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代開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二百多年間，中國都是在打打殺殺中度過的：安史之亂、藩鎮割據、五代十國。不但老百姓流離失所，連皇帝都是高危的職業。軍旅出身的宋朝開創者趙匡胤決定，從制度建設上終結武人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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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五代十國，歐陽修有過一個統計：“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也就是說，五十三年間，換了五個家族十三位皇帝。被殺的皇帝有八個，其中大的不過十來歲，小的甚至三四歲就死於非命。
槍桿子決定一切的世界，實在太讓人絕望了。費盡心機得來的榮華，轉眼又成泡影。在這個世界裏，沒有勝利者。以兵變從孤兒寡母手中奪了江山的趙匡胤不想再繼續這無望的惡性循環。結束它的辦法只有一個：建立新的遊戲規則，讓人們不再憑槍桿子，而是憑筆頭子來進行競爭。
因此，宋代政治設計的第一個特點是對武力的全方位防範。
開國不久，趙匡胤就“杯酒釋兵權”，接着，他又在制度設計上費盡了腦筋。趙匡胤把禁衛軍的最高統帥權一分爲三，變成殿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分別稱殿帥、馬帥、步帥，合稱“三帥”)。“三帥”三足鼎立，誰也無法獨立掌握禁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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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趙匡胤又把軍事指揮權和軍隊調動權分開。就是說，這“三帥”平時可以訓練和指揮禁軍，但是沒有權力調動禁軍。調動權歸中央最高軍事機關樞密院，沒有樞密院的正式文件，任何人別想調動一兵一卒，這就從制度上杜絕了軍事政變的可能。
趙匡胤從方方面面限制武將的權力，降低武官的地位。他把武將排除在最高權力中心之外。因此宋代朝廷之上，武官見了文官，總自覺低人一等。《宋史·曹彬傳》記載，即使是曹彬這樣位居樞密使的武官，每次在道中迎面碰到士大夫的車馬，都會主動命車伕“引車避之”。
除了給武將戴上枷鎖，趙匡胤破天荒地給武器也加上了鎖鏈。
開國十年之後的開寶三年(970)，以一條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軍州的宋太祖頒佈了一條意味深長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顯然不想再有第二個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孫趕下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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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匡胤的子孫們十分重視祖宗的這條“祖制”。淳化二年(991)到宣和七年(1125)，宋代七次頒佈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種法律，地域範圍從首都擴展到全國，武器種類則從兵器擴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宋代禁止武器的法令到後來發展到了這樣可笑的程度，以至連民間祭祀、社戲時所用的儀仗刀槍也被禁止。《宋會要輯稿·刑法》載天禧五年詔曰：“神社槍旗等嚴行鈴轄，如有違犯，內頭首取敕裁，及許陳告。”
被史書中的刀光劍影嚇破了膽的宋代皇帝對武器的提防，已經到了神經過敏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