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炎，即晉武帝，字安世，晉宣帝司馬懿之孫，晉文帝司馬昭嫡長子，晉元帝司馬睿嗣父(堂伯)，生母是文明王皇后，晉朝開國皇帝，在位共24年。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爲政舉措
經濟
太康盛世
全國統一後，西晉政治上趨於安定，但由於多年戰爭的創傷，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艱苦。特別是皇室和權貴們無限制地霸佔土地，更加重了農民的苦難。據說，長安東南的藍田縣，有一個很不起眼的“雜牌將軍”龐宗，就佔良田幾百頃，其他達官貴人就更不必說了。農民沒有土地，豪門世族利用佔據的田地肆意盤剝農民。西晉初年，晉武帝把解決土地問題作爲發展經濟的重要內容之一。爲此，他制定了“戶調式”的經濟制度。
戶調式共有三項內容，即佔田制、戶調製和品官佔田蔭客制。
佔田制是把佔田制和賦稅制結合在一起的一條法令。晉武帝時，對人口年齡進行了分組：男女16歲～60歲爲正丁;13歲—15歲、61歲—65歲爲次丁;12歲以下爲小，66歲以上爲老 。佔田制規定：丁男一人佔田70畝，丁女佔田30畝 。同時又規定：每個丁男要繳給國家50畝稅，計四斛;丁女繳20畝稅;次丁男繳25畝稅，次丁女免稅。
這一規定，使得每個農民都可以合法地去佔有應得的田地。不少豪門世家的佃戶，也都紛紛脫離主人，去領取屬於自己的一份土地。佔田制發佈以後，不少農民開墾了大片荒地，這對農業經濟的好轉起到一定的作用。
戶調製即徵收戶稅的制度。戶調不分貧富，以戶爲單位徵收租稅。這一制度規定：“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對邊郡及少數民族地區的戶調也作了具體的規定：邊郡與內地同等之戶，近的納稅額的三分之二，遠的納三分之一。少數民族，近的納布一匹，遠的納布一丈。
品官佔田蔭客制是一種保障貴族、官僚們經濟特權的制度，同時也有爲貴族、官僚們佔田和奴役人口的數量立一個“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無限制地兼併和隱瞞戶口的情況出現。此制度規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佔田。第一品佔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每低一品，少五頃。”對於庇廕戶，“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十五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庇廕戶的佃客，爲私家人口，歸主人役使，不再負擔國家徭役 。
實行戶調製的詔書發佈之後，遭到了豪門世族的抵制。他們或是隱田不報，或是反對農民佔有耕地。
儘管司馬炎的戶調式遭到了種種阻礙，但這一制度從一定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將大量的流動、閒散人口安置到土地從事生產，這對於穩定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司馬炎很注意開墾荒地，興修水利。如在汲郡開荒五千多頃，郡內的糧食很快富裕起來，又修整舊陂渠和新開陂渠，對於灌溉和運輸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由於數十年的戰亂，中原地區經濟遭到極爲慘重的破壞，人口也大減。晉武帝的故鄉河內郡溫縣，人口也只有原來的幾十分之一。爲此，晉武帝決定採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區的人口。他下令，17歲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則由官府代找婆家。滅蜀之後，招募蜀人到中原，應召者由國家供給口糧兩年，免除徭役20年。滅吳後，又規定吳國將吏北來者，免徭役10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20年。
泰始四年(268年)，晉武帝還設立了“常平倉” ，豐年按適當價格拋售布帛，收購糧食;荒年則按適當價格出售糧食，穩定糧價，維持人民的正常生活。晉武帝一再責令郡縣官吏，要“省徭務本”，打擊投機倒把、囤積居奇 。
由於司馬炎採取了這樣一系列有力的經濟措施，使農業生產逐年上升，國家賦稅收入逐年充裕，人口逐年增加，僅平吳之後不到三年時間，全國人口就增加了130多萬戶，出現了“太康繁榮”的景象。
太康元年(280年)，全國共有人口1616.3863萬人，每戶人數6.57人，增長率爲-1.00%。
君臣賽富
西晉的皇族和貴族都有優裕的經濟基礎，政治的安定與統一更幫助他們累積了大量的財富，於是縱情享受，過着豪華奢侈的生活。司馬炎領先作了荒淫奢縱的表率，《晉書·后妃傳》稱：司馬炎“多內寵，平吳後，復納吳王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使宴寢。”以中國史上開國皇帝而論，實未有如是荒怠縱慾者，以致小人當權，奢侈浪費，風氣日漸敗壞。公卿貴遊也跟着競富爭豪，大臣何曾每天吃飯用一萬錢，還“無處下箸”，他的兒子何劭一定要吃四方畛異，一天膳費二萬錢。王愷是武帝的母舅，曾與當時首富石崇比賽炫耀財富，爭誇豪麗。爲維持這種奢靡腐化的生活，必然加緊聚斂，因此貪污納賄，習以爲常，當時有人指：“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可見爲害之大。
文化
太康年間，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經濟生活有了好轉。與此同時，晉武帝還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弘揚民族文化，爲中華民族古代燦爛的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當時，盛行着一種被後人稱頌的“太康文學”，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陸(陸機、陸雲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張(張載、張協、張亢兄弟)。
