既無出路，生活又非常困苦，不免多次向權貴投遞詩篇，以求引進，也曾向玄宗進賦，均無着落。這就促使他逐漸接近人民生活，從而成爲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秋雨嘆》、《醉時歌》等現實主義傑作。
杜甫在長安困居了約十年，直到43歲纔得到一個胄曹參軍的小官，看管兵甲器仗。官定之後，他先到奉先縣(陝西蒲城)去看望家室，這正是天14載(755年)安史之亂前夕。此時玄宗還帶着楊貴妃在驪山華清官尋歡作樂。杜甫途經山下，優憤交集，到家後寫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篇重要作品。它不僅是詩人長安十年痛苦生活的總結，也標誌着詩人思想和創作的轉變與成熟。從此，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更加光輝的階段。
第三，陷賊與爲官時期(44歲至48歲)，也是杜甫的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發展到高峯的時期。在杜甫往奉先時，安祿山發動了叛亂，很快攻下洛陽、潼關，進佔長安。於是，杜甫把家室安頓在廊縣羌村，然後隻身往靈武投奔剛即位的肅宗李享，不料途中被叛軍所俘，送解長安。他在長安困居半年，方纔逃出。詩入歷盡艱險困苦，於至德二年(757年)奔赴李亨所在地鳳翔，得到了一個從八品的小官左拾遺。左拾遺地位雖低，卻是接近皇帝的諫臣。杜甫又因直言不爲肅宗所喜，被打發回廓州探視家小，於是杜甫在這年秋天啓程北征，再到羌村。
在這兩年中，杜甫寫下了許多現實主義的名篇，如《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三首、《北征》、《洗兵馬》、《彭衙行》等。同年九月，長安收復，杜甫也攜家回京，供職於朝，與王維、賈至、岑參、嚴武等賦詩唱和，生活閒散，作品也減少了光彩。不久，杜甫又於乾元元年(758年)被貶華州司功參軍，使他遠離宮廷，重新接近人民。第二年春，杜甫在被貶華州後，寫下了傳誦久遠的傑作“三吏”、“三別”，成爲詩人自己和整個唐代現實主義詩歌的最高成就。
第四，“漂泊西南”時期(48歲至59歲)，也是其創作的多樣化時期。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因關輔大飢，棄官西遷，進入四川。第二年，在朋友幫助下，在成都勉強蓋了幾間草屋住下，這就是爲人們熟知的“成都草堂”。後來嚴武任成都尹，推薦杜甫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所以後人也稱他“杜工部”。大曆三年(768年)，杜甫出四川，打算回到洛陽，但因地方上戰事又起，交通阻絕，只好在湖北、湖南一帶飄蕩。終於★歷五年(770年)冬，病死在湘江的船上。
這一時期的優秀作品有《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三絕句》、《歲晏行》、《登高》、《秋興》八首、《咪懷跡》五首等。這些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更多樣化。不僅用古體寫漂泊中的見聞經歷，而且創造性地賦予律詩以巨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由於詩人老境蕭條，情調悲愴，而憂國憂民之心不衰，便使他的作品形成了一種沉鬱蒼涼的獨特風格。
杜甫出身於一個“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他的思想是出於儒家的正統思想的，他繼承併發揚了儒家思想中那種“兼善天下”、“仁政愛民”、“匡時濟世”等進步成分，積極干預現實，以實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文》)，“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鳳凰臺》)的政治理想。然而，他的政治理想也往往是和忠君思想聯繫在一起的。真正對杜甫的創作發生積極影響的，主要不是儒家思想，而是當時的社會矛盾和詩人的生活實踐。杜甫少壯時期，士大夫階級普遍存在的浪漫風氣也在一定程度上薰染了他，所以在早期作品中便也反映了他那時的豪邁狂放態度。
中年長安的10年困居，使他充分認識了朝廷的昏暗與腐朽，安史之亂以後的遭遇與經歷，更使詩人政治失意，生活愁苦。憂傷痛苦的生活使詩人更易於體會到人民的疾苦，逐漸地改變着自己的階級感情，最大程度地接受了人民的思想影響，從而寫出了大量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當然，不容否認，杜甫最終還是沒有徹底擺脫忠君思想，把救國救民的希望仍然寄託在最高統治者身上，認爲“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是其階級與歷史的侷限性。但是，他已突破同時代所有進步詩人的思想範圍，比他們更深地走向了人民羣衆，走向了現實生活，並給後人提供了許多新的、有價值的東西，這就是他之所以被我們稱之爲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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