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原名朱重八，明朝開國皇帝，年號洪武，在他的統治下，社會生產逐漸恢復和發展，史稱“洪武之治”。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少年時期
衆所周知，朱元璋的童年生活是十分悲催的，悲催到他父母死後都“貧不克葬”的地步。雖然朱元璋生活極度清苦，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變壞，反而很有是非觀念，地主階級和官吏們的醜惡嘴臉以及老百姓的人間疾苦，一直都深深地埋藏在他內心深處。
之所以這麼說，從朱元璋稱帝后對官和民採取的若干措施可以看出。我們很容易發現，他的很多措施對底層老百姓十分厚道，但是，對地主階級和官吏們又十分刻薄。
對於老百姓，他制定了極低的賦稅水平，還爲老百姓建立了一系列的民政福利制度。對於地主階級，嚴厲打擊，例如“徙富室以實京師”，製造冤假錯案，抄沒他們的家產。對於官吏，他把官吏俸祿定得極低，史稱“明官俸最薄”。
顯然，他忘不了以劉徳代表的地主階級的貪婪與無情，也忘不了下層官吏的醜惡形象，反而對他善良的百姓心懷感恩(例如稱帝后報答了劉繼祖、汪大娘等家鄉人)。四木以爲，這應該是他少年時期善惡分明的心理狀態的體現。
三年流浪生涯
1346年，走投無路的朱元璋開始了自己的三年流浪生涯。行走於險惡的江湖，朱元璋對中國的社會有了深入的瞭解。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時，他認識了善良、慷慨，也見識了冷酷、邪惡，領略了勇敢、義氣，也見到了苟且、墮落。
顯然，三年流浪生涯讓他對人性有了深刻的認識，但也深刻改變了他的性格。畢竟，每天在飢餓線上掙扎，對他來說，活着纔是目的，吃飽纔有價值，其他的一切禮義廉恥，善惡是非好像已經失去了之前的意義。
所謂“無毒不丈夫”，在惡性生存的競爭中，只有那些最狠毒的人，才能適者生存，這對於朱元璋而言也是一樣，因此，我們可以認爲這段流浪生活即使沒有完全改變，也損害了他之前的道德素質。此時，他的狠毒之心已經生長，但是還沒有顯露出來。那要什麼時候才能暴露出來呢?我們姑且往下看。
由士卒到統帥
1352年，朱元璋再次走投無路，選擇投奔郭子興。郭子興可以說是朱元璋的伯樂，他很認可朱元璋，甚至很快就把自己的義女許配給了朱元璋。而此時的朱元璋也是一個懂得感恩的人。畢竟很多史料記載，他多次救郭子興於危難之中。
但是，等到郭子興死後，朱元璋不僅設計奪得了郭子興部隊的所有權，甚至連郭子興的兒子和女婿都被他借刀殺人“犧牲掉”。至此，他骨子裏的狠毒的一面已經暴露出來了。
再後來，隨着他勢力的進一步膨脹，他成了吳王，已經有了稱帝之心。爲了自己的輿論形象，曾經的老上級北方紅巾軍的領袖韓林兒也在他手下死於非命。但是，我們到現在仍然找不到充分的證據證明。
直到目前爲止，儘管朱元璋的狠毒之心已經昭然若揭，但是我們依然不能說他足夠狠毒了，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畢竟他的處理手段太高明瞭，也就是說他雖然狠毒，但是畢竟還懂得對自己的狠毒行爲想方設法加以掩飾。
登帝之後
1368年，朱元璋登基稱帝，但是內心很不自在，因爲中國人向來重視門第，畢竟自古以來好像沒有乞丐做天子的先例。所以他處處小心翼翼，每天殫心竭慮，除了自己的兒子，他對誰都不相信。
後來，他還建立了錦衣衛，對所有的人進行祕密監視，甚至創造了文字獄，都是爲了將任何可能的危險消滅在萌芽狀態。但是，好像即便如此，這樣還是不夠安全。
於是，朱元璋一手炮製了明初四大案，如果說“空印案”和“郭恆案”，爲了整治貪官污吏，我們還能理解，那麼“胡惟庸案”與“藍玉案”朱元璋爲了自己的中央集權，牽連了太多的無辜，實在是有些太過狠毒了。但是，即便此時，他還知道爲自己的狠毒行爲找各種各樣的理由。
朱元璋晚年
等到朱元璋的晚年，特別是朱標太子病逝後，考慮到朱允炆繼位的風險。他幾乎把之前所剩的功臣宿將全部處理乾淨了。如果說之前不少功臣宿將過於飛揚跋扈，違法亂紀嚴重，那麼像馮勝、傅友德之類的實在是罪不至死。
到此爲止，我們可以說，朱元璋已經達到了狠毒的極限。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爲之前他殺害自己的恩人他還想方設法加以掩飾，後來殺害自己的功臣他還懂得找藉口，而現在他已經懶得這麼做了，他的內心已經被狠毒完全佔據。
所以，不管這個人的功勞有多大，貢獻有多多，只要對他的朱家江山有絲毫威脅，他就直接來一個賜死，一了百了。此時，他的內心已經完全失去了絲毫的廉恥之心，善惡之分，完全顧忌不到自己的行爲帶來的影響以及後世對他的評價了，可謂狠毒之至。
總結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朱元璋在少年時期曾經是一個善惡分明的人，但是三年的流浪生活對他的本性已經造成了影響，損害了他的道德素質。他的狠毒的一面，在他從軍直到稱帝之後都有所體現，但並不明顯，因爲當時的他還會爲自己的行爲進行掩飾或者找藉口。而到了他的晚年，他已經懶得這麼做了，他開始肆無忌憚地毫無理由地處理任何有礙朱家王朝長治久安的人，所以，我們可以說他的內心的狠毒也已經達到了人性的極限。
本爲一家之言，四木拋磚，無他，只爲引玉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