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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犯罪，誅滅九族。這是封建社會最血腥殘酷無情的制度。縱觀世界人類社會文明發展史，唯有皇權家天下制定出這樣令人談之色變、駭人聽聞的刑罰制度。
對這罪名追根溯源，始於秦始皇。秦始皇發明“族誅”的酷法，目的就是對罪犯家屬斬草除根，防止日後復仇。先是“夷三族”，後代越來越酷，由三族、五族到九族——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
誅滅九族的殘暴血腥與血海深仇，導致倖存者祖輩念念不忘地復仇報復的遺言、遺志、遺訓、冤冤相報，這也是歷代王朝改朝換代之際，皇親國戚被屠戮殆盡的重要原因。
自暴秦後，因臣子們冒犯天威、忤逆龍鱗、妄猜聖意、進諫衝撞天子，一起起血雨腥風的誅滅九族案件，就不時發生在正大光明的宮殿中。
朱元璋建立朱明王朝後，以敏感多疑嗜殺成性著稱於史，他的兒子明成祖朱棣篡位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竟然創造中華歷史上株連最廣唯一被“誅十族”的大案，殺歷史上被譽爲“讀書種子”的大儒方孝孺，殺戮血腥可謂空前絕後。
方孝儒這位中國歷史上最早被譽爲“讀書種子”的大儒，744字的《明史·方孝孺傳》中這樣記載：“方孝孺，字希直，寧海人。孝孺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
方孝孺自幼聰慧，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即能作詩，人奇其才，十三歲善作文，千言立就，呼爲“小韓子”。他每日讀書超過一寸厚，且“日坐一室不出門庭，理趣會於心，雖鐘鼓鳴、風雨作不覺也”。承學於著名學者宋濂。時宋濂門下，學子如雲，如胡翰、蘇伯衡諸生，悉爲學界名流。孝孺一登門，則相形見絀，皆自愧不如。
方孝孺卻輕視文學，常常把闡明王道、使天下達到太平作爲自己的使命。宋濂亦器重方孝孺，曾以“百鳥中之孤鳳”作比。
宋濂是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與高啓、劉基並稱爲“明初詩文三大家”，又與章溢、劉基、葉琛並稱爲“浙東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爲“開國文臣之首”，學者稱其爲太史公、宋龍門。
方孝儒能被宋濂收爲弟子，即證明他確有出衆才幹，宋濂收的學生中人才麾集，方孝儒又被譽爲百鳥中鳳凰，足見方孝儒確是傑出人物。
看看明史中朱元璋對方孝儒的評價：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
洪武十五年，方孝孺因爲吳沉、揭樞的推薦，被朱元璋召見。朱元璋欣賞他舉止端莊嚴肅，對皇太子說：“這是一個品行端莊的人才，你應當一直用他到老。”隨後按照禮節送他回家。
如果此時方孝儒深刻反思朱元璋殺父之仇，他的命運可能就不會是後來的慘烈至極。他的父親方克勤，幾年之前，剛剛死於朱元璋的“空印案”株連之中。據《中國通史》說，“洪武八年(1375)，有人誣陷方克勤私用倉中炭葦，方克勤因被流戍。翌年，空印案起，方克勤爲吏所誣，遭誅”。
所謂“空印案”，是指明洪武年間因空白蓋印文書而引發的一起著名案件，被稱爲明洪武年間的四大案件之一，受牽連人數，有說上萬人(如吳晗)，亦有說數百者(如翦伯贊“空印獄起官吏下獄者數百人”)。 方孝儒的父親方克勤之在濟寧爲官，老百姓爭頌其德。
然而，這位一位清官能吏，居然因爲小人的幾句誣陷之詞，就被朱元璋罷官流放了。第二年，“空印案”發，已不在任的方克勤亦受追究，不問青紅皁白被朱元璋抓回來殺掉了。
父親是當地有名的清官能吏，卻被朱元璋莫名錯殺，像方孝孺這樣的聰慧之人，難道看不出暴君嗜殺的本性?熟讀史書過目不忘的神童，豈能不明白伴君如伴虎的至理?
