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登基，正處於清王朝由盛轉衰的啓承轉接時期。前朝留下的權臣當道、言路堵塞、內創累累的頹敗局面，給他的施政帶來很大阻力。在此情況下，他便想到開門納諫，“詔求直言，廣開言路”。然而有“太上皇”乾隆當道，他的“抱負”難以施展。這樣的機會終於到來了。嘉慶四年(1799)，一直握有實權的太上皇乾隆駕崩，嘉慶成了名副其實的皇帝。幾天之後，他便下詔求言，號召臣僚建言進諫，幫助自己改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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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的詔書一發，立即得到響應。不久，御史廣興和給事中廣泰、王念孫等便相繼上疏，彈劾權傾一時的大貪官和珅。嘉慶順水推舟，立即進行查辦，趁機扳倒了心腹之患和珅，爲己除一政敵，爲國家除一大害。對此，臣僚彈冠相慶，朝野拍手稱快。
爲了進一步表明廣開言路的“誠意”，嘉慶又平反了乾隆時因直言獲罪的曹錫寶案和尹壯圖案，在社會上引起更大反響。這樣一來，在嘉慶親政的一段時間裏，沉寂多年的言路忽然大開，上自言官重臣，下至地方官吏，皆能奉章上達，指陳朝政。嘉慶的形象，也因此得以提升。
然而隨着言路的開放，各種各樣的意見都涌了上來，很快便動搖了嘉慶納諫的底線。因爲嘉慶所需要的，只是那些合於己意的“正言”。而對那些批評自己的“逆耳之言”，他卻十分反感。但爲了表示自己“大度”，他還是忍而不究。畢竟這只是些無關宏旨的“妄言”，成不了大的氣候，因此他鼓勵官員繼續大膽“鳴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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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嘉慶玩弄的“陽謀”，許多人都未能識破。尤其一些涉世不深的知識分子，誤認爲遇上了“從善如流”的救世明主，施展才能的機會到了，於是便毫不留情地臧否朝政，無所顧忌地批評皇帝。結果卻誤入了嘉慶設下的納諫“陷阱”，毀了自己的一生。這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洪亮吉一案。
洪亮吉是一位飽讀詩書的學者型官員，時任翰林院編修。他博學多才，精通經史，爲人正直剛烈，尤喜談論時政，對乾隆末年和嘉慶朝面臨的嚴峻社會問題有着清醒認識。尤其在《治平篇》《生計篇》等作品中，他對當時社會動盪的原因作了深刻分析，最早提出人口過快增長所帶來社會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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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嘉慶下詔求言時，他再也按捺不住以身許國、大展宏圖的雄心壯志，立即寫下了煌煌六千言的進言書，託軍機大臣成親王、吏部尚書朱?和吏部右侍郎劉權之轉奏皇帝。在進言書中，他措辭激烈地指出：當今朝政，欲勵精圖治而尚未盡法，權臣當國而尚未盡改;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未通，吏治則欲肅未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