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曾國藩不反清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平定太平天國，手握重兵，據東南半壁的曾國藩爲何沒有反清稱帝?
1864年7月19日，大暑將至，南京正是一年中最炎熱的時光，這一天，晴空萬里、豔陽高懸，但對整個太平天國而言，卻是個無比陰暗而冰寒刺骨的日子。
午時，天京城太平門爲炸藥轟塌，城外數萬如狼似虎的湘軍蜂擁而入，六朝金粉、秦淮煙雨，虎踞龍盤的千年帝都，還有曾經小天堂的一切美好，都在隆隆炮火聲中離太平天國而去。
而伴隨着天京城的陷落，湘軍主帥曾國藩完成了平寇第一功的不世壯舉，聲勢威望均達到頂峯。
此時身爲兩江總督的曾大人，節制蘇、皖、浙、贛四省軍務，江浙富庶之地盡在掌握，加上湘軍的後方根據地湖南、湖北，說保有東南半壁也不誇張。
其麾下統兵更是高達數十萬人，湘系將領分任要職，門生故舊遍佈朝野。長江天塹還盡爲湘軍水師把持。
滿清垂垂老矣、江河日下，而自己權傾天下還兵強馬壯，更有內部將領紛紛“勸進”，希望主帥能直搗黃龍，問鼎天下。在這種天時地利人和的形勢之下，曾國藩沒有順勢起兵，恢復漢室江山，卻毅然選擇了迅速而果斷地裁撤湘軍，在打消統治者疑慮的同時，也以實際行動，表達了擁護大清江山的決心。
是曾國藩缺乏雄心壯志，還是其根深蒂固的清廷愚忠?亦或還有其他的顧慮，帶着這些問題，讓我們一同走進今天的文章。
舍、得之間的權衡
曾國藩深受孔孟之道的薰陶，學的是仁義禮智信，敬的是天地君親師;克己復禮，謹小慎微，並時時以聖人的標準要求自己。
攻克南京，曾國藩已功成名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依次遞進的人生抱負全部實現，已然天下文士之楷模典範。
這個時候去貿然造反，曾國藩多年辛苦營造的完美形象將會瞬間崩塌，無論成功與否，都會背上亂臣賊子的污名。
即使打出類似“反清復明”、“驅除韃虜”的口號，也並不能爲曾國藩的造反行爲披上正義的外衣，一來滿清入關已久，此時滿漢的民族矛盾、正統與蠻夷的差別，早已不像當初那樣深刻而尖銳。
二來，太平天國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但其行動內核，無疑是具有剷除滿清的民族主義色彩的，而湘軍就是幫助清廷剿滅太平天國的主力，曾國藩滅天國再反清，其將師出何名?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來自於道德層面的約束，對人的最終行爲會產生影響，卻並不是決定因素。
中央政府孱弱，手握權柄的重臣造反，古來有之，以曾國藩所處時代作爲參考，前有趙匡胤、後有袁世凱。
無論任何朝代，深受國恩然後犯上作亂，都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宋太祖、洪憲帝難道不明白三綱五常?沒有道德的束縛和制約?
但在“黃袍加身”的巨大誘惑之下，只要實力允許、有足夠的把握，道德的約束力量有時就會變得脆弱。
與其說忠誠，倒不如說是背叛的籌碼不夠，我更願意相信，天京之後，曾國藩不是沒有想過起兵造反，只是綜合考量了各種可能的風險，權衡了利弊之後，認爲在功成名就的前提下，以毀掉名節和聲譽的代價去賭一件成功率不大的事情，似乎不太明智。
那麼究竟還有哪些因素，會讓當時的曾國藩認爲舉兵造反，存在巨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呢?
