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衍，即梁武帝，蘭陵蕭氏的世家子弟，爲漢朝相國蕭何的二十五世孫，齊高帝族弟蕭順之之子，南北朝時期南朝梁開國皇帝，在位共47年，是南朝時期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南齊時，蕭衍累官雍州刺史，頗受齊明帝寵待。502年，接受蕭寶融“禪位”，建立南樑。在統治初期，蕭衍改革前朝積弊，但是對門閥貴族卻採取放任其發展的態度。在位晚期時，開始怠於政事，又沉溺佛教。548年，“侯景之亂”爆發，蕭衍被囚死於建康臺城，諡號武皇帝，廟號高祖，葬於修陵。
文藝成就
經史著作
在學術上，梁武帝以經學、史學的研究爲卓著。在經學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講疏》《春秋答問》《孔子正言》等二百餘卷，可惜大都沒有流傳下來。天監十一年(公元512年)，又製成吉、兇、軍、賓、嘉五禮，共一千餘卷，八千零十九條，頒佈施行;在史學方面，他不滿《漢書》等斷代史的寫法，認爲那是割斷了歷史，因而主持編撰了六百卷的《通史》，並“躬制贊序”。他對此書頗爲自負，曾對臣下說：“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可惜，此書到宋朝時即已失傳，這實在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武帝最大的著述是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經義注講疏等共有二百卷，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箋，奏等文共一百二十卷
他又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學，著有《涅萃》《大品》《淨名》《三慧》等數百卷佛學著作。對道教學說，他也頗有研究。在此基礎上，他把儒家的“禮”、道家的“無”和佛教的涅槃、“因果報應”揉合在一起，創立了“三教同源說”，在中國古代佛教思想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詩文才華
梁武帝的詩賦文才，也有過人之處。齊武帝永明年間(公元485~公元493年)，詩壇創作風氣大盛，很多文人學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蕭子良的周圍，各逞其能，施展他們的詩歌創作才華。在這些文人學士中，比較著名的有八位，如謝脁、沈約、任眆、範雲等人，時人稱之爲“竟陵八友”。蕭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詩歌都是在這一時期寫的。建樑稱帝后，他素性不減，經常招聚文人學士，以賦詩爲樂。他的文學創作，推動了樑代文學風氣的興盛。
梁武帝現存詩歌有80多首，按其內容、題材可大致分爲四類：言情詩、談禪悟道詩、宴遊贈答詩、詠物詩。梁武帝的言情詩集中在新樂府辭中，又稱擬樂府詩，數量幾乎佔了其全部詩作的一半。樂府是古代專門掌管音樂的官署。據學者研究，至遲在周代便設有樂官，稱爲大司樂，以樂府爲音樂官署的名稱，則始於秦。到了漢代，漢惠帝時有樂府令一職。漢武帝時，樂府的性質和規模與以前有很大不同。那時，樂府除製作樂章、訓練樂工之外，還廣泛採集民間歌謠配樂演唱。凡由樂府機構製作和採集的歌辭，以及文人以樂府題寫作的詩，後世皆稱爲“樂府詩”或“樂府”。其中，民歌是樂府詩中最有生氣的部分。
魏晉時，樂府停止了採集民歌的工作，當時的樂府詩也出現了日趨雅化的傾向。到了南朝，江南新異風格的民歌再次受到了上層社會的重視，通過樂府機構的採集、演唱，對文人的詩歌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由於江南民歌言情的題材、內容，及其纖弱綺麗的風格特點，適應了當時統治階級對聲色的愛好，因而被廣泛模擬創作。
蕭衍任雍州刺史駐居襄陽時，就非常喜好當地的民歌，他的許多擬樂府詩，如《芳樹》《有所思》《臨高臺》等，便是在此時創作出來的。即使在稱帝以後，蕭衍對樂府詩的興趣也仍然不減當年。在天監十一年(512年)，他親自動手改西曲(南朝樂府民歌分爲吳歌和西曲兩大部分。前者產生於建康周圍，此地相襲稱爲吳地，故其民間歌曲稱爲吳歌;後者產生於江、漢流域的荊、郢、樊、鄧幾個主要地區，是南朝西部軍事重鎮和經濟文化中心，故其民間歌曲稱爲西曲)，制《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見其愛好沉迷的程度。