我的理解，中國史上有名的士大夫，雖飽讀子經詩書，滿腹經綸指點江山，但其過於浸染儒學之士的迂腐和固執也非常明顯。方孝儒事例又一次做了明證。
朱元璋對方孝儒的這段評價，決定了方孝儒一生的命運。他先是出任建文帝朱允炆的師傅。朱允炆繼位後，方孝儒先擔任翰林侍講，第二年又提升做侍講學士，國家重大的政事皇帝常常向他詢問。
明史說：“凡國家大事，(建文帝)常命孝孺就坐前批答”。朝廷討論事情，官員們難以作出決定時，有時皇帝就讓方孝孺在自己的坐位前擬寫批覆。當時編纂《太祖實錄》和《類要》等書，方孝孺都擔任負責人。
至此，方孝儒總理朝政大小事務，在年輕幼稚的建文皇帝當政四年中，比皇帝大二十歲的方孝孺充當着師傅和父親的角色。年輕的皇帝對這個學識淵博、人品出衆、相貌端莊的大臣寄予了無限的信任，對他言聽計從。
而深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儒，也對這個年少聰明、好學仁厚、孤立無助的皇帝充滿着慈父一般的憐愛和赤誠的忠心。
這短短的四年，是沉寂半生的方孝孺人生最爲輝煌的四年。
一個年少仁厚軟弱的皇帝，和一個動輒子曰詩云的大儒治理這個國家，接下來的事，熟知歷史的你我都清楚，馬上打天下兩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北元大將索林帖木兒威震北方的燕王朱棣，已在皇族衆藩王中威名赫赫，虎視眈眈。
文弱皇帝和飽儒書生豈能不知弱幹強枝是治國之大忌，“削藩”之策實乃無奈之舉。燕王朱棣以爲國“靖難”，“清君側”爲名出兵討伐。叔侄反目成仇。
朱棣“靖難”之時，方孝孺自然憤慨，“詔檄皆出其手”。以他之文字功夫，是倚馬可待文采飛揚。
如果方孝儒不是迂腐和固執，清醒面對現實，平叛策略得當;如果建文帝不對方言聽計從，百依百順，歷史或可改寫，這樣君臣結合的歷史註定是悲劇。
從平叛一開始，建文帝和方孝儒就戰略失策，戰術失誤，儒家理學之士大夫遇事多猶豫寡斷的一面，暴露無遺。
請看這對君臣是如何平叛的，燕王反叛之時，建文帝以及方孝孺等人，並沒有將朱棣放在眼裏，他們以爲燕王一隅之兵，要翻天是件天大的難事。善良仁慈的朱允炆甚至還給將士授了一道奇特的口諭：不準任何人傷害他的叔父朱棣，以免讓他擔上殺叔父的罪名。
正是有這道口諭，燕王朱棣在四年的“靖難之役”中，纔敢於親冒矢石箭雨，在兩軍陣前縱橫馳騁而毫髮不損。
二是方孝孺向建文帝推薦了平叛的統帥，他的好友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正是這個哪頭炕熱向哪頭爬的貳臣，打了敗仗不說，又打開金川門迎賊。
在此之前，已有人向建文帝報告說李景隆有異樣，但“帝雅信孝孺，遂不復疑，坐成開門之變，蓋不免於誤國雲”(明姜清《姜氏祕史》)。
等到最終方孝孺如夢初醒，強烈要求建文帝殺李景隆時，一切都爲時已晚了。
三是朱棣軍渡過長江，南京危在旦夕之時，方孝孺又獻上一個最可恨迂腐的招兒。
其時，“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復。孝孺立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眼看京城不保，有人勸說建文帝暫避，畢竟，大半個中國，仍在建文帝控制之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可是，方孝孺力主守城，以待援兵。他甚至說：“即事不濟，當死社稷”，居然要讓皇帝以死酬志，可見迂腐之極。
在朱棣步步緊逼京城，皇師平叛敗績連連的四年中，朱允炆和方孝孺君臣倆豈止是決策失誤，他們居然還在九重之內整日裏研究如何復古改制。改承天門爲韋皋門，前門爲輅門，端門爲應門，午門爲端門，謹身殿爲正心殿，自己的侍講學士改爲文學博士。他們還計劃恢復先秦的井田制。
朱允炆和他熟讀經書、文章華美而毫無治國韜略的方孝儒竟束手無策，先是江防大將陳碹以戰艦率先投降，李景隆打開了城門，眼睜睜看着城牆被破，皇宮火起。
朱允炆親手殺掉私通燕王的徐達之子徐增壽(朱棣的內兄)後不知所終，留下千載疑案。
書生誤君誤國又一次應驗了。
事以至此，如果方孝孺稍有清醒頓悟，他的悲慘下場或許還不是史上那樣。因爲南京城破，誓言“死社稷”的他還面臨三種選擇：