自身實力的考量
1864年的湘軍，應該是當時中國最龐大的一支武裝力量，當然具備問鼎中原的實力，曾國藩周圍的將領也確實是蠢蠢欲動，不斷慫恿其自立。
早在1862年，湘軍克復安慶時，李元度即撰文，以“王侯無種，帝王有真”加以暗示;曾國藩壽誕，胡林翼也以紙條相詢“東南半壁無主，吾公豈有意乎?”;湘軍中另一大佬，左宗棠曾撰聯“鼎之輕重，似可問焉!”，湘軍水師主帥彭玉翎，更是遣密使送信，以“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表達勸進之意。
彭玉麟
對於以上或明或暗支持曾國藩造反的四位將領，我們一一分析：左宗棠情況特殊，下文會詳細介紹，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絕對不會真心支持曾國藩。
剩下三人中，李元度一介文人，他的影響力和能賦予曾國藩的幫助可以忽略不計，湖北巡撫胡林翼倒是真正的湘軍巨擘，中流砥柱，但惋惜，天不假年，此人1861年便已經因病辭世了。所以這些人中，真正能夠爲曾國藩提供支持的無非門生彭玉麟以及他手下的湘軍水師。
除了身邊的擁護者以外，再來看看湘軍的兵力，1864年攻破天京時，湘軍的兵力也達到了巔峯，至於具體數字，史料記載有不同版本，但總體應該在二、三十萬左右。
但無論當時的湘軍人數多少，曾國藩的嫡系，也就是他能直接調動，並確定會跟隨其反清的，大概也只有三支部隊，首先當然是其胞弟，九帥曾國荃的吉字營五萬人。
另外鮑超霆字四十營約兩萬人，還有彭玉麟長江水師五萬人，以此合計十二萬人對抗滿清，不能說全無勝算，但確實具有相當大的風險。
所謂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曾國藩要造反稱帝，自家有幾斤幾兩，想必他自己再清楚不過。
其他力量的制衡
除了考量自身的實力，其他幾支重要軍事力量的存在，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曾國藩雖然是湘軍主帥，但湘軍並不是他的私人大軍，其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至少分爲江劉(以江忠源、劉長佑爲首)、曾胡(以曾國藩、胡林翼爲首)、王左(以王錱、左宗棠爲首)三系。
江忠源、劉長佑，均是湖南新寧人，成名於湘軍中資格最老的楚勇一系，雖名義上同屬湘軍，其實與曾國藩並無淵源。
江忠源早亡，劉長佑與曾國藩也沒有上下級的隸屬關係，而且1864年時，劉長佑已官至清廷九大總督之首的直隸總督，希望他參與謀反，無異於癡人說夢。
湘軍名將劉長佑
再來看前文提到的左宗棠，此人進言“鼎之輕重，似可問焉”一事，說實話，我嚴重懷疑史料記載的真實性，首先同爲中興四大名臣的左宗棠，不僅心高氣傲而且當時也已經位極人臣，比之曾國藩的地位，也不過稍遜風騷，他有什麼理由去慫恿甚至跟隨其造反?
而且天京城破後不久，幼天王洪天福貴外逃，而曾國藩向朝廷上書，謊稱洪天福貴已死於天京戰火之中，可是左宗棠竟然上書朝廷，表明幼天王仍然健在，並在堵王黃文金的護送之下已然南下逃亡浙江。
瞞報幼天王行蹤，欺君罔上論罪當誅，左宗棠對清廷忠心耿耿，根本沒有考慮曾國藩對其之前的提攜之恩，反倒是有將曾大帥置於死地的感覺。
這樣的左宗棠和他麾下下的五萬楚軍，對付太平天國，當然全力聽從曾國藩的調遣，如果曾國藩造反，我相信，第一個站出來討伐的，大概率就會是左宗棠。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人物——淮軍主帥李鴻章。1864年時，淮軍已經發展到七萬餘人，而且武器裝備在當時首屈一指，還有中外混合部隊“常勝軍”在手，如果李鴻章支持曾國藩，那情況將大爲不同。
但李鴻章會追隨曾國藩造反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曾、李二人雖有師生之誼，淮軍也出自湘軍一脈，但因爲種種原因，湘、淮兩軍關係並不和睦。
而李鴻章爲人老謀深算，比之曾國藩，有過之而無不及，1861年曾國藩祁門被圍，丟下恩師第一個跑路的就是李鴻章。可見明哲保身的道理，李文忠公比誰都清楚。
況且單憑紙面上的實力，李鴻章手中7萬淮軍就不低於曾國藩的十二萬湘軍，既然都是要造反，索性不如自己單幹，爲什麼要去支持曾國藩，爲他人作嫁衣裳?