太康三年(282年)，洛陽的人們紛紛購買紙張，原來有一個名叫左思的文人，寫了著名的《三都賦》，人們紛紛傳抄，引起了紙張奇缺，紙價飛漲，“洛陽紙貴”從此便流傳開去。“賦”是一種文體，兼有詩歌及散文的性質，極講究文采與韻律。據說，最早的賦是戰國時荀況的《賦篇》，一般賦都寫得比較短。而左思的《三都賦》不僅辭藻優美，鏗鏘有聲，而且長達一萬多字，成爲舉世僅有。左思門第不高，母親死得早，他又是個結巴子，小時學過書法、音樂和兵法，但都沒什麼成就。他的父親曾對人說：“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現在還遠遠不及我年輕的時候。”這句話深深地刺激了左思，他從此刻苦攻讀，奮力筆耕，用了一年時間寫出了《齊都賦》，受到人們好評。泰始八年(272年)，他決心寫出《三都賦》。“三都”，即鄴、成都、建業，分別是三國鼎立時魏、蜀、吳的都城。他感到自己資料缺乏，便向朝廷提出，要求當一名管理圖書和著作事務的祕書郎。晉武帝隨即同意了，並告訴他，凡是朝廷裏收藏的有關這三個都城的圖籍和資料，他都可以隨心所欲地閱讀和查證。
在司馬炎的關照下，左思這個出身寒門之人，用了十幾年時間，終於寫出《三都賦》。這是由《蜀都賦》、《魏都賦》、《吳都賦》三篇獨立又相聯結的賦組成的。賦中有三個假設人物：東吳王孫，西蜀公子，魏國先生。通過他們相互之間的傾訴，寫出三個名都的概況、歷史、物產、風土人物和各自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面貌。《三都賦》一問世，立即轟動整個洛陽城，它不僅在中國歷史和文學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而且對於考證、瞭解三國時期的歷史狀況，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左思的詩也寫得非常好。著名的《嬌女詩》語言樸素，感情真摯，把對小女兒的疼愛之情躍然紙上，後來的大詩人陶淵明的《責子》、杜甫的《北征》、李商隱的《驕兒詩》等，都受到它的影響。
在西晉的文壇中，最負盛名的要算陸機，被後人稱爲“太康之英”。他的詩歌意新詞秀，講求形式的華美，以其深厚的筆力，優美的辭藻，純熟的技巧，表現了一種華貴之美。這種藝術追求，極大地影響了太康文學的藝術傾向。他的《文賦》是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上第一篇系統的創作論，對後世文學創作和理論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君子行》中“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的詩句，被不少後來的人所引用，以反映人們對政治環境和人生禍福無常的體會。《赴洛道中作》，是陸機五言詩的傑作，其中“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等，都是情景交融的佳句。陸機還是著名的書法家，所寫的章草《平復帖》流傳至今，是書法中的珍品。另外，據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陸機還有畫論。
西晉初年，是人才輩出的時代。在文學藝術方面，除了左思、陸機等一批文學家外，在其他領域還出現了不少傑出人物，他們對中國古代文明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所有的這些文明與晉武帝司馬炎開明的文化政策和人才保護措施是分不開的。
地理學家裴秀，是晉朝的尚書令。裴秀的舊交郝詡給他人寫了一封信，說：“尚書令裴秀是我的老相識，你如有什麼事要他幫助關照，我給你去說說，這點面子他總會給的。”於是，有人將信作爲罪證告到晉武帝面前，說裴秀假公濟私。晉武帝爲裴秀辯解說：“別人求裴秀辦事，是別人的事，裴秀怎能預先防止呢?況且假公濟私還沒有成爲事實，裴秀有什麼罪呢?”不久，司隸校尉李熹又告發說：“劉尚替裴秀強佔官田，裴秀有罪，應該關押!”晉武帝又給他開脫說：“強佔田地罪在劉尚，爲何要關押裴秀?”晉武帝的公正無私，不信讒言，使裴秀在地圖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早在魏末，裴秀曾隨司馬昭出軍討伐諸葛誕，跑了不少地方，由於地圖有誤，吃了不少苦頭。明明地圖上似乎很近的地方，但跑了幾天也看不見影子，明明地圖上沒有山也沒有水的標記，但真到了那兒，卻冒出連綿的山岡或洶涌的河流來。尤其是宮廷珍藏的那份地圖，是幾十匹綢子製成的，使用起來十分不便。裴秀髮奮鑽研，改革地圖，修正錯誤。他首先運用了簡縮的技術，用“一分爲十里，一寸爲百里”的比例尺，把那幅用幾十匹綢子做的巨圖縮畫成了《地形方丈圖》。裴秀還提出了繪製地圖的六個基本要點，即比例尺、方位、交通路線的實際距離、地勢起伏、
地物形狀和傾斜緩急等。這些都是世界地圖學史上劃時代的創新，除了經緯度和等高線外，已經包括了現代化製圖的基本要素。這在自然科學不發達的一千多年之前，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貢獻。 大醫學家皇甫謐，也是生活在西晉太康年間。他42歲得了風溼病，半身癱瘓，長期臥牀，但他博覽羣書，很有才華。司馬炎得知後，多次下詔要他出來做官，但他推說有病，婉言謝絕。他在病牀上開始摸索鍼灸，一邊攻讀醫書，一邊在自己身上做試驗。經過7年苦心鑽研，他不僅治好了自己癱瘓多年的疾病，而且鍼灸技術越來越高，發現了不少鍼灸穴位，創立了自己的鍼灸理論，寫出了《鍼灸甲乙經》。此書不僅在我國醫學史上是一部偉大的著作，而且還流傳到國外，從6世紀開始，朝鮮、日本的醫生都把它奉爲必讀的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