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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明末將領，相信即便是對明史一知半解的朋友，第一時間浮現在腦海中的，也定然是袁崇煥、毛文龍、盧象升、洪承疇、祖大壽等諸多名將。
反觀同爲明末著名將領的孫傳庭，其存在感可能就沒有袁崇煥這麼強烈了。但是在史書上，史官對於孫傳庭的評價卻是要遠高於其他明末將領。
就拿《明史》來說，其就相繼給了孫傳庭“傳庭死，關以內無堅城矣”、以及“傳庭死而明亡矣”的高度評價。
可能會有人覺得這句話其實不是對孫傳庭的評價，而是對當時局勢的一個總結。
畢竟孫傳庭於1643年十月初三戰死的時間，剛好就距離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軍入關的時間不遠。
誠然，可以這麼理解，而且孫傳庭戰死之時，明末諸如袁崇煥、盧象升等名將也早已因爲各種原因去世。
雖然也還有洪承疇、祖大壽等將才尚在，但也明顯是杯水車薪，無法解決將才凋敝之困境，更無法挽救明朝之頹勢。
不過若是從孫傳庭的生平來看的話，相信大家不難發現，孫傳庭也確實是有能力擔得起這個“傳庭死而明亡矣”的高度評價的。
孫傳庭戰略意識優秀
既然孫傳庭是明末將領之一，是要帶兵打仗的，那麼就從將領都必須具備的戰略意識開始說吧。
早在崇禎十年，爲了對付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的起義兵馬，時任兵部尚書的楊嗣昌提出了一個名爲“四正六隅”的戰略方案。
說白了就是在各地增兵，然後通過加強各地將領信息交流的方式，把各地相對分散的兵力聯合成一張“大網”，藉以實現對流動起義軍的圍追堵截。
乍一看，這個以逸待勞的戰略確實沒啥問題，能夠讓明軍從被動轉爲主動。而且推行之初也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反觀孫傳庭，從楊嗣昌提出這個戰略之時就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意見，認爲“向來賊勢，張則四出，困則歸秦，則賊之地利在秦明矣。”
如此一來，明軍雖然看似以逸待勞，卻實則卻會因爲兵力過於分散而給了李自成等起義軍趁機佔領秦地的契機，那麼這張“大網”不就廢了嗎?
更別提起義軍佔據“秦地”，也就是隴右地區以及陝西關中一帶以後，還有地利優勢，明軍想要打進去也並非那麼容易。
果不其然，在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利用明軍將領之間的矛盾，多次突破包圍圈，並襲殺襄王朱翊銘以後，楊嗣昌的“四正六隅”戰略計劃終究還是以失敗而告終。
徒留明朝百姓去承擔那因爲增兵增餉而產生的財政負擔，反而得不償失。
顯而易見，這個案例雖然無法明確的表達出孫傳庭的戰略意識有多出衆，但作爲一個將領，在制定戰略時所需要的前瞻性、以及結合實際多角度分析的將領素質上面。
孫傳庭無疑都足以稱得上是比較優秀的。
孫傳庭能力出衆
與此同時，除了具備相對較爲優秀的戰略意識以外，孫傳庭的個人能力着實出衆。
就好比崇禎九年七月，是時，明末起義軍中的第一代闖王“高迎祥”率軍一路直指西安，結果在半道上遭遇明軍埋伏，兵敗被俘。
俘虜高迎祥的明軍將領，便是剛到陝西就任巡撫之職不久的孫傳庭。
或許有人會覺得這不是很正常嗎，畢竟明末的起義軍多是由普通百姓組成，武器裝備都十分落後，哪裏會是孫傳庭所率領的明朝正規軍的對手。
可事實上，在孫傳庭於崇禎九年三月被調任到陝西以後，雖然西安四衛賬面上是有着“屯軍二萬四千，田二萬餘頃”的數據。
但由於明末土地兼併現象嚴重，已然是“田歸豪右，軍盡虛籍。”
顧名思義，在孫傳庭就任陝西巡撫之時，當時西安四衛實則面臨着嚴重的缺兵缺餉問題。
但經過孫傳庭“嚴徵發期會，一從軍興法”等大刀闊斧的改革之後，雖然兵力依舊缺乏，只有“萬一千有奇”，但戰鬥力卻明顯有了質的提升。
而且在“田”上，儼然是“歲收屯課銀十四萬五千餘兩，米麥萬三千五百餘石。”
一方面說明此時的西安四衛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給自足，不再有缺餉之弊。
另外一方面同時還說明孫傳庭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導致西安四衛缺兵缺餉的病根，也就是“土地兼併”問題。
而在當時，實則不光是西安四衛面臨土地兼併的問題，明朝其他地區也不外如是，如果加以推廣的話，雖無法短時間迅速根治，但長久來看，對明朝頹勢的逆轉肯定是有所幫助的。
反觀袁崇煥、毛文龍、盧象升、洪承疇、祖大壽等其他明末將才，雖然在戰略意識上也都極爲優秀。
可是在能力上面，卻有相當一部分將領都是靠明朝廷斥巨資、且本就強者雲集的“關寧軍”才體現出來的。
在這一點上，雖然孫傳庭手下的秦軍戰力比不上關寧軍，但若將兩軍都放在同一個起點的話。
不依賴明朝廷，完全靠自給自足一步一步將秦軍帶出來的孫傳庭，無疑在整兵練兵的能力上，也絲毫不弱於組建關寧軍的孫承宗以及袁崇煥二人。
那麼《明史》對於孫傳庭那“傳庭死而明亡矣”的高度評價，自然也就無可厚非了，畢竟不管咋說，孫傳庭也確實是擔得起這個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