最後，清代雖已日薄西山，但並不是想像中那麼不堪一擊，遍佈全國的綠營兵變，雖然戰力費馳，但好歹有幾十萬之衆，京畿重地，還有八旗最精銳的十幾萬騎兵。
曾國藩一旦北伐向中原用兵，湘軍水師將失去用武之地，吉字營所長是結硬寨、打呆仗，鮑超霆軍雖善於衝鋒陷陣，一來人數只有兩萬，二來全是步兵，即使清廷沒有左宗棠、李鴻章等外部力量幫助，平原之上的對抗，八旗騎兵也會是曾國藩湘軍難纏的對手。
社會環境的影響
再來看看影響曾國藩稱帝的外部環境，太平天國從1851年金田起義開始，到1864年天京城破結束，14年時間裏，與清軍大大小小的戰爭不計其數，戰火幾乎燃遍整個南方，在此期間，還爆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同時天地會、捻軍起義也是此起彼伏。
山河沉淪、國家動盪，戰火中飽受摧殘的永遠是最底層的貧苦大衆，如今好不容易熬到太平天國告一段落，老百姓尤其是南方諸省的人民，極度渴望安穩太平的生活，湘軍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韙繼續發動戰爭，絕對會失去民心。
曾國藩飽讀詩書，“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想來應該是懂的。
同樣，湘軍的衆多基層士兵，在攻破天京後，或多或少都撈到了不少好處，倖存於血戰之後，誰不是渴望着衣錦還鄉，享受榮華富貴，現在讓他們放下手中的一切，繼續提着腦袋去當“叛軍”，又有多少人會真心實意的爲了曾家的江山再去拼命呢?
更爲關鍵的是，天京雖被攻破，但當時南方還有數十萬太平軍殘餘部隊，扶王陳得才救援天京的二十萬人馬正在東進安徽，侍王李世賢和康王汪海洋同樣擁兵二十餘萬，盤踞江西、浙江;還有堵王黃文金，護送幼天王南下，一路吸納潰散部衆，也聚集了十二萬之衆。
這些太平軍的殘部，此後在清軍和湘軍的共同圍剿之下，或降或敗都難有大的作爲，但如果1864年曾國藩叛清北上，這幾十萬被曾國藩弄得國破家亡的太平軍，將會是湘軍身後巨大的隱患。
財政軍費的匱乏
戰爭，尤其是大規模長時間的戰爭，絕對是燒錢的無底洞，武器裝備、彈藥糧草、醫藥物資、軍費兵餉，樁樁件件都是巨大的開銷，所以明面是戰場上的兩軍廝殺，實際上也是雙方背後財力的較量。
湘軍成立之初，就不是國家的正規部隊，因此也不可能得到中央的財政支持，再說清政府當時也是捉襟見肘，就算想幫忙，面對越來越龐大的湘軍，也是力不從心。
曾國藩又一直堅持“厚餉養兵”的政策，湘勇的餉銀幾乎是同時期綠營兵的一倍，而湘軍即不生產也不經營，本身沒有任何造血功能，國家又沒有專項撥款，和太平天國打了十多年仗，那曾國藩的軍費從何而來呢?
其實，湘軍的軍費無非來自於勸捐、賣官、厘金這三個方面。
初期，湘軍人數不多，曾國藩就以私人感情、國家大義勸說鄉紳富戶捐款，實在不行，就軟磨硬泡、威脅恐嚇帶綁架勒索。
另外，清政府雖然給不了錢，政策支持倒是相當給力，大量空缺的文憑、官職送到曾國藩手中，使之可以冠冕堂皇、明碼實價的變賣用以換取軍資。
但無論勸捐集資也好，賣官鬻爵也罷，畢竟都不是長遠之計。隨着戰爭進程的加劇，湘軍人數的不斷增加，這種小打小鬧已經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湘軍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了。
在這種情況下，“厘金”便應運而生了，厘金說白了就是增收商品稅，但稅收不用上繳國庫，直接充當湘軍的軍費。
曾國藩剿匪的十幾年，南方各省，大大小小的“厘金局”數不勝數，而這些取自商品的厘金，必然又會以擡高物價的方式轉嫁到老百姓的頭上。
所以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曾國藩“剿匪”多少年，湘軍就趴在各省老百姓的身上吸血了多少年。
當然，湘軍是爲國平寇，在中央財政不支持的情況下，即使搜刮點民脂民膏，也還算情有可原。但如果曾國藩是爲了滿足自己個人的帝王夢，那性質就完全不一樣了。
剿滅太平天國，一場仗打了十幾年，推翻滿清，即使成功，只怕時間還要更久。
此時，富庶的江蘇、浙江分別在李鴻章、左宗棠制下，而湘、鄂、贛、皖各省，經歷這麼多年戰爭，早已是滿目瘡痍，地方需要恢復生產，人民渴望豐衣足食，哪裏還有能力負擔規模更大更持久的戰爭消耗。
綜合上述原因，1864年時，權傾中外、功高震主的曾國藩，能夠做出立刻裁撤湘軍的舉動，而不是頭腦發熱的冒起稱帝，應該來說，是無可奈何卻相當明智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