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歷史上的讀書人而言，莊子永遠是他們精神追求上遙不可及的巔峯。這種巔峯的文化意義，在於“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莊子·大宗師》)。進入“坐忘”境界的莊子，是世俗完全擺脫、心靈徹底自由的一個象徵。所以，莊子作爲“圖騰”，始終爲古往今來的讀書人所仰慕，所效仿。在他們看來，莊子那種既不“入世”，又不“避世”，姑且“遊世”的人生哲學(“不傲睨萬物，不譴是非而與世俗處”)，乃是“十有九人堪白眼”處境中的自己最好的精神慰藉。區別僅僅在於有的人是出乎本性主動朝着這方面做努力，如“渾身上下靜穆”的陶淵明;有的人則是在人生道路上摔了跟頭之後再回過頭來尋覓莊子這個精神港灣，如李太白、蘇東坡。不過，殊途而同歸，這恐怕也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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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莊子是人不是神，他的德行、他的修爲也並非一朝一夕精進到這樣的地步。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即便是天才，他離開娘肚子的第一聲哭，也同平常的嬰兒一樣，而絕不可能是一首美妙的詩或者是一曲動聽的歌。依我看，莊子能夠參悟天地的奧祕、省識人生的玄機，恐怕有幸依賴於他自己仕途上挫折所提供的特殊契機。換句話講，莊子與官場的種種瓜葛，恰好使得他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有了一個正確的方向，從而真正超越了世態常情的羈絆，走向了“一是非而齊生死”的境界。
衆所周知，中國讀書人的千般苦悶、萬種煩惱，都出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社會世態。作爲“毛”，管你是白毛黑毛、粗毛細毛，還是軟毛硬毛、長毛短毛，都得依附在特定的社會體制這張“皮”上，而毛的意義、毛的作用，按傳統的認知理念，則又在於能否當官，進入主流圈，擁有話語權，而不被邊緣化。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云云，其實就是指讀書人能把自己的知識、智慧、能力開出一個好價格，兜售給帝王家，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當然這只是在“吾皇聖明”的盛世時代)，換取一頂頂大小不一、形態各異的官帽戴戴。似乎只有這樣纔算是實現了自己的價值——“達則兼善天下”。
於是乎，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都爭先恐後地往仕途上擠，擠得齜牙咧嘴，碰得頭破血流。即如唐太宗李世民所樂觀其成的“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理想場面。在這種情況下，哪裏還能標榜什麼“精神自由”，奢談什麼“人格獨立”。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你既然仰人鼻息，暫時當穩了奴才，有了“扯淡”、“幫閒”甚至於“幫忙”的機會，那自然只能是以人家的意志爲意志，出主入奴，亦步亦趨，做得好一點的，爭取當一個良知未泯的“清官”，定力不足的，則不免“爲虎作倀”，禍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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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意義上講，讀書人與官場關係的深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他的自然本色還能保持幾許，他的心靈自由還能留存多少。莊子、陶淵明等人與官場瓜葛比較少，他們的精神自由空間便相對寬闊一些，可以大白天睡懶覺，夢蝴蝶，“鼓盆而歌”;可以吟詠“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的詩句，可以“手揮五絃，目送飛鴻”。王摩詰、李太白、蘇東坡等人對於官帽比較熱衷，老是幻想着“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角色，殷切期待着“天上掉餡餅”一類好事的發生，以便可以“仰天大笑出門去”，因此，他們的心靈便難免要多受一些折磨，患得患失、自尋煩惱，“舉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斷水水更流”了。至於韓愈、柳宗元、司馬光、王安石、曾國藩之流，亦官亦學，一副“如欲平治天下，捨我其誰也”的腔調，儘讓人看了噁心，則更是自檜以下，不足具論了。莊子的走運，我覺得正在於他仕途上的坎坷，因此而避免了“失足”的尷尬，擺脫了“沉淪”的危險。不管是出於養家餬口的原因，還是因爲其他因素的考慮，莊子他一開始也不怎麼清高，不怎麼瀟灑，也曾涉足於仕途，在宋國蒙地當過一陣子“漆園吏”。
這個管理漆園的官職，至多相當於今天小小的科長，不入流，沒有品，收入不會太多，事情操心不少，典型的責任不輕，辛苦多多。一年到頭要爲漆園的經營忙前忙後，日曬雨淋，夏天在毒日底下烤得全身脫皮，冬季在寒風之中凍得手腳裂口，既沒有了讀書撫琴的時間，又喪失了吟詩作畫的雅趣。更要命的是，漆在當時屬於國家戰略物資，修繕宮殿需要它，製作武器需要它，老百姓日常生活也離不開它。
所以國家對它的出產與質量加以關注和重視乃是勢所必然，理有固宜。這意味着上級官員動輒要蒞臨漆園，考察監督生產的進度，考覈審計工作的實績。不過如此一來，莊子便更是大倒其黴了：不得不勞心費神、加班加點整理彙報材料，編造各種數據，填寫各種報表;不得不低眉順眼、哈腰迎往送來，陪宴敬酒。在酒席上不斷經歷從“豪言壯語”到“花言巧語”，止於“不言不語”(完全醉倒，鑽到桌子底下，不能吭聲的最高酗酒境界)的遊戲過程。這種日子，就像《聊齋志異》“促織”篇中那位可憐的小吏成名那樣過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這如何讓生性自由的莊子能夠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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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好歹還是個縣令，正兒八經的“正處級”，可他尚且不願爲“五斗米”折腰，掛冠而去，回鄉下老家種瓜栽豆，過自食其力的生活，“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莊子他的“漆園吏”官銜比起縣令來，又低了不知多少級，當然更不願爲“五升米”折腰了。於是乎他的選擇也就只有一個：趁早辭官，去做“涸轍之鮒”，到爛泥溝裏自由自在去搖曳自己的尾巴，“無己”、“無名”、“無功”、“無待”。可見，莊子不願當官，最初的動因，恐怕是嫌官職太小，只有辦事的辛苦，沒有吆五喝六的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