和樂府民歌一樣，蕭衍的樂府擬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爲詠唱對象。他的大多數詩作都是描摹女子對愛情的殷盼，爲離別相思所苦的情態，感情纏綿，風格綺麗，語言平易，具有濃郁的江南民歌風味。如“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君志固有在，妾驅乃無依。”(《子夜四時歌。冬歌》);“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襄陽蹋銅蹄歌》)等。鄭振鐸先生認爲，“蕭衍新樂府辭最爲嬌豔可愛”。此話確有一定的道理。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梁武帝的七言詩。梁武帝有十餘首樂府詩是用七言歌行的體裁寫的，如《河中之水歌》《江南弄》《東飛伯勞歌》等。其中以《東飛伯勞歌》最爲著名：“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女兒對門居，開顏法豔照里閭。南窗北牗掛明光，幄帷綺帳脂粉香。女兒年幾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與誰同。”七言體詩歌的創作始於魏文帝曹丕，他的《燕歌行》是現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詩。此後，宋、齊時鮑照、湯惠林、釋寶月等人也間有此類作品問世，但影響不大。到了梁武帝，七言詩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曹丕的《燕歌行》雖然是開山之作，但全詩逐句押韻，未免顯得單調，缺乏婉轉詠歎的情趣。梁武帝的七言體詩平、仄韻互換，抑揚起伏，頗具獨創性。其後，仿效者四起，其子蕭綱(梁簡文帝)、蕭繹(梁元帝)，大臣沈約、吳均等，都有七言詩的創作。到陳朝時，七言詩的句式、結構更趨完美，韻律也更加和諧多姿。後來，唐朝的李白、杜甫、高適等人創造性地運用這一詩體寫出了許多氣勢磅礴的詩篇，七言體詩更爲發展。梁武帝等人的開拓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梁武帝的談禪悟道詩的數量僅次於其樂府詩。他早年信道，晚年佞佛，他所撰寫的談禪悟道詩是其信道佞佛的自我寫照。這些詩，如同宗教哲學箴言，十分乏味，沒有什麼藝術可言。
梁武帝的第三類詩是宴遊贈答詩，內容較前兩類詩複雜。這裏有表現宗教哲理、宣揚佛教思想、規勸臣下信奉佛教之作，如《遊鐘山大愛敬寺》《覺新意贈江革》等;有巡幸記遊、描繪景物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詩》《登北顧樓》《天安寺疏圃堂》等;有送別詩，如《答任殿中宗記室王中書別詩》等。這類詩不乏上乘之作，如“舟楫互客與，藻蘋相推移。碧池紅菡萏，白沙青漣漪;新波拂舊石，殘花落故枝;葉軟風易出，草密路難披。薄遊朱明節，泛漾天淵池。”(《首夏泛天池詩》)該詩畫面景物鮮明，色彩絢麗多彩，讀來頗有韻味。再如：“蘭華時未晏，舉袂徒離憂，……謄言無歇緒，深情附還流。”(《答任殿中宗記室王中書別詩》)寫友人將別時深沉真摯的眷戀之情，也是贈別詩中較好的作品。
梁武帝的第四類詩是詠物詩，如《詠舞詩》《詠燭詩》《詠筆詩》等。這類詩雖窮力追新，但內容淺薄，可足稱道者甚少。
他的《贈逸民十一》：“如壟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游魚，魚有浮沉。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蹟易見，理相難尋。”此詩以樹木異心、飛鳥殊音、游魚浮沉、山高水深難以知曉的某些不可思議之處，來說明世間事物的本質、規律實在是難以尋求。
後世文人對齊樑詩總的評價不高，大都以爲其“嘲風月，弄花草”(白居易語)，“風雲氣少，兒女情多”。齊樑詩人缺乏匡世救時的崇高理想，也缺乏嚴肅認真的社會責任心，因此反映社會現實及言志述懷之作便不多見，充斥當時文壇的是大量的山水、詠物、豔情之詩。梁武帝的詩歌從題材、內容、風格諸方面來說，都無一例外地體現了齊樑詩歌的特點。這當然與他即位前漫長優裕的貴族生活環境不無關係。他雖然是一個開國創業之君，但即位前已官居高位，養尊處優，並未受過太多的打擊;其滅齊建樑，也只經歷過一年多的時間，而且非常順利。所以，梁武帝的詩歌中多“兒女情語”、“神仙道氣”，少“風雲之氣”，少言志述懷、積極進取之作，也就不奇怪了。
