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詢，即漢宣帝，本名劉病己，字次卿，漢武帝劉徹曾孫，戾太子劉據之孫，西漢第十位皇帝，在位共25年。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巫蠱之禍，襁褓中的劉詢曾下獄，後被祖母史家收養，直到漢武帝下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元平元年(前74)昌邑王劉賀被廢后，霍光等大臣將他從民間迎入宮中，先封爲陽武侯，於同年7月繼位，時年十七歲。第二年改年號爲“本始”。本始二年聯合烏孫國大破匈奴，導致匈奴呼韓邪單率衆來朝稱臣。神爵二年，平定西羌，正式將西域納入大漢版圖。黃龍元年十二月，劉詢因病崩於未央宮，葬於杜陵，諡號孝宣皇帝，廟號中宗。
爲政舉措
軍事
降服匈奴
自馬邑之謀(前133年)反擊匈奴開始，漢朝歷經襲破龍城、河南、高闕、定襄、河西等系列會戰 ，終至漠北之戰(前119年)擊敗匈奴 ，從此奠定漢強匈弱的格局。但匈奴並未臣服，相反經過十幾年的恢復後，聲勢復振，與漢爭鬥竟敗少勝多，漢武后期有趙破奴2萬騎受降城之沒、李廣利3萬騎天山被圍犧牲六七、李陵5千步兵浚稽山敗沒，甚至最後李廣利7萬鐵騎燕然山全軍覆沒，不過匈奴慘勝猶敗，內部又有不和，雙方實力對比也未轉換。
宣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年)，漢朝發鐵騎16萬餘兵
馬，分五路攻打匈奴，這是兩漢400年最大規模的一次對外騎兵出征。同時，派遣校尉常惠前往烏孫，節制烏孫騎兵5萬餘，與漢軍東西並進，形成一個巨大的鉗形攻勢，夾擊匈奴。匈奴畏懼漢軍，驚惶西逃恰遇烏孫兵，一場激戰大敗而歸，常惠因此封爲長羅侯 。
第二年(前71年)冬，匈奴再襲烏孫，遇大雪，生還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烏孫、烏桓與丁令的乘勢攻擊，國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國力大爲削弱。不久，漢軍3千騎擊匈，都能捕得幾千匈人而還，匈奴亦不敢報復，而且更向往與漢和不是戰了 。
神爵二年(前60年)，統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賢撣與新任單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關係不睦，帶着數萬人投降漢朝 。日逐王被封爲歸德侯。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韓邪單于親往帝都長安，俯首稱臣做北藩，“匈奴款塞、單于來朝”成爲宣帝朝的一大盛事 。
囊括西域
自張騫之後，七十餘載漢匈相爭，直至匈日逐王歸降之際，漢宣帝神爵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設立，西域廣袤地域正式歸漢朝管轄。本始二年大捷後常惠被派再返烏孫，賞賜其有功人員 。因龜茲(西域一大國)曾殺漢屯田校尉賴丹，回國途中，常惠徵調西域諸國5萬人馬，往攻龜茲，迫其國王謝罪並交出兇手姑翼，即斬殺之。
西域歷來是漢匈的第二戰場。西域本匈奴勢力範圍，匈奴置僮僕都尉駐紮在焉耆一帶，管轄西域諸國。漢武帝通西域、敗匈奴、伐大宛後，聲威亦遠震此地，漢使往來不絕，並屯田渠犁。漢匈遂在西域形成了拉鋸戰，你來我往，此消彼長，情形至爲複雜。武帝后期，因擊匈失利和詔罷輪臺之戍，漢勢有所減弱，昭帝時，霍光遣傅介子計斬樓蘭王，漢朝對西域的影響又有所加強。到了宣帝初年，漢匈仍以天山爲界，南爲漢朝勢力範圍，北則爲匈奴。
車師屬於北道，爲匈奴控制，對漢朝不敬。宣帝親政的第一年(地節二年，前68年)，即遣屯田渠犁的鄭吉，發附近西域諸國兵1萬餘及屯田1500漢兵，往討車師，擊破降服之。匈奴派兵來戰，鄭吉領兵迎擊，兩軍遭遇，匈奴竟害怕退去。後來，鄭吉派遣300漢兵屯駐車師。
不久，南道的莎車王弟呼屠徵，殺了親漢國王萬年與漢使奚充國，自立爲王，並煽動南道諸國，叛離漢朝，南道因此阻斷不通 。當時鄭吉還在北道，恰奉宣帝派遣馮奉世正出使大宛途中。馮奉世果斷行動，徵發西域諸國兵15000餘，進攻莎車，打下了都城，平定了南道，並把驚懼自殺的呼屠徵首級，一路傳送到長安 。此乃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的事。馮奉世之後到了大宛國，國王對他尤其禮敬，因此還得到該國名馬“象龍”，帶回了長安 。