一是進宮護衛皇帝，生死與共;二是投筆持劍，戰死;三是自殺殉國。
建文朝衆大臣們紛紛效忠殺身成仁，御史魏冕、大理寺丞鄒瑾在宮中起火後自殺，給事中龔泰先捕後放仍自殺，江西副使程本立自縊，翰林周是修自縊……衆大臣們均身死報國，保全宗族。
除自殺的以外，還有四百六十三人逃亡。
但誓言“事不濟，死社稷”的方孝儒愣是違背旦旦信誓，乖乖束手就擒，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朱棣奪位後，曾力勸建文帝“當死社稷”的方孝孺。雖就擒，但朱棣並沒有殺他。因爲在朱棣發兵攻打京城前，他的重要謀士姚廣孝曾跪求朱棣：“城池攻克這一天，方孝孺一定不會投降，希望你不要殺他。殺了方孝孺，天下讀書風氣就會斷絕。”朱棣答應了。
畢竟方孝儒作爲有明一代天下無雙的大儒，他朱棣再殘暴，還是有所顧忌的。於是，朱棣要擬即位詔書，遂命人將方從獄中召來。
方孝孺身穿孝服，在大殿上痛哭不止，聲徹殿庭。朱棣也頗爲感動，走下殿來善意的對他說：“先生不要這樣，其實我只是效法周公輔弼成王來了。”
方反問：“成王安在?”
朱答：“已自焚。”
方問：“何不立成王之子?”
朱道：“國賴長君。”
方說：“何不立成王之弟?”
朱已經不耐煩，道：“此朕家事!”並讓人把筆給方孝孺，說：“此事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揮筆寫下了幾個大字：“燕王篡位。”寫完後，就將筆扔到地上，且哭且罵：“死即死，詔不可草。”
成祖暗壓怒火說：“即死，獨不顧九族乎?”
方孝孺用更大的聲音答道：“便十族奈我何!”
朱棣徹底絕望，並憤怒了。史書對朱棣之兇殘，多有表述。朱棣恨方孝孺嘴硬，叫人將其嘴角割開，撕至耳根。孝孺血涕縱橫，仍噴血痛罵。
朱棣最殘忍的一招，就是將方孝孺親朋好友捉來，當其面一一殺戮。方孝孺強忍悲痛，然始終不屈。特別是其胞弟方孝友臨刑時，方孝孺淚如雨下。方孝友顯然也是一位骨鯁之士，從容吟詩一首：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回家山。
方孝孺亦作絕命詩一首：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見方如此一條道走到黑，朱棣也橫下一條心：“你不是拿十族要挾朕嗎?想快點死嗎?休想，必須滅你十族!”把方孝孺的朋友門生也列作一族，連同宗族合爲“十族”，將逮捕的方氏族人和朋友都一一送到方孝孺的面前，讓他看着千刀萬剮，一共殺了七天，總計873人。
方孝孺的學生朋友亦受牽連，另有入獄及充軍流放者達數千人。中國歷史上最慘烈的的株連大案就此發生。
退一步說，此時方孝儒在暴君的面前大哭、怒罵，殺身成仁踐行自己曾立下的誓言，大丈夫頂天立地，一人做事一人當，別連累家人族人，史上他的形象也許更令人讚歎、敬佩。但他卻絲毫沒這樣想，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一句緊跟一句激怒朱棣，朱棣說九族，他硬是平添一族，把無辜家族朋友同鄉給搭進去，其行爲不也是殘忍得令人髮指嗎?當然朱棣殘暴不可不令人憤恨。
明朝的錢士升在《皇明表忠記》中就指責方孝孺：“孝孺十族之誅，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於斷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顧。”方孝孺是最後一個死的。八百多人殺完，才輪到方孝孺。朱棣命人用刀剁方孝孺的嘴，把嘴巴割到耳朵處，方仍噴血痛斥。
方孝儒唯一慶幸的是，沒有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子女臨刑。史書說：“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他們自知躲不過，紛紛自殺了。
方孝儒被凌遲處死，其骨骸亦被拆散、揚棄，沒有人敢收。方孝孺的著作從此也被列爲禁書，永樂年間凡藏書者皆爲死罪。
方孝孺案，明仁宗時有所鬆動，詔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明神宗時才徹底平反，這已是一百多年之後的事情了。