除了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外，梁武帝對音樂也頗有研究，他創制了許多新歌。《隋書·音樂志》上說：梁武帝“既善鐘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如“鼓吹，宋、齊並用漢曲，又充廷用十六曲”，梁武帝“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創新歌，以述功德”。梁武帝創制了不少頌揚佛教的歌曲，如“制《善哉》《大樂》《大歡》《大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磚》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
音樂繪畫
梁武帝重視禮樂。他素善鐘律，曾創制準音器四具，名曰“通”。每通三絃，以推月氣。又制十二笛和十二律相應。每律各配編鐘、編磬，豐富了我國傳統器樂的表現能力。他很喜歡繪畫，尤善畫花鳥與走獸。大畫家張僧繇善於寫貌，頗受梁武帝賞識。當時，梁武帝諸子多出鎮外州，梁武帝常常想念他們，便命張僧繇前往各州郡去畫諸子之像，懸於居室之中，梁武帝見圖如見其子，思念頓減。梁武帝信佛，在位時建造了很多佛院寺塔，也都命張僧繇作畫。
棋藝超羣
梁武帝對圍棋特別喜愛，棋藝也很高超。在齊朝爲官時，每逢閒暇，常徹夜不眠，與人弈棋。稱帝之後，興趣不減。大臣朱異、韋黯、到溉，都是他的棋友，名將陳慶之原先爲隨從時也常陪武帝下棋。每到興致高時，便不復君臣之別。一次，梁武帝又約到溉玩了一個通宵。到溉不能熬夜，一局未終，竟低頭睡着了。梁武帝見狀大笑，就做詩嘲諷他：“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到溉被喚醒，頗爲尷尬，及聽到梁武帝的詩句，又放聲大笑。君臣盡歡而散。
梁武帝對圍棋如醉如癡，也有因此誤事的時候。他晚年佞佛，有一個名叫榼頭師的和尚，頗爲他敬重。一天，梁武帝下敕召榼頭師入宮研討佛法，當榼頭師入宮的時候，梁武帝正在和人下棋，要殺死對方的棋子，便隨口說道：“殺掉!”左右侍從將此話理解錯了，以爲梁武帝要殺掉榼頭師，便不由分說，將榼頭師推出斬首。下完棋，梁武帝下令召見榼頭師，左右侍從回答說：“已奉旨將此人殺掉了。”梁武帝聽罷，後悔不迭。
時代風氣
由於梁武帝雅好詩文，大臣們紛紛效仿，甚至連赳赳武夫也能偶爾吟出幾句好詩來。天監六年(507年)，樑將曹景宗和韋睿在徐州大敗魏軍。班師回朝後，梁武帝在華光殿舉行宴會，爲他們慶功。在宴飲中，君臣連句賦詩。鑑於曹景宗不善詩文，怕他賦不出詩來難堪，負責安排詩韻的尚書左僕射沈約便沒有分給他詩韻。曹景宗深感不平，堅決要求步韻賦詩。梁武帝對曹景宗這種不甘人後的性格早有了解，於是安慰他說：“將軍是一位出衆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一首詩呢!”當時曹景宗已經有一些醉意，就乘酒興再三固請。梁武帝不願再掃他的興，便命沈約分給他詩韻。這時詩韻差不多已經分完，只剩下“競”、“病”二字。在這種侷限之下要按韻賦詩是很困難的。可是曹景宗只是稍微想了一會兒，便提筆賦出一首詩：“去時女兒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詩寫得自然流暢，而且非常切合眼前凱旋慶功的實際。此詩一出，語驚四座，文人們自嘆弗如，連梁武帝也感嘆不已，特命史官記入國史。
在梁武帝的影響和提倡下，樑朝文化事業的發展達到了東晉以來最繁榮的階段。《南史》作者李延壽評價說：“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這句話頗能反映當時的實際。
書法造詣
梁武帝在書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詣，可以在古代善書的帝王中排上前幾位。即使拋卻他的帝王身份，以一個書法家的標準來評判他的字，也自有其可觀之處。梁武帝當時常與陶弘景探討書法上的話題，陶弘景擅長行草書，師法鍾繇、王羲之。二者間的對話被整理爲《與梁武帝論書啓》流傳於後世，成爲書法史上的經典典籍之一。同時梁武帝還是歷史上第一個大力推崇王羲之書法成就的帝王，而在此之前王羲之的聲名往往被其子王獻之所掩。也因爲他的推崇，從那時的樑朝起，興起了第一波學習“大王”書法的風潮。同時梁武帝還留下了《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草書狀》《答陶隱居論書》《古今書人優劣評》，四部書法理論著作，都是歷代書法理論典籍中的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