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賢撣帶着數萬人投降漢朝，宣帝特派鄭吉，發渠犁、龜茲諸國兵5萬，前往迎降，一直護送至京師長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斬殺。鄭吉破車師，降日逐王，聲威大震西域，宣帝乃拜之爲西域都護，封安遠侯，兼護車師以西北道諸國。鄭吉遂在西域中心，設置幕府，修築烏壘城，距陽關2700餘里，統領天山南北，漢朝號令得以正式頒行於遼闊西域 。
西域都護的設置，不僅是漢王朝，更是華夏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大事件。從此之後，漢匈相鬥七十餘年，東自車師、鄯善，西抵烏孫、大宛，西域諸國盡歸漢朝版圖，張騫之始，鄭吉之終，漢武之願，漢宣實現。
從此以後，天山南北廣袤之土、雄闊之地，終屬華夏之疆、中華之域。匈奴也更加衰弱，不敢再與漢爭鋒西域，以前設置的僮僕都尉，也灰溜溜罷廢了。
大破西羌
西陲之羌，盤踞青、隴，民風剽悍，勇猛好戰，策應匈奴，擾我邊疆。宣帝遣趙充國討伐，兩年完全平定，因置金城屬國安置降羌，也就是西域都護設立的那一年。
武帝后期，聚居在現今青海省境內的羌族，經常向內地侵擾，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聯合羌人共同侵擾漢朝。面對這種形勢，武帝曾提出要斬斷匈奴右臂，指的正是這種聯合，但派去的士兵也爲羌人所敗。這時，羌入又逐漸向湟水以北移動，找尋農民棄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時羌人各部落也有聯合一致的趨向，郡縣官吏也禁止不了。這時匈奴又想勾結羌人，以擴大對漢西部的侵擾。漢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大通河東岸)的軍隊，被羌人打敗，損失甚衆。
宣帝期間，光祿大夫義渠安國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長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漢民不種田的地方畜牧 。義渠安國向朝廷報告這個情況。趙充國彈劾義渠安國奉使失職。從此以後，羌人依照以前的話，擅自渡過湟水，當地漢朝的郡縣長官不能禁止 。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部落與各個羌族部落酋長二百多人“解仇交質”，訂立盟約，打算共同侵擾漢朝地區 。宣帝知道了這事，問趙充國如何對策，趙充國指出，羌人爲患，一是羌族原來各部落互相攻擊，易於控制，但近幾年來他們“解仇合約”，共同反漢;二是羌族與匈奴早就打算聯合;三是羌族還可能“結聯他種”，即與其他種族聯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爲之備”的建議 。過了一個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擊鄯善、敦煌，以切斷漢朝與西域的通道。趙充國估計事情不那麼簡單，需要深謀遠慮。他向朝廷提出建議：一是加強軍事上的邊防;二是離間羌族各部落而偵探其預謀。
神爵元年(前61年)春，漢朝中央兩府(丞相、御史)又推薦義渠安國出使諸羌，瞭解其動向。義渠安國不懂策略，一到羌部，就召集先零部落的頭領三十多人，以他們都有逆而不順之罪，全部斬首。調兵鎮壓先零之民，殺了一千多人。於是羌族各部及歸義羌侯楊玉等都很震恐，離開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漢邊塞，攻城邑，殺長吏義渠安國以騎都尉身份帶領三千騎兵守備羌人，被羌人所擊，損失慘重。他領兵退到令居，向皇帝報告 。
漢宣帝意欲起用趙充國平叛，但這時趙充國已七十多歲，漢宣帝就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問誰可以爲將，趙充國很自信地回答：“無逾於老臣者矣。”宣帝又派人去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趙充國答：“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意思是說，用兵不能遠離戰場空想，而要親臨前線觀察，然後作出對策。他要求漢宣帝交給他任務，不必擔憂。漢宣帝笑着答應了 。
