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譭譽參半的人不少，但如曾國藩一樣在人們的口碑中大起大落的人物卻是實在罕見。常有人感慨曾國藩爲何打敗太平天國後不自己做皇帝，其實這想法只是不切實際的紙上談兵，今天我們覆盤一下當時的形勢就知道曾國藩真想當皇帝有多難。
當皇帝可不是一件簡單事，從來都要有兵有糧，或者有大義名分。當時的曾國藩坐擁最強大的湘軍，所部都忠誠於他，如此優越條件卻不動心怕也是難。但大家忽略了一個關鍵，就是造反當皇帝是風險很大的，並不符合曾國藩及其家族的根本利益。
其實通過解剖湘軍的組建過程的結構特點，我們不難發現，湘軍之所以能打而不散，高度忠誠主帥，就是因爲信奉的是君臣父子的倫理道德觀。曾國藩教諭手下的士兵服從自己營官的指揮，以同鄉、親戚、師生、連襟等關係形成了軍隊成員的橫向聯繫，因此湘軍能發展壯大本身就是服膺於舊道德、舊秩序的結果。翻翻《曾國藩家書》就可以知道曾國藩是一個非常傳統、謹慎而又有些固執的士大夫，雖然能知人善任，但他並不是優秀的軍事家，不擅長於直接統兵打仗。(靖港大敗就是其中一例)
換言之，假若曾國藩真的相當皇帝，湘軍根本就不可能以儒家的理念組建起來。湘軍裏的許多將領都與曾國藩有師生、婚姻關係，如羅澤南、王鑫、李鴻章、胡林翼、郭嵩燾。作爲帝制時代的傳統中下層地主出身的官僚，曾國藩、羅澤南等人對皇權是感恩戴德的，是竭力盡忠的。雖然曾國藩對當時吏治腐敗、綠營八旗兵的無能多有嘲諷批評，但並不能表明他心生異志。
人都是有時代性的，生活在士人家庭，飽讀詩書又曾仕宦京師，曾國藩等人骨子裏就是所謂反清自立的英雄好漢，而更接近於中興大清的儒將，解民倒懸的聖賢。所以我這一說大家可能就清楚了，曾國藩主觀道德價值判斷裏很難樹立起謀反稱帝的念頭，這是他和後來的袁世凱所不同的地方。曾國藩是文人弟子、理學家風骨的方面大員，而袁世凱則是標準的行伍出身，兵權是袁世凱的唯一依靠。
當然除了主觀不具有造反稱帝的可能外，客觀上當時東南半壁歷經戰火，已經成爲一片廢墟，曾國藩缺乏足夠的物質資源重建當地來支持造反。即便採用清朝的捐納、厘金，也難以維持數十萬大軍的征戰所需，其結果必然導致大軍潰散，擾亂民間，這是曾國藩所不願意看到的。
1864年的6月天京陷落後，南方的太平軍仍然有相當的實力。因此湘軍事實上並未結束征戰，還要在江西、浙江、福建、廣東等地清繳數十萬太平軍部隊。太平軍餘部的活動也會威脅曾國藩任何不軌的行動，曾氏本身也不會冒兩線作戰的風險起兵稱帝。太平軍的李世賢、汪海洋、譚體元等部在漳州、嘉應州等地一度給清軍造成不小的麻煩，這也使得湘軍不得不南下增援己部。
除卻南部的太平軍，江淮一線的捻軍勢力的存在客觀上會阻礙湘軍任何北上伐清的行動，況且湘軍自從安慶之戰後 ，到克服天京，久經戰陣，損耗極大，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恢復到最佳水平。因此更不可能匆忙北上伐清以建立新的王朝，如果北伐勢，必重蹈林鳳祥、李開芳等人兵敗的前路。
清朝也不是對曾國藩一點防範都沒有，八旗綠營雖然戰力一般，但畢竟仍有一定的戰鬥力，只要守住沿江要塞和北上城鎮，湘軍也難橫行。在曾國荃奪下天京城後，當時的局勢是：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坐鎮武昌監視湘軍，扼守長江中上游，南京方面有變即可順長江直下;淮軍系馮子材等駐守揚州、鎮江，控制長江下游，很快就能抵達南京;更要命的還有僧格林沁的蒙古鐵騎駐紮在鄂皖交界地，視線也全在南京這邊。上中下游各派系人馬密集分佈，曾國藩未必有能力以己部同時面對多路進攻，因此就地解散大部軍隊纔是明智之舉。
綜合以上的分析，不管是李秀成還是其他人勸曾國藩稱帝的事情，大多是一種不實的流傳，在當時實在難有實現的主客觀條件。大清雖然衰敗，但支持者甚衆，至少滿蒙回精英們並沒有懈怠厭倦之意，所以坐擁數十萬大軍的曾國藩也只能解散軍隊，爲一方大員，以顯明自己的真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