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南海對於宋元而言，是商貿之海、利益之海的話，那麼，對於明初而言，則是禮儀之海、朝貢之海。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代表了南海不同的走向。公元1433年，也就是宣德八年，正月上元節，北京西苑照例舉辦燈會，明宣宗朱瞻基帶着皇后和太子陪太后親臨，文武羣臣及外國駐京使節也前往觀看，一個叫楊士奇的大學士還獻上了十首頌德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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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是個平淡的年份。雖然河南、山東、山西等地開春少雨，但很快得到官倉賑濟。貴州和廣西的兩支“亂蠻”在五六月間被官兵輕而易舉地平定。中央政府差人到黑龍江口的奴兒干都司重修永寧寺碑，再次確立疆界。爲了提高統治效率，八月，朝廷一舉裁汰了77個冗餘的京官，並考察本科、前兩科進士及一些外省官員，拔其優秀者備用”明初嘗試向地方派出巡撫，其職責也在這一年有了較爲明確的規定。朝廷重審並赦免了五千多個囚犯。宣德通寶”開始鑄造。皇帝下令維修了京城那座50米高的白色佛塔。已被傳抄多時的《剪燈餘話》在該年有了首個刻本。這部講述世俗婚戀及人鬼愛情的短篇故事集，影響了包括《聊齋》在內的一批最能體現明朝市民文化的通俗小說。
凡此種種，無不顯示中華帝國的富強和活力。這一年，朝廷一次就向景德鎮御窯廠下達了四十多萬件的燒製任務，其中的大多數瓷器，是使用了從南洋引進的“蘇青”勃泥”等色料而更加翠爽的青花瓷，它們代表當時世界上最精湛的工藝，也是海洋貿易市場最緊俏的商品。
是的，海洋——如果選取更長遠的時空背景考量1433年，一些與海洋有關的事情卻使繁榮延續的明朝有了另外一副面孔，比如鄭和之死。
出海
1433年3月9日，明朝正使太監鄭和率領船隊，從此次遠航的目的地忽魯謨斯啓程返國。這已經是他第七次出海。這一年4月，在海上漂泊多年的鄭和死於古裏，隨即被隨從安葬在今印尼爪哇島三寶壟市，一個時代由此結束了。
“亞洲銅”這是20世紀的一個詩人對雄踞歐亞大陸東部、瀕臨西太平洋的中國的隱喻。的確，黃”是它的主色調。但是先祖們很早就認識到，蔚藍色的海，意味着“魚鹽之利”舟楫之便”浩瀚的大洋裏蘊藏食物和珍寶，也是通道和生存空間，歷心於山海”才能使“國家富”公元前222年，大敗楚國的秦軍南征百越，次年統一華夏，在後世的歷史學者看來，這或可說是黃色內陸文明最終戰勝了以魚米爲食、以舟楫爲兵的藍色海洋文明，自此奠定了農業中國的大勢。
但中國從未停止過出海的努力。受秦始皇資助，徐福率領一支滿載五穀種子、數千青年男女及工匠的大規模船隊“東渡”無論是否去尋仙藥，此舉都算是有組織的海外拓展。東漢，海上絲綢之路已繞過印度半島，通航羅馬。三國時期，孫吳政權越過海峽經營臺灣，並派遣官吏向西探索新航線。隋朝開運河，貫通南北以利水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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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貿易的興盛是“盛唐氣象”的當然表現之一。初唐就設立了專門機構，管理船舶、商人並徵稅。海外諸國，日以通商”其中一條被相傳鄭和船隊遠航的動力，是尋找被中國宮廷視爲吉祥物的“麒麟”—— 長頸鹿(繪於1414年)記錄的“夷道”從廣州出發，經過南海遠達波斯灣、紅海和東非沿岸，途經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約1.4萬公里。
宋代的經濟中心南移，東南沿海地區成爲經濟命脈所在。不止如此，沿海居民紛紛棄農下海，內地的許多商人也加入其中。當時有人感慨，數十年來，習始變，舟楫極蠻島”依賴交換的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後，元世祖忽必烈立即着手恢復海外貿易，每歲招集舶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聽其貨賣”而且“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擊日本，殆無虛歲……利其所有耳”對於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元朝給予了“所在州縣並與除免雜役”的優待。
宋元商品經濟的勃發，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它們經過手挑肩扛和車馬舟船的運載，彙集到各個港口，裝上隨季風而來的船隻。其時的海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能儲備數百人一年的食糧，指南針的發明更推動了遠洋航行。
在一個叫馬可·波羅的歐洲人的描述中，13世紀的泉州“宏偉秀麗”船舶往來如梭，商人云集，貨物堆積如山。他驚歎道：此誠爲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幾難信有其事。而後世的歷史學家們確證，當時，一個活躍的貿易網絡連接東北亞、東南亞、印度西海岸乃至波斯灣的各個港口，他們甚至將這個貿易興盛階段命名爲“泉州時代”1402年，朱棣攻下南京即位，他不惜“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調浙江、福建、湖廣等五省府縣優秀造船工匠四百餘戶來南京造船。
1405年開始，鄭和率領一支兩百多艘船、兩萬多人的龐大船隊，雲帆蔽日”浩浩蕩蕩地出現在印度洋上，開始了帝國時代的最後海洋行程。
後世的歷史學家認爲，其時的明朝海軍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都無法與明海軍匹敵。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這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懾力量，而南海當然也在這股力量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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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
1433年7月，鄭和船隊返國。他的死亡不僅僅意味着“鄭和下西洋”職貢圖卷，唐閻立本繪。此圖反映了盛唐時期外國使節向唐王進貢的生動情景。
的結束。三年之後，曾任鄭和船隊副使的王景弘，送蘇門答臘等十一國使團回國，此後，明朝政府再也沒有派船遠航過。而原因，也不僅僅因爲鄭和的去世。
1433年8月，朱瞻基敕令漳州衛指揮同知石宣等，嚴通番之禁”敕令的背景是海商、水手因不能出海而失業，犯禁下海事件屢屢發生。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後，面對“兵革連年，道路榛塞，人煙斷絕”的殘破局面，他希望通過“計口授田”把農民約束在土地上以發展經濟。本身靠平民暴動起家的他，還對逸出國家權力的“亂民”格外敏感，自然想快點消滅東南地區倚靠海洋的割據勢力，以及勾結沿海百姓的海上盜寇。所以，他一反唐、宋、元鼓勵開放的傾向宣佈海禁。
對“慕華而來”的外國舶商，唐朝地方官員經常噓寒問暖，守法經營的前提下“任其來往通流，自爲交易”如此“矜恤”和“綏遠”除了體現大唐的容量之外，主因還是政府收益了實實在在的進出口貨稅，明朝皇帝派遣鄭和下西洋敕造的福船。主要產於福建、浙江、廣東一帶，船體高大如樓，底尖上闊，艏艉高高翹起，艏尖艉方，兩側有護板。當時中國的造船業遙遙領先全球。
“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宋高宗強調：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取勝之於民？政府承襲唐朝設立市舶司，出臺獎勵政策招徠外商。一個叫蔡景芳的官員，因“招誘販到物貨……收淨利錢九十八萬餘貫”被補官爲“承信郎”宋元時期，雖然官府設置市舶司管理，但主要目的卻是“籠賈人專利之權以歸公上”追求的是“動以百萬計”的經濟利益。從本質上說，宋元時期的市舶貿易實際上是私人經營、官府管理的海外貿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