於是，趙充國雖年逾七十，仍督兵西陲，挫敗羌人進犯。回來以後，三向朝廷上書，詳細分析了形勢，建議防事變於未然，提出了“以兵屯田”的主張，得到宣帝的讚賞。宣帝因他年老，問他：“派誰去帶兵最合適呢?”他回答得很痛快：“再沒有比老臣更合適的人選了。”又問：“需要多少人馬?”答“百聞不如一見。臣願立刻去金城(今蘭州附近)測看地形，寫出方案來。陛下把此事交給我辦好了。”他就領騎兵不滿萬人，迅速出師，巧渡黃河，立穩陣腳，作好戰鬥準備。到達湟水岸邊，羌人多次挑戰，他堅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解散羌人各部落聯合的計劃。這時，他建議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兩岸)作爲持久之計，提出亦兵亦農，就地籌糧的辦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並作田，不失農業”;“將士坐得必勝之道”;“大費既省，徭役預息”等“十二便”。這對當時支援頻繁的戰爭，減輕人民負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影響到後世。
經濟
調整經策，整頓工商
漢昭宣時期，以“輪臺詔令”爲基本依據，認真總結了漢武帝時期推行經濟政策的經驗教訓，大刀闊斧地進行調整政策，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漢武帝時期工商業官營政策暴露出諸多弊端，昭帝時期就引起了較大非議。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開的鹽鐵會議上，衆臣對這些政策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導致了“罷郡國榷沽”的結果，但其他各項仍未罷除。宣帝親政後，繼續整頓這些政策，曾於地節四年(前66年)九月下詔：“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憫)之。鹽，民之食，而賈鹹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由此可見，工商官營政策在昭宣時期雖然仍在執行，但經過整頓，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貪污腐敗等問題，在一定時期內得到了有效抑制，這有利於百姓的“休養生息”。
抑制兼併，輕徭薄賦
針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無)立錐之地”的現象，爲制止土地兼併，劉詢即位後，先後三次詔令把“貲百萬者”的豪強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後將其土地或充爲公田，或配給無地、少地的貧民。還把國家苑囿或郡國的公田，借給少地或無地的貧民耕種，使他們儘可能地擺脫豪強的控制，重新變爲國家的編戶(假民公田)。 劉詢繼續奉行了昭帝時期的輕徭薄賦方針。公元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當年租稅。後又對遭受旱災、地震、病疾的地區，免除三年的租賦。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鹽價，減輕老百姓過重的負擔。公元前55年，他下令減少天下口錢。公元前52年，又下令減收全國百姓算賦錢，1算減30錢。公元前51年，又再次詔令免除當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儘量減省。當時，漕運所消耗的人力很多，僅從關東向京師運谷400萬斛，每年就需用6萬人的勞力。他採納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的建議後，在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買糧，供給京師所用，一下就減省關東多半的漕卒。 在劉詢的大力倡導下，各級官吏都將勸科農桑、發展生產作爲首要政務。劉詢還派農業專家蔡葵爲“勸農使”，巡視全國，指導農業生產。在劉詢統治後期，國內經濟繁榮，農業連年豐收，谷價創造了漢代的最低價。
設立常平倉
五鳳四年(前54年)正月，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便在向宣帝奏請在邊郡設立常平倉，以供給北部邊防之需，減省轉輸漕運之費。
相關背景：“常平”源於戰國時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即政府於豐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穀賤傷農，歉年賣出所儲糧食以穩定糧價。范蠡和《管子》也有類似的思想。漢武帝時，桑弘羊發展了上述思想，創立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
實施方案