方孝孺被朱棣用世界上最殘酷的死法殺死，幾百年來，後人對方孝孺的評價是極高的。明代著名戲劇家湯顯祖稱其“天地正氣”;黃宗羲說他是“有明諸儒之首”;胡適說他是“爲殉道之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則說他“骨鯁千秋”。
觀方孝孺一生，其可敬可嘆之處甚多，他爲提攜自己且言聽計從的建文皇帝殉死，個人寧死不屈、保全氣節的行爲固然令人感慨，但他爲何執意拿“十族”來激怒朱棣，把八百多姓方的、不姓方的，和方有血緣關係、沒血緣關係，甚至連面都沒見過的人全部株連，而且眉頭都不皺一下，面臨最慘絕人寰的場面，史載他“鎮定自若，不爲所動。”
今天讀來，他這種主觀上執意拉上衆多親朋好友爲自己殉葬，其頑固不化的鐵石心腸、迂腐精神、行爲能令人敬佩、感嘆嗎?我想每個讀者都會得出自已的臧否答案。
清初反儒最激烈的顏習齋對此曾痛切地說：“今天下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脆弱，爲武士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宋、明理學家重文輕武，從而給國家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爲上品矣。
方孝孺就是這樣的人，他開了一個壞頭，在他以後的有明一代，有許多大臣小吏爲了博得清名，在一些無關民生疾苦朝廷內外要事的小事上，故意激怒智商昏庸的皇上，重者殺頭，輕者脫光褲子梃杖，血肉淋漓，斯文掃地，但贏得了骨鯁之士的美名。皇帝和官僚集團經常處於冷戰狀態，朝政怠惰，中樞失靈，到了萬曆、崇禎朝時，內亂外患一齊爆發，有着近三百年的明王朝頃刻間土崩瓦解。
永樂初年，朱棣爲清除建文餘黨，對曾經反對他的人以及建文朝不肯與自己合作的大臣們進行瘋狂的報復，進行了一次血雨腥風大清洗，殘忍至極，發明了血腥的“瓜蔓抄”(因殘酷誅戮，妄引株連，如瓜蔓之伸延，故取其名)“誅十族”刑罰。其血腥殘酷恐怖氣氛至今讀來還讓人不寒而慄。
建文帝的主要謀士黃子澄和齊泰都被“族誅”。朱棣對抵抗最爲堅決的鐵鉉恨之入骨，命人割下了他的耳鼻，又砍碎他的身體。
更令人切齒的是，朱棣對朱元璋的發明的殘酷刑罰有過之而不及，他對這些建文朝忠臣有的施以剝皮，有的施以油炸，死得花樣別出而又痛苦萬狀。
即使如此，朱棣仍是難以消解心頭之恨，他還發明陰毒一招，就是將這些“奸惡”的妻子、女兒、姐姐、妹妹，總之一切女性親屬，包括五十六歲的老太太在內，一律罰做官妓。下令不許這些奸惡者的女眷坐在妓院裏當坐商，而是送到兵營去“轉營奸宿”，就是一個軍營接一個軍營地巡迴，以便能有儘量多的男人凌辱她們。
史料上記載：“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泰妹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聖旨：由他，不得到長大便是個淫賊材兒。”
“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女，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旋病故。教坊司安政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擡出門去，着狗吃了。欽此。”
朱棣的這兩個聖旨，其陰損令人膽寒：每夜令二十多條漢子奸宿一個家破人亡的苦命婦人，一旦死了，則擡去喂狗;才三歲的女孩子，就決定她長大了“便是個淫賊材兒”。
朱棣和方孝儒，一個創下了史上最慘絕人寰株連殺戮大案，一個創下了被“滅十族”也決不屈服駭人聽聞的行爲，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今讀這段史實，竊認爲還有兩個教訓值得警示後人：靠屠戳高壓來維持家天下的皇權觀必須徹底摒棄，極度愚忠觀不能在荼毒遺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