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存在40餘年(220-265)，曹操是曹魏政權的奠基者。他執掌東漢政權20餘年(196-220)，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作了一系列的改革，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些改革措施對曹魏政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曹操是位傑出的地主階級的思想家，魯迅則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個英雄”，可說評判有據。
曹操(155-220年)，安徽亳州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父曹嵩，是大太監曹騰的養子。東漢末年，豪族地主處於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他們大量兼併土地，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廣泛的滲透，以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而庶族地主卻不甘落後，也希望在封建地主政權中爭一席之位。因此在地主階級內部發生了爭權奪利的鬥爭。東漢政權瓦解之後，他們紛紛擁兵稱雄，在政治上採取分裂的政策，大搞封建割據，佔地爲王，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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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爲了恢復統一的政治局面，維護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和發展自己的勢力，非常重視吸收和選拔人才。在官吏的選任方面，糾正了漢代尚名背實、朋黨結交的選舉弊端，提倡“唯纔是舉”的政策，堅持“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方針。203年(建安8年)曹操在《論吏士行能令》中明確指出“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的選官准則。他爲了消滅北方最大的割據勢力袁紹，以成就霸王之業，曾寫信給荀彧，請他幫助推薦奇謀之士。當時荀彧知道郭嘉有奇才，便把郭嘉推薦給曹操。
郭嘉字奉孝，潁川郡人(今河南禹縣)，少年就有遠大志向。起初，他聽說袁紹禮賢下士，便北上去投奔袁紹，但經過觀察，知道袁紹不是真正的成大事者，便對袁紹的謀臣辛評、郭圖說：“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然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霸王之業，難矣!”於是，便離袁紹而去，經荀彧推薦而得見曹操。曹操與他談論統一天下之事說：“本初(袁紹)擁冀州之衆，青、並從之，地廣兵強，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郭嘉對曹、袁二人的賢愚早有分析定論，便胸有成竹的答道：
“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擒。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行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宣，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
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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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分析曹、袁兩家優劣長短，曹操有十勝之論可謂入木三分，真不愧爲當世之奇才，曹操聽後非常高興的說：“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郭嘉看到曹操那麼誠心的聽取他的分析，也深服曹操的英明，願意幫助他打天下。兩人長談後，郭嘉自言自語的說曹操：“真吾主頁!”於是，曹操表奏郭嘉爲司空軍祭酒。從此，曹操對郭嘉非常器重，凡郭嘉所謀劃的策略，無不言聽計從。建安2年(197年)袁紹佔據河北，呂布佔據徐州一帶，形成互相聲援之勢。袁紹爲了擴大自己的地盤，想將冀州的公孫瓚消滅，使率領大軍北上，進攻公孫瓚。這時，郭嘉對曹操說：“袁紹率軍北上進攻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不先取呂布，一旦袁紹來攻我軍，呂布就會援助袁紹，此深爲我軍之害。”曹操採納了郭嘉的建議，於建安3年(198年)九月親率大軍，“徵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曹操)欲引軍還，嘉說太祖急攻之，遂擒布。”從而取得了“南控虎牢之險，北倚太行之固”的有利形勢。
“孫策轉鬥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並江東，所誅皆英雄豪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孫策臨江未濟，果然被許貢門客所殺。
後來爲消滅袁紹的殘餘勢力及袁尚和三郡烏丸，郭嘉又隨着曹操踏上北伐的征途。“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連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鬥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征荊州，若徵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及南征。軍至酉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爲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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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徵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猝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四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懼應，以生蹋頓之心，成窺見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纔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取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易。’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及兄袁熙走遼東。
郭嘉向曹操提出了用輕騎襲擊烏丸的建議，得到曹操的贊成，一舉完成了統一北方的大業。但是，由於戎馬倥傯、積勞成疾病死在北伐班師的路上，年僅38歲。曹操親臨致祭，不勝悲痛，他撫摸着郭嘉的靈柩痛哭道：“奉孝之死，是天亡吾也!”又對荀彧等人說：“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盡，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後曹操在赤壁之戰大敗，嘆曰：“若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爲了表彰郭嘉的功勞，曹操特上表漢獻帝，爲郭嘉追加封爵。
曹操用人政策的最可貴之處，是相信“天地間，人爲貴”的哲理。他對人才求賢若渴，在其創作的《短歌行》中，他所抒發的“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輔，天下歸心”的思想就是他求賢思想感情的流露。在征討敵對勢力的戰爭中，曹操深刻的認識到賢能之士對統一大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建安15年《210年》春，曹操正式頒佈《求賢令》，其中說：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償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辛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不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醜陋，唯纔是舉，吾得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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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極端輕視儒家所提倡的那套倫理道德。他認爲既要求得賢才，就不能像東漢那樣講究什麼孝、廉、仁、義。追求什麼行爲端正。他在建安19年12月所下的詔令就這樣說：“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曹操的用人標準很明確，他所追求的是有“高才異質，或堪爲將相”的人，對於那些“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甚至於“不仁不孝”的人，只要他們有“治國用兵之術”，便可不計德行，予以舉用。他認爲官吏只要“忠能勤事，心如鐵石”，便可稱爲“國之良吏”。
既然重視才學，就不能講究出身履歷，《魏書》稱讚曹操“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撥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這證明了曹操的用人原則，不僅口頭說了，而且實際做了。曹操如此堅持不拘一格舉任賢才，是爲了改變東漢以來大族名士主持鄉間評議，控制選舉局面。曹操的唯纔是舉的選官方針，對以後的魏晉政權的統一，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