漢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運時，輸谷四百萬斛到京師需要動用關東漕卒六萬人，耗費相當驚人。因此耿壽昌建議就近購買三輔及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之谷，認爲足以滿足京師所需，且可將漕卒的員額減省一半;同時又奏請將海租(水產稅)增加三倍 。儘管早在神爵元年時，趙充國就已有趁低價在金城郡多糴谷蓄的建議，但時隔七年之後耿壽昌纔將之奏請實施，並將試行的範圍由金城一郡擴大到整個北邊，這就足以說明，漢朝這些年來積蓄的穀物已經豐富到了足夠支撐這個龐大計劃的地步;而谷價的長期低迷，則說明實施這一計劃的內外部條件到這時已經完全成熟。這兩項條件的完備使得常平倉的設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義，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當的把握。雖然御史大夫蕭望之以“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爲由，又認定
耿壽昌之舉實乃“費錢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因而極力反對，宣帝仍然一一照準 。
耿壽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暢達，他便又下令在邊郡各地築造穀倉，於谷價低時加價糴(dí)入、價高時則降價糶(tiào)出，以平抑谷價，調劑各邊郡的穀物供給，名曰“常平倉”。常平倉的設立，是以國家的財力爲後盾、以改變市場供應量的手段來達到穩定谷價，調節市場的目的。這樣既能減輕過低的谷價對中小農戶的傷害，保護他們的切身利益，又使國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數量的糧食儲備，能夠維持邊防的穩定。百姓得其便利，國家也得以安定，一舉而兩得。
意義
漢宣帝時期設立的“常平倉”作爲調節糧價，儲糧備荒以供應官需民食而設置的糧倉，主要是運用價值規律來調劑糧食供應，充分發揮穩定糧食的市場價值的作用。在市場糧價低的時候，適當提高糧價進行大量收購，不僅使朝廷儲藏糧食的大谷倉一太倉和甘泉倉都充滿了糧食，而且邊郡地方也，倉廩充盈。在市場糧價高的時候，適當降低價格進行出售。這一措施，既避免了“穀賤傷農”，又防止了“谷貴傷民”，對平抑糧食市場和鞏固封建政權起到了積極作用，還對邊疆的糧食儲備產生有利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羣衆的利益和願望。
文化
興盛《穀梁》
漢宣帝帝繼昭帝時期霍光主持召開鹽鐵會議之後，又在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閣召開了盛大的儒家經學會議，講論“五經”同異問題。
漢武帝時，尊崇《公羊》，詔令太子劉據學《公羊春秋》，從此《公羊》興盛。 而劉據通曉後，又私自請求《穀梁傳》而喜歡它。漢宣帝即位，聽說祖父喜歡《穀梁春秋》，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和侍中樂陵侯史高，都是魯人，說穀梁子本是魯學，公羊氏是齊學，應當興學《穀梁》。
甘露三年(前51年)，漢宣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在殿中大辯論，平均《公羊》、《穀梁》異同，各自用經論處是非。《公羊》多不被贊同。蕭望之等十一人各自用經義覈對，多贊同《穀梁》。漢宣帝親自進行審定，於是設立樑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穀梁《春秋》博士。 從此《穀梁》學大爲興盛。
這種現象只有在寬鬆的政治條件下才有可能，而且爲加強思想的進一步統一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頒行《史記》
太史公司馬遷有一個女兒嫁給楊敞。司馬遷死後，他的《史記》漸漸流傳開來 。楊敞與司馬氏育有二子，大兒子楊忠，小兒子楊惲。楊惲最先看外祖父寫的《太史公記》，對《春秋》也很熟悉，因爲有才能得到人們的稱讚。楊惲喜歡結交英俊傑出的儒生，名顯朝廷，被提拔爲左曹。霍氏謀反，楊惲先聽說了，通過侍中金安上稟告皇帝，於是皇帝召見楊惲，讓他稟報霍氏謀反的事。霍氏家族服罪被殺，楊惲等五人因爲舉告有功賜封爵位，楊惲被封爲爲平通侯，遷升中郎將。
楊惲看到此時朝政清明，開始陳述司馬遷的著作，於是《史記》得以公